如水：流散時代的香港文化

序
 
流散社群能為香港文化做甚麼？
作者：卡卡
 
今期《如水》談「香港文化」。按道理這個題目已講到口水乾，雖說文化總是不斷變化，每日都有新話題可講，可有沒有必要用一整期超過一百五十頁的季刊，去講這個實在不算新的話題？你可能會這樣問。
 
有。這是我的答案。因為《如水》是流散港人的雜誌，而「流散時代的香港文化」，絕對是必須談論卻鮮有觸及的話題。
 
必須談論，因為我們看見許多新現象。論電影，英、美、澳、加，多部本土作品巡迴上映，叫好叫座，部分城市如倫敦甚至出現搶飛潮。論音樂，「鏡粉」活動範圍打從一開始就已不限本土，一群加拿大姜糖還以偶像之名跑去拉飛機（一部波音 757）為慈善機構籌款。為了食好味嘅半肥瘦叉燒，海外港人學會用彎曲的鐵衣架吊起豬肉放入西方廚房必備的焗爐。當然還有仍然好賣的文宣紀念品，和那些寫有「香港」或「加油」的襟章布章鎖匙扣。這些都是文化，而且是一種移民潮後頗為嶄新的現象。
 
我們可以怎樣談論它？自香港民族論興起以來已愈來愈為港人熟悉的 Benedict Anderson 會說，世界各地的流散香港人就是以這些文化事物，來想像自己是個共同體。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我不打算從這裡開始。
 
我想逆向聊聊，想像的共同體怎樣影響我們看待文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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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今期冬甩撰寫的報道文章《給牆內的人寫一封信﹕香港流行文化於寫信師與筆友間》窺見這種現象。文章訪問了三位身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寫信師」。他們談到自己寫信的動機和內容。由於政治話題會被攔截，所以很多人寫的不是音樂就是電影——文化產物。作者精緻地將歌詞入文，讓人讀出只有熟悉廣東歌的港人才會明白的情懷，不過令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卻是，當許多人以為「寫信」這種行為是單向地幫助牆內人解憂解悶，文章提到寫信師自己，其實也在過程中得到療癒。
 
名叫「版主」的寫信師說﹕
 
「寫信是少數海外實際可以做的事，令我同香港繼續保持連繁，不會對香港有太離地的感覺。這些情感上的連繫很重要。我希望透過書信、文字與筆友保持溝通，分享不同想法，令他們知道我沒有放下他們，這些東西，也令我鞏固香港人的身分。」
 
另一名寫信師「大眼仔」亦指﹕
 
「在海外有空時，我會想繼續做一些為香港的事，寫信令我有仍然同香港人聯繫的感覺。. . . 除咗寫信，可以為香港做的不多，如果唔寫，就會覺得自己口講話好關心香港，但無實質去做什麼，會有一份內疚感，好過意唔去。」
 
上述兩段話反映了許多海外港人共通的心靈需求﹕繼續與香港保持聯繫、繼續強調自己的香港人身分。
 
這種需求之大，足夠推動電影市場。黃浩然的《緣路山旮旯》、陳詠燊的《飯戲攻心》，都在流散港人聚居的國家、城市接連放映，也就別說那許許多多的抗爭紀錄片，《憂鬱之島》、《時代革命》、《因為愛所以革命》……白瞄文章《移民潮下，港片會有海外生機嗎？》談到這一波（海外的）本土電影熱潮時，將之拿來與五、六十年代比較，指出當時《梁山伯與祝英台》、《貂蟬》、《紅樓夢》等邵氏電影以「文化中國」作招徠，「不只在香港成功，台灣也有大量觀眾，海外（東南亞、歐洲、北美等地）離散華人社群也甘之如飴」。箇中原因如下﹕
 
由於戰爭、各種的社會動盪和其他經濟原因，自上上世紀末至上世紀初，不少人從中國大陸出走到世界各地生活，有些人落地生根，但也有些人懷想故國，於是乎對有「中國味」的出品趨之若鶩，造就了邵氏（以及總體的香港電影）之海外市場，而這海外市場，一直支撐着邵氏至八十年代中為止。
 
白瞄說得對，懷想故國無疑是這些電影有市場的原因之一。不過我還推敲有另一理由﹕上世紀中沒有互聯網、華人相對教育程度亦較低。以英國為例，許多移民不諳英語，加上一心抱著日做夜做光宗耀祖的心態，生活圈子可謂自成一角，鮮有與當地社群交流。他們不會接觸當地媒體，不會去當地超級市場購物，不會去西餐廳起飯，甚至連剪髮，都是幫襯「自己人」。如今成為旅遊景點的唐人街便是由此誕生。在這意義下，港產片和港產劇集（曾幾何時租 TVB 錄影帶是海外華人社群重要一環）某程度上是他們的唯一娛樂，畢竟沒有 Netflix 給他們看 The Crown 配中文字幕。
 
