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政治與本土起義
內容簡介
目錄
總序 黃慧負、蔡寶瓊 i
作者簡介 xvii
一、性∕別運動、研究與教育
1 導讀 蔡寶瓊 002
1.1 （性）騷擾與文明現代性 甯應斌 005
1.2 從“直人撐同志”探索性∕別運動的轉化式身分政治 黃結梅 019
1.3 珠三角製造業女工的勞動故事：當下處境與出路 女工關懷 031
1.4 “現身”説教：反思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的性∕別教學經驗 金曄路、鄧芝珊 044
1.5 香港性別平等教育狀況考察 蔡寶瓊 055
二、性∕別主體的建立
2 導讀 黃慧貞 072
2.1 婦女主體的思索：宗教、家性敍事 黃慧貞 075
2.2 婦女與可持續和平：山西婦女生態農耕轉型中的知識生產硏究 陳順馨 089 2.3 男性問題的性別思考：三個男人的故事 陳錦華、梁麗清 103
2.4 灣仔社區建設的性別意涵 金佩瑋 116
三、 身體政治與性∕別再現
3 導讀 江紹祺 130
3.1 性慾“靚模”：後女性主義的女體情慾建構？ 梁展慶、章力行 137
3.2 完善、融合與變身：中國女性美容整形動機探析 柯倩婷 150
3.3 流行文化、性∕別想像及酷兒空間：歌迷眼中的何韻詩 李卓賢 162
3.4 台灣男同志的消費展演、部署與抵制：以“曹格現象”作為一個批判性的個案研究 林純德 181
3.5 步行於日與夜：《達洛威夫人》、《夜森林》、《天水圍的日與夜》中的“女性”方浩然 196
3.6 非母語寫作與生成女人：論李智良的“陰性書寫” 張歷君 211
四、身體、情慾、基督
4 導讀 胡露茜 226
4.1 酷兒身體經驗的創造與重生 黃美鳳 230
4.2 酷兒基督論：基督與基督徒的性∕別解放 林茂國 241
4.3 女同志牧師出櫃的信仰告白：情慾作為一種靈性力量 卜莎崙、胡露茜 249
五、本土起義：香港性∕別運動
5 導讀 羅懿明、蔡泳詩、蔡寶瓊、黃慧貞 268
5.1 對抗性騷擾：從個案介入到制度轉變 新婦女協進會 272
5.2 香港的性教育如何配合青少年的性早熟需要 香港性教育會 277
5.3 內地來港從事性工作的女性“性-慾”的流動 紫藤 282
5.4 街頭性工作者與社區關係調查報告 青鳥 288
5.5 援助交際在香港 青躍-青少女發展網絡 292
5.6 反性暴力運動策略的解構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295
5.7 香港之跨性別運動前瞻及與社會間之相互關係 香港跨性別資源中心 300
5.8 中國大陸同性戀形式婚姻初探 上海女愛小組 303
5.9 北京女同（雙）性戀社區、組織與同志運動發展 北京同語 307
5.10 開拓同志友善空間：一間主流社會服務機構的嘗試 香港小童群益會性向無限計劃 313
5.11 宗教霸權下之同志運動經驗 香港女同盟會 319
5.12 基督教關係觀再思 基恩之家 322
5.13 性別公義在教會：倡議與實踐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 326
5.14 從女性主義神學角度看性工作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329
5.15 把聖經搶回來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332
試閱
導讀 蔡寶瓊
隨着所謂“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會的推展，女性主義硏究（feminist studies）與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漸漸在世界各地大學出現。由於兩者皆植根於社會運動，但又要在學院制度中尋找並建立其生存空間，故此它們都具有兩個不同的面向：一個是社會運動的，針對某些羣體（如性工作者、跨性別者等）的壓抑，而以爭取社會公義為主要驅動力；另一個是學術的，以性別為分析角度入手，以期對社會現象有更豐富和細緻的理解。當然，在運動和研究的實踐中，兩者其實往往是互相交錯和互相依存的。因此，我們見到學院中性別或女性主義硏究的學者，除了個別從事純粹的學術活動外，其餘的或多或少都會參與相關的社會運動。與此同時，社會運動既受惠於理論分析，其實踐與變化也會引發理論的檢討和發展。
