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界與游移：跨文史視野中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

導論

林姵吟／梅家玲
 
明清以來，中外交流即日益頻繁；鴉片、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臺灣與異文化的往來對話，更因為民族意識的介入、教育啟蒙思想的蔚興、帝國與殖民的權力運作，衍生出許多駁雜面向。此後，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45）與國共內戰，造成民眾在二十世紀中葉大規模的流離遷徙，中國與臺灣的走向，亦在兩岸分隔之後，各有參差。而本書，便是試圖經由「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角度切入，剖析其間多元駁雜的歷史文化進程。
 
「文化傳譯」來自不同文化體系間的交會與交鋒，帶來的不只是對於異文化的翻譯傳播，也是不斷游移的邊界想像，是文字、文本與文化的持續辯證。它可以落實為生活實踐，更可以進入文學書寫與知識體系，隨著教育制度、出版傳媒與各式網絡流通，進行典範與制度的轉移，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以及族群社會認同的轉折變化。要言之，將包括以下幾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一、 翻譯與傳播：包含語言、觀念與經典等不同性質與脈絡的知識生產與轉型個案研究；
 
二、 典範與制度：包含知識類型（宗教、醫學、歷史、文學、音樂）及組織制度（大學社群、調查機構、雜誌團體）的比較研究；
 
三、 網絡與流動：包含人物群體、知識體系、文本、文化場域等有形與無形層面與動態的文化研究；
 
四、（ 多）中心與邊陲：包含東亞（近現代中國及日本）及其周邊（韓國、臺灣、琉球／沖繩、中國邊疆）的跨國空間架構；
 
五、 論述與想像：包含帝國與殖民、邊疆與異域、正統與規範、性別與族群等不同時空及文化脈絡的論述分析；
 
六、 假說與理論：包含個別研究的主要分析課題和解釋學說，以及對於當代東亞研究主要論述的批評。
 
這些層面所觸及的學科領域各有不同，可謂關涉至廣，各有側重；但整體而言，卻也彼此相關。尤其是，放在明清迄今的歷史進程中省視，更可發現：動盪的政局、遷變的疆域、各種有形無形的行旅歷程，皆所以牽動其間的運作發展，及其對於現代性的追求過程。而本書，基本上乃是針對若干具體個案予以深入考察，論析它們如何體現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文學、文化或知識體系中的轉折變化。它的源起，首先是國內幾位學界同道，於2007年以「交界與游移─跨文史視野中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為主題，共組整合型計畫研究團隊，在國科會（現改為「科技部」）支持下，就此議題進行研探。2009年秋天，由梅家玲與林姵吟合作，先後在臺灣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舉行國際研討會，擴大國際學術交流。而收錄於本書的十三篇論文，主要便是這些成果的結集。它們有些和臺大或劍橋大學會議時發表的不同，但仍依循原有的「交界與游移」這一主題，就若干不同個案，從歷史、文學、文化史等角度來進行回應與闡述。其章節編排，以各篇題旨為主，時間次序為輔，分為四輯：
 
（一）知識生產與觀念轉型
 
本輯收有兩篇關於晚清中國及一篇近代中國的論文，分別關注今文學派儒教觀、日本旅人如何看待中國衛生，以及中國消費者哺育觀。三篇論文不約而同地凸顯了知識生產中，由不同個人或特定群體所形成的人際網路，以及過程中的觀念轉化與互滲。
 
其中，陳熙遠的論文探討晚清時期強調通時達變的今文學者，在重構其孔教的核心理論時，如何吸納了既有經今古文傳統的資源，又如何同時受其對西教理解（或誤解）的影響與制約。文章中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即今文學派的孔教理論建構與其對西教認知上具有某程度相應的交互作用。特別是耶教聖經中的新約與舊約，曾一度為晚清公羊學派提供了分疏今古文的參照點。
 
張哲嘉分析晚清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聚焦當時日本出訪中國者之紀錄中所折射出的中國衛生與健康概況。他將訪華者依身分分為十類，然後逐一析論其眼中的中國印象。文章說明日本人對中國衛生落後之觀感和當時西方人頗為相似（西醫在當時日本勢力漸強所致）行文之中不乏歧視性字眼，但也有正面的評價（如中國北方人的體魄強健），而這些負面的評價在某程度上說明了日人企圖超越中國的文化心態。
 
周春燕的文章延續關於保健概念的討論。針對近代中國哺乳觀念的變遷，她梳理了西方以兒童為本位的觀念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一系列對傳統哺乳方式的衝擊（例如對乳母或代乳粉的選擇日趨嚴格，更加講究「科學」的方法哺育），也論證了西方哺育觀念因與「強國」論述的結合而來勢洶洶，而由鮮乳和代乳粉廠商與當地醫師或士紳結合的網絡，則透過印刷文化，尤其是報章雜誌上的廣告，加劇了這場哺育觀念之爭。
 