而現在，卻是一個不只有 Netflix 還有 Youtube 和一切來自世界各地的娛樂的年代。不怕無嘢睇，只怕無時間睇。於是搶飛看《緣路山旮旯》的理由，便不在無選擇，而是一種刻意選擇。
 
如果你問這批香港影迷，已經離開香港為甚麼還「餓」港戲，他們的回應總少不了這些表述﹕「因為我係香港人」、「因為我想支持香港」、「因為我好掛住香港」。他們買票的原因，其實與寫信師寫信是一樣的，那還是保留香港人身分，維繫與香港的連結。
 
海外的香港人，縱然離開港九新界，仍冀望透過消費香港文化產物，與本土香港人分享同一種經驗、同一個話題。
 
這或許正是吊詭的地方。《如水》編輯部今期特別製作的 infographic《本土與海外港人如何看 Mirror？》，大概能幫助我們思考這一點。編輯部在《如水》社交媒體發帖，邀請讀者就 Mirror 隨想五個關鍵字，結果發現報稱身在海外的港人與身在香港的港人，提出的關鍵字有頗大差異。其中可圈可點的是，海外港人會更加聯想到「香港」，而本土港人則明顯較少。是次調查只是《如水》以有限資源進行，嚴謹度與學術研究難以比擬，但仍能讓我們猜想，會否正是海外港人想要連結香港的冀望，令他們無論看甚麼聽甚麼，也會用一種「香港呀香港呀」的眼光，因而變得與本土香港人的觀點角度不同？
 
愈抱持「想與香港同步」的心態看事物，就愈無法與香港同步，因為本土香港人看事物，是不會想與香港同步的，他們已經在香港了。
 
這是否意味一種近乎宿命性的悲哀？好似主理今期《如水》大舞台的藝術家梁洛熙言，就算每天回溯一些「原相片」，記憶、時間和感受也好像無法避免隨著日子變得模糊，「人們自主奮力守護記憶，卻無暇察覺不由自主地流失在定格之外的種種」。這話簡直可以做為奇奇文章《譚仔米線——遊子的語言與鄉愁》的總結。這位居台作者想念譚仔，打開 YouTube 學煮譚仔，「逛了附近兩家連鎖超市都找不到淡奶」，結果換成牛奶卻「又擔心奶味太濃會毀掉整鍋湯底，因此僅加了一湯匙左右」，花約一個半小時最終只換來「米線色澤與我記憶中譚仔酸辣米線相差甚遠」，味道雖也不是全然不像但終究只「有七八成相似」。
 
「邀台灣室友一同品嚐。她說，酸辣重口，好吃。我笑言：『你吃的是我的鄉愁。』她愣了愣，大概不懂我在說什麼，便自顧自地一口接一口吃完整碗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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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海外與本土港人可能無可避免愈走愈遠的，還有今期投稿的讀者雨果。不過較之於哀愁，他的觀點要積極得多﹕
 
「至於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基於沒有來自政權的壓力，可以完整地保留他們記憶當中的香港文化，但是時間過得越久，本土與海外的時間差就越會顯露。故此，海外或許會成為香港文化的時間囊，可以留住某個時刻的香港文化。然而，海外港人同時面對所處地域文化與香港文化的對照，對比之下更能認清香港文化的本質與特徵。是故『本土的妥協與隱語』、『海外的保存與對照』可以並行發展，同時盡可能體諒與認知彼此的狀態。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他者，筆者相信將會是對抗『中國立場的維穩詮釋』的良方。」
 
這種想法有趣之處在於，當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留＝靜」、「走＝動」，雨果卻反過來提議「走」的人是某個時間點的香港文化保存者，而「留」的人反而對應著不斷變動的香港文化。這種觀點睿智地抓住了海外港人仍然堅守某個（2019 年定義的）香港的執著，卻同時也令反映了海外港人面對香港文化時可能出現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執著可能帶來的停濟不前。
 
文化者，紋理的變化。不變化就是「食古不化」。我不是無限擁抱多元差異、否定捍衛固有原則的原教旨左翼人士（即左膠），但也認同沿地踏步的文化無法成長。而講到變化，「海外」這兩個字特別重要，對香港而言尤是。在茵蔯的《香港音樂與電影小史﹕從誕生、蓬勃到今天》，我們就可以從香港曾經紅遍國際的音樂和電影看到文化上的「外國勢力」如何「干預」香港。
 