本部分收錄了五篇文章，在社會運動實踐和理論構築兩者之間各佔不同的位置。甯應斌〈（性）騷擾與現代性〉一文，是本部分最接近理論演繹而較少現象觀察及整理之作。作者嘗試糾正“主流女性主義”（包括“激進－文化女性主義”，但從行文看來，似乎是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分析性騷擾問題上的偏頗，指出它過分強調性別的壓抑而忽略“騒擾”這概念。作者更進一步把“騷擾”概念的冒升，連繫到現代社會獨有的人際互動模式：在講求“自我的領域”（territories）和文明的不注意（civil inattention）的現代社會秩序中，男性對女性的凝視其實並非一定是性騷擾，而可以是騷擾（或不禮貌）而已。作者再進一步帶出“性騷擾”指控背後可能存在的階級因素，提到男性騷擾者“往往不是上層階級年輕英俊等等，而是經常被歧視或不屑目光的貶低者”，而這凝視的舉動帶有複雜的心理因素，其中包括階級仇恨。作者在文末呼龥我們“必須考慮到性別因素以外的權力關係與社會公義，而不是單向地思考如何利用國家法律與道德教化來壓抑性騷擾的言行”。甯文提醒我們要從一個更宏觀的視角，去重新思考一個我們以為是明白不過的問題（性騷擾）。
另一方面，這種思考也許可以配合真實的性騷擾（不論是異性或同性騷擾）個案資料，以及其發生的不同處境、雙方的權力關係等等的分析，以期有更深入和在地（grounded）的討論。這點我認為是甯文所缺的。當然，在擴闊我們的思考範圍這點上，甯文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
與甯文側重理論討論大異其趣的，是〈從“直人撐同志”探索性∕別運動的轉化式身分政治〉與〈珠三角製造業女工的勞動故事：當下處境與出路〉兩篇文章。兩篇文章都刻意把社運與理論結合，使二者產生互補的作用。黃結梅的文章敍述2008年香港的“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圈中人稱“自治八樓”），如何由反思身分政治的陷阱（即“抹殺差異、排除他者”的危險）開始，設計一個名為“直人撐同志－無分攣直”的運動，雖標示“直人”與“同志”兩個不同的羣體，卻強調兩者其實是虚擬和含糊的，而情慾卻是流動的，不可用“同”或“異”去清楚二分，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探索和開拓自己以為是既定的情慾，而這運動也就巧妙地把“恐同”從本來只屬性小眾的問題，推展到每一個人的反省層次。這個運動規模雖小，而且事實上產生的社會效果也許不大，但黃結梅卻指出它在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的深遠作用，就是超越關懷弱勢社羣策略性的運動，發展出更深層的“轉化式身分政治”（transformative identity politics）。在理論層面上，這個運動豐富了身分政治的思考，也為婦運與同運的連線提出新的基礎。
女工關懷的〈珠三角製造業女工的勞動故事：當下處境與出路〉，其細緻的觀察和分析，清晰地呈現理論對社會運動的貢獻。作者先將製造業女工的宏觀處境作一個分析，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保障的退卻，如何使女性陷於父權、資本與國家“三座大山”所編織的新式羅網中。再者，作者也注意到女工微弱卻又可以發展的反抗嘗試，在既有實踐經驗、復有理論思考之下，把運動從設立“性別友善”的女工服務中心開始，以此為基地，建立一個女工的支援網絡，同時做一些倡導性別議題的大型活動，但又不忘記運動的階級和國家權力面向。