（二）文學典律的建構與重組
 
本輯時間跨度較大，但主題集中。三篇論文分別觸及清代以來的城市志書寫、現代中國文學史敘事、戰後臺灣文學典律的樹立。典律（canon）在希臘字源（kanon）上有丈量之意，英語中的使用由天主教開始，特指教廷所認可的經文，以與所謂「偽經」區隔開來。文學批評上可被理解為持續被沿襲、推崇的特定文本、作家或書寫範式。每一政治權力的交界、交接之際皆引發了典律的重構。典律和權威或霸權常有依從關係，因此遭人詬病。
 
胡曉真以劫餘文人的城市書寫入手，不但梳理了「地方志」這一傳統書寫形式的多重作用與詮釋空間，也有以私人城市志對照官方版本的況味。論文以范祖述的《杭俗遺風》與丁丙編纂的《武林坊巷志》為本，闡述前者在細寫食物上有先前城市志書寫之風，但少了對政教歷史之興趣，以繁華日常為主，為俗世化城市書寫的佳例。同寫杭州，丁丙卻另闢蹊徑，以徵引他人著作為方法，植入自己之聲音，構築出杭州的集體記憶。在文獻輯佚上承襲了清代風範，但單一城市「坊巷」的考據又有別於傳統地方志，可謂文人化的地方志。劫難後如何記憶、怎樣重建因人而異，而太平天國一戰實為私人撰寫的城市志過渡到都市文學之關鍵。
 
黃子平從1935年趙家璧集當時文化菁英編選而推出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談起，分析此選集如何以「作品精選」加「專家導讀」的方式，將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1917-1927）經典化，從而奠定現代文學史敘事的基本架構。文章進一步梳理「大系」如何在1980年代後鹹魚翻身，陸續推出了第二（1928-
 
1937）、第三（1938-1949）、第四輯（1949-1976），但也因攸關兩岸三地「文學經典」的整合而引發諸多問題：如文學史的斷裂與連續、文學的地緣政治、文學知識生產間的平衡與不平衡、文學史的文獻與系譜學，和作品的評價等。
 
黃美娥研究戰後初期臺灣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與胡曉真之文呼應，同樣關注時局驟變下文人的肆應和自處，也與黃子平論文有所對照，皆涉及文學場域中的政治角力。黃美娥鎖定1945年10月25日起一年內（即「光復元年」），提出「光復元年」文學階段論這一視角，以對現有研究臺灣戰後初期慣用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詮釋框架進行補充，以更精緻地勾勒出臺籍文人、作家在政權遞嬗之際的努力，以及因「光復」後新舊、雅俗文學者間的跨界與分合。論文以數種過去較少被關注的期刊為個案，闡述「光復」對臺籍文人的意涵，論證其在文學秩序的「復歸」下，已在不同刊物中注入新意，特別是當中的集體文學國族主義化傾向，以及如何與中國文學嫁接又不失臺灣文學特殊性的思考，這短短一年的發展已奠定了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之源頭。
 
（三）現代性的表述與再現
 
現代性的定義分歧，廣義上指現代的各種特質與情境，如歷史編纂上的分期、從農業至工商業社會的物質化進程、波特萊爾式的美學現代性，或自由、民主等概念，具多重向度的表述方式。與西歐諸國歷時約三百年的進程不同，中國和臺灣的現代性進程被壓縮，顯得早熟，不但未必有相對應的物質條件為輔，也與國族幽靈和殖民情境勾連不清。歸入此部分的三篇論文聚焦於二十世紀前半不同現代性的呈現，含括中國現代文學轉型中「聲音」的介入、三○年代臺灣婚戀小說中「文明」的再現、殖民地氣候如何折射出日本殖民者與臺灣的曖昧以及殖民論述的不穩定性。
 
梅家玲的文章關注近代中國在文學的現代性追求過程中，聲音與文字轉型之際所牽涉的美學與政治等層面的拉扯和張力，例如如何從南腔北調的方言鄉音統合成中州正韻的「國語」。論文首先檢視「讀詩會」、「中國詩歌會」的誦讀實踐，分析前者菁英化和後者大眾化的取向，然後爬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朗誦活動如何走向群眾，並說明了聲音與文字間的頡頏，以及政治驅力主導下的朗誦詩特色，最後將此「聲音論述」置入朱自清等人的「語文教育」下加以闡述，論證當代國語文學和語文教育相輔相成之關係。
 
林姵吟聚焦日治臺灣，以1930年代於報章上連載的長篇婚戀主題小說為中心，探究這些作品中折射的「文明」視域。文章首先強調「文明」這一概念在中文語境中的多義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