「. . . 顧家煇 . . . 獲邵逸夫及方逸華資助到美國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留學，有機會系統地學習傳統樂理知識，亦是該校首位華人學生。. . . 顧家煇的曲活用粵曲小調，配以簽名式細密連綿的管弦樂，成功為各種探討香港新舊文化衝擊的故事，或重塑華南傳統價值的劇集，注入現代化的演繹。」
 
「可是在踏進八九十年代紅遍亞洲的豐盛期以先，粵語流行曲在七十年代遇上更大震撼——來自東瀛的流行文化。. . . 香港的電視台就引入「人衫俱靚」、製作精美的日劇，比如大受歡迎的勵志片《青春火花》（以排球為主題）、《綠水英雌》（以游泳競技為主題），還有連杜琪峯都深受影響的《柔道龍虎榜》（竹脇無我主演）。. . . 」
 
「八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樂壇另一現象，就是對來自鄰近地區的歌手兼收並蓄。葉蒨文本來一九七九年於台灣出道，一九八三年開始在港發展，雖然廣東話不算流利，但仍以細膩的歌聲贏得一席之地。同樣來自台灣的有唱作人羅大佑，他一九八六年離台到香港闖蕩時已經成名，為商業掛帥的樂壇帶來關注政治的聲音，當中以他包辦曲詞的國語版〈東方之珠〉（1991）和林夕填詞的〈皇后大道東〉（1991）為代表作。」
 
如果我們今日鍾愛的香港文化，本來就源於吸納各家所長，而今那麼多香港人身在海外，想像香港文化時卻反過來只往內望，甚至如雨果所言，以保存、守護（保守）的態度看待，這會不會有點浪費？
 
流散社群能為香港文化所做的，難道真的只有沿地踏步？
 
已經有愈來愈多流散香港文化工作者思考這個問題。我請大家一讀 Weiwei@DDDDDHK 今期文章《Rebrand 香港民主女神﹕如何讓女神「走下去」？》。Weiwei 是一名居於日本的專業香港設計師，文章主要記錄他如何為香港人抗爭重要 icon 之一的「香港民主女神像」進行 rebrand 工作。
 
本來站起來「撐住」的民主女神像，開始「向前行」。
 
「. . . 從站立到行走，也蘊含起義到行進的象徵意義，亦以行動性去幫民女解放雕像的靜態，同時流動的形象也呼應著流散港人的狀態。. . . 走下去——這就是我們對民女 rebranding 的答案，也是我們希望向後抗爭時代港人傳達的訊息。」
 
至於「向前行」具體而言即是做甚麼，答案可以有許多。首先，我認為有一點應可說是香港人（無論本土或海外）共識，那就是拒絕止於「賣慘」。誠如 Weiwei 所言﹕「面向國際，我們也不要再賣慘了。要從爭取同情與支持，變成認同和真心的喜歡」。本期受邀書寫的兩位文學人大概也有類似想法。
 
沐羽的《寫好香港故事》提到這點﹕
 
「. . . 在二零一九年以後，香港作家在台灣投文學獎的作品內容開始大幅轉向了書寫抗爭。當然，抗爭是寫作時無法繞開的事件（Event），它有創傷的意涵，導致在此以前及以後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傾向與抗爭綑綁在一起思考，好似過往一切事情都終結於抗爭，而日後所有事情都自它出發。而這也直接導致了一件事情：抗爭文學太多，但質素卻不一定高，更有種拿我城創傷去投他國文學獎來換取價值的意味在。」
 
而鄧小樺在《已經是秋天了，讓我們再遊牧》，亦提到「I don’t want to be a victim, I want to be a fighter」。So how to be a fighter？鄧就談及將會在台灣主理新出版社「二〇四六」，「開創期是希望以香港不能出版、在台灣以至海外的香港人之虛構創作為主打」。她直言，文藝創作不易賣，但二零一九年後的香港作品，也確實有它的市場——不是因為賣慘，而是一些作家，確實漸漸能夠把二零一九年以來香港發生的事，漸漸轉化為更加寬廣、對不熟悉香港的讀者都有意義的作品。例如（前文提及的）沐羽和另一作家梁莉姿的﹕
 