相對於討論“直人撐同志”和“珠三角製造業女工”這兩篇文章，金曄路和鄧芝珊合著的作品──〈“現身”説教：反思香港、台灣及中國大陸的性∕別教學經驗〉──就從社會運動回到個人的教學情景。當然，婦運本來就強調“個人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這個視角，所以兩位作者比較兩人作為女性主義者和酷兒教育者，分別在港、台和中國大陸的教學經驗，以此描繪在個人生活上，實踐女性主義的種種考驗和進退。她們一方面明白到教授性與性別課程中“身體力行”的重要，但另一方面，三地對“女性主義”和“酷兒”的理解和態度各有不同，尤其對兩者的友善程度不同，因而兩人需要作出“因地制宜”的定位和取態；當然，兩人也因應個人狀況而作出不同的表現。回到制度的層次，女性主義和酷兒教育者在三地都要面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威脅。用兩人的話説，“在一個鼓勵競爭、提倡量化的效益和生產力的院校環境，教師、學者要去挑戰任何權威的或‘正統的’性與性別規範、習俗、等級關係，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不過，也正正由於這種邊緣的存在情景，使得教育者時刻醒覺到教育和硏究應有的“踰越”性質及由此衍生的貢獻。蔡寶瓊的〈香港性別平等教育狀況考察〉一文，把多年來香港性別平等教育（簡稱“性平教育”）的發展，放在婦女運動和宏觀政治、社會脈絡中檢視。社會運動能豐富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理論的發展，同樣地，香港的性平教育得以萌芽，必須歸功於多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中尤以婦運有最直接的影響。不過，在1997年政權“回歸”後，由上而下的威權式教育政策改革，再加上特區政府持續地推行服膺國家政權的愛國教育，使性別平等教育以及一切相關的人權、公義及平等教育寸步難行。由此可見，平等教育（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展，與社會的民主運動是息息相關的。
如本文一開始所説，社會運動與學術硏究有着互相依存的關係，而兩者成效的多少，最終都見於整個社會對性態和性別的思考層次是否有所提高，否則無論運動或學術研究都只會變成自説自話。
要提高在性∕別方面的思考，各方面──包括媒體和學校制度的教育投入，就必不可少。説到底，爭取和開拓性∕別教育空間本身就是社會運動（包括民主運動）的一條重要戰線。（性）騷擾與文明現代性1 甯應斌
對於“性騷擾”，過去女性主義已着墨甚多，在許多國家也完成了相關立法；但是對於主流性騷擾話語論述與性別立法，有些學者也提出較不簡化的看法（如LeMoncheck & Hajdin, 1997）。本人對此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見（甯應斌，1999b），主張性騷擾應該聯繫到現代性的社會歷史與理論脈絡（甯應斌，1999a）。本文將繼續這個“性騷擾與現代性”關連的闡釋，主張“性騷擾”其實仰賴着“騷擾”這一概念，後者乃源自公民－市民（civic-civil）的人際關係和權利（身體、財產與隱私），性－騷擾的核心是對自我與隱私（包括身體、財產）的一種違犯，是（西方）現代性的建構；其社會脈絡則是“現代城市生活中陌生人‘文明的’共處”，是文明化進程在特定階段的產物。換言之，在一個沒有“騷擾”觀念的傳統社會中，2就不可能有“性騷擾”觀念。
“騷擾”觀念起初並不包含“性騷擾”，因為“騷擾”觀念所預設的現代自我（現代“個人”：擁有個人財產、身體與鄰近空間、自主人格等），原本是男性的，婦女既沒有獨立人格，也不被當作城市市民。如今當我們重新聯繫起“騷擾”與“性騷擾”，便意味着將性騷擾放到公民政治的範疇內，而不只是性別與性政治的範疇。
在主流女性主義話語中，性騷擾只被歸屬於性別政治的範疇，即，性騷擾就是性別壓迫與歧視。而且性騒擾的社會脈絡似乎就只是“性別”脈絡，也就是“婦女進入工作場所與公共領域”這個現代性社會脈絡。女性主義者對“性別”着墨甚多，顯示性騷擾有礙婦女就業及進入公共空間等等。不過，我認為女性主義忽視了“性別”這個社會脈絡中的其他動力，“性別”並不是孤立的，還有另外兩個同樣重要、彼此相關、同時構成性騷擾的社會脈絡，即“性”與“騷擾”。
1.本文原屬於《性騷擾與現代性》這個寫作計劃的一部分，計劃初稿曾於2000年發表。後來這個寫作計劃擱置了約十年，2010年起我又積極改寫與發展擴充，並分別在台南與香港發表部分內容。目前這個版本是我2011年在香港發表之論文的一部分。
2.在這樣的社會中也往往缺乏現代的“公共性”，特別是兩性沒有公開社交（男女授受不親）：此時男女的性互動（必然意味着女性貞潔的喪失與污名），不是被當作“苟且”就是被當作“玷污－污辱”，不存在性騷擾的空間。中國大陸過去有所謂“耍流氓”的語詞和觀念，這個觀念指涉的範圍可能包括強姦到輕微性騷擾等不同程度，但是有趣的是這個名詞只是描述男方加害者的主動作為（耍流氓），而不是描述女方受害者的狀況，後者等於沒有直接命名，因為那是污名（貞潔玷污），必須隱諱。“耍流氓”還有待高明的更多分析，此處不論。性騷擾去性化
即使從字面上看，性騷擾也有兩個重要的構成部分──“性”與“騷擾”。但是為甚麼主流女性主義會忽視這兩者呢？我認為這和主流女性主義的“（性別）化約主義”思考有關。第二波女性主義興起時，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維模式影響，強調批判思考不可停留在“明顯”的表象並為其所惑，而應該穿透現象層次去認識社會結構或隱藏的因果關係，因而在很多方面都複製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化約主義”而形成一種“性別化約主義”。女性主義，特別是“激進－文化女性主義”（Radical-Cultural Feminists），就是在此觀點中將“性”完全化約為“性別壓迫”。這個思維模式又被女性主義本身的“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所強化，因為“身分政治”形成了一種性別的本質主義與“民族主義”。3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性騷擾的“性”與“騷擾”都被化約為“性別歧視與壓迫”。
如果説主流女性主義在“性騷擾”中看不到作為一個自主領域、獨立於性別範疇的“性”，那為甚麼也看不到“騷擾”本身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獨立於性別的自主議題呢？主流女性主義把“性騷擾”等同於“性別歧視與壓迫”而且沒有單獨討論“性騷擾”中的“騷擾”，顯然是在（可能不自覺的）理論操作上，將“騷擾”也化約為“性別歧視與壓迫”。由於有關“騷擾”這個主題在過去幾乎沒有被主題化（thematized）與理論化，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等也很少提及，故而女性主義理論，可能也未曾對這個主題進行反思。
本文企圖所作的貢獻是將“騷擾”予以理論化，是放在“性騷擾”脈絡下對於“騷擾的現代性”的闡釋。至於“性騷擾”則被視為一種現代社會的性建構。在甯應斌（1999b）中，筆者顯示了這個“性騷擾的建構論”有別於本質論，因為它強調：沒有特定言行必然構成“性騷擾”。同時，有別於主觀心理判準論，建構論認為性騷擾的判準，應朝向現代人際關係的其他“騷擾”判準；這就是性騷擾的去性化（desexualization），也就是：性騷擾的建構朝向“騷擾”而非“性∕別”脈絡的建構。本文則繼續顯示，性騷擾的去性化之另一個意義是：男女人際互動無異於現代一般的人際互動，而這才能使女性在公共領域中得到真正自由。同時，性的開放將有助於性騷擾的去性化、去性別化，因為性開放使性難以成為一個性別壓迫工具。以此來看，現有性騷擾的主流論述卻有着緊縮性開放的效果。
3.Adam（1995: 100-101）認為社會運動經常搖擺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融合主義”（integrationist）的立場，前者強調“分離、排他”，後者則是“整合、包容”。女性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各類民族主義一樣，創造出一個超歷史的女性神話，也就是性別二元對立的世界觀。這種民族主義的女性主義，有別於早期女性主義要消滅性別的主張，反而強調兩性的生物差異以及頌揚女人的母性、和平、非競爭等文化價值，這就是“文化女性主義”的主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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