「它們（兩人的作品）都是以相當文藝的方式寫就，但它們本身的小說語言都帶一點港式風格，不止是在文中使用粵語這麼簡單，而是整體語言風格的輕捷直接（同時又有作者自家風格），與台灣本來的文藝小說語言有相當差別，可以讓非純文學圈的讀者進入。有不止一位台灣出版業的前輩高層向我表示，這些小說和台灣現在的小說都不一樣，它們可能會為台灣的小說書寫帶來良性的衝擊。」
 
也有一些文化工作者「向前行」的方式，是考慮如何把香港帶給更多外國觀眾。如日巷在《「點解仲要講香港？」　在英香港文化人的掙扎與困境》記載三名在英文化工作者如何稍微扭一下講述香港故事﹕
 
「所以 Carrie 指，要讓英國觀眾重新留意香港，『需要一個契機』。她便說起自己的作品 before s/he disappears。在這件作品，Carrie 於展覽場地擺設兩個螢幕，分別投影出香港及倫敦的影像，一對已分手的男女分別講述自己的心境，觀眾在聆聽後可以投票選擇想繼續聽誰的故事。『這件作品背後所強調的是二人為甚麼會分手，其實就係因為二零一九年。我希望話畀觀眾知依家是香港一個世紀最大的移民潮。好多屋企人因此而分隔兩地，導致不少關係破裂。』Carrie 希望以情感作為出發點，讓本地的觀眾能理解到港人正在經歷的事。」
 
「『我們試過用好多唔同方法去同（英國）本地人講香港的故事，最初係好直接咁講，但原來對方係提唔起興趣。所以我開始轉方法，就係用返佢哋的故事令佢哋明白。』他曾經與一位威爾斯的朋友解釋香港的事，但朋友卻不太理解並以 Hong Kong Chinese 稱呼他，Calvin 見狀便開玩笑說：『咁我可唔可以話 Welsh 係 English？』以此作為例子，『佢就明白當中差別』。」
 
另一篇文章，則提到香港巴膠移民英國後，如何繼續他們的興趣，「經歷香港所沒有的巴士體驗」。
 
「『在英國，官方及民間對保育巴士都比較開放。例如會容許舊巴士在周末重新在原有路線行駛，讓市民上車感受，這才是最好的活化。』」
 
如果「巴膠」的故事不夠傳奇，也許你還可以看看阿域自述《由屋村仔到英軍樂手》，談他來到英國後，如何加入英軍成為樂手，又如何反思香港。
 
「在軍樂隊中不乏頂尖樂手。別說是工作上的合作，就算是和他們平時閒談，說起嚴肅的音樂話題，也使我大有裨益。我也終於明白自己的瓶頸在哪。如果困在一個城市，就算練得多好，終究是閉門造車。大家都愛到外國進修，不單單是為了一紙証書，更多是啟發和靈感。」
 
「香港最後一年時，年輕人承受的欺壓都揪著我的心，使我深深體會到一介文人在亂世之中是何等無能為力。那時我就很想令自己變強，去保護弱小。」
 
「變強的結果是美好的，過程卻是無比痛苦。通過殘酷的訓練，我終於理解到，自己的弱小不在於身體，而是意志力。」
 
「也是為何當我在通過軍訓正式回歸樂手後，多了一份榮耀感。這是我在當軍樂手和平民樂手時的最大分別。」
 
「以前，我的音樂只是在表達自己，而現在，我是代表著軍團、國家，必須腰板挺直、無比自豪地演奏。」
 
此外還有四手聯彈，由四位插畫家瑪珂、日巷、Justin Wong 和 vawongsir，自行擬定一個主題來畫。他們選了香港的街道。不在香港的人卻偏偏選香港來畫？果然，結果沒有令人失望，因為四人畫的都不僅僅是原樣的香港街道，更是他們站在海外，有意無意消化自己身在外經驗後所看到的香港。
 
誰知道五十年後、一百年後，史家回望二零二零年代的香港文化發展，這些海外港人帶來的新觀點會否成為一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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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聊聊「向前行」的心理條件。
 
其一是信心。香港人要對自己的出品有信心。今期《如水》有來自香港的第一手報道，由艾雲記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現場，特別是有關於 Mirror 的內容。這個研討會今年已是第十屆，於恒生大學舉行。根據艾雲記錄，談論 Mirror 時大部分內容都與香港本土脈絡相關。與會者詳細分析了幾個關鍵問題，如「點解 MIRROR 咁紅」、追星其實是追甚麼、「鏡粉」與創傷後香港的關係等。文章深入淺出，就算沒有聽過 Mirror 作品的人，都會理解 Mirror 這個香港「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