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與她的6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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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從千金小姐到政治寡婦
她是一個勇於築夢的人。她的人生因此絢麗精彩，也因此痛徹心扉。
她出身於山東世家，不顧家裡反對談起師生戀、獨自到北京唸大學，隨丈夫帶領山東子弟走遍大江南北，最後渡海到澎湖，卻從此成了「未亡人」，烙下「匪妻」的印記。
一句台語都不會的山東媽媽，要怎麼樣帶著六個從三歲到十四歲的兒女，在屏東縣的萬丹鄉與潮州鎮討生活？七個人住在茅草小屋，共用一把牙刷；龍捲風過後，孩子們慶幸的不是死裡逃生，而是有很多墜落的小鳥能作串烤打牙祭。
家遭不測，大兒子揚言要去台北殺掉害死爸爸的大官；小兒子只有三歲，天天在家無人照顧；大女兒唸了護校卻染上肺結核。面對生活的種種橫逆，她仍堅持不掉一滴眼淚。
這本書雖然悲傷卻不鬱悶，有笑有淚，還有諸多不可思議的奇蹟遭遇！閱讀本書，彷彿進入時光隧道，隨著這一家孤兒寡母七個人不同的際遇，一起回顧四周最真實的台灣歷史，然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與這家人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
本書時代背景
本書背景為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史稱「澎湖案」。事端發於1949年國共內戰局勢逆轉，國府計畫遷台，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率2000名學生與其他山東省各地七個聯中，共8000名流亡學生追隨投奔，原盼遷台繼續學業，但因入台管制而暫轉澎湖。
不意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張校長為了維護學生的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他和多名師生被槍決，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另有一些不知人數、不詳姓名的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
張夫人忍辱帶著六名子女，走投無路、謀職不易，特務如影隨形，嘗盡人間疾苦。幸有堅定信仰依靠及仗義之士扶助，最後一家逃離台灣，兒女都奮鬥有成，一家幸福圓滿。65年後以愛和寬恕追憶往事，感人肺腑。
本書是一本極具史料價值的口述歷史，也是一本真誠信仰的見證集。為一位偉大的母親與六個兒女，留下動人心弦的畫像；也是1949年到1969年台灣白色恐怖最森嚴的20年裡，最真實的歷史與勵志的傳記。
序／導讀
序1
血淚編織的大河劇
馮賢賢
(資深媒體人、前公共電視總經理)
小時候，我喜歡坐在客廳角落聽長輩們聊天。他們談政治，時而隱誨，時而細瑣，對於不瞭解脈絡的小孩來說，其實並不真的明白，只感覺大人們口中的政府似乎暗中做了許多壞事。國中某一天，父親的同事童伯伯突然被捕，一些小心翼翼的營救行動都不起作用。童伯伯後來因匪諜罪名遭處決。他的夫人和子女被限制出境多年，而後移民美國。
幽默又寬厚的童伯伯，若生為美國人，會是一位文壇健將，愛才的專業編輯，受人尊敬的兒童文學作家。但是命運讓他在台灣連求生都不可得。
解嚴後才慢慢知道，長達四十年間發生了數萬件的冤假錯案，是為白色恐怖。原來我童年聽到的離奇敘事，並非零星偶發，而是千萬個知識份子的悲劇，無數家庭的苦難。
澎湖七一三事件，發生於白色恐怖的開端，其慘烈令人心驚。含冤遇害的張敏之校長在一九四九年底辭世，而他的夫人王培五默默吞下苦楚，做了「一甲子的未亡人」。細讀張家屈辱求生的故事，思索著張敏之校長和從中國來台灣避難的整個戰亂世代的命運，思緒難平。
張校長因堅持為山東流亡學生爭取受教權而被構陷，受盡凌虐後遇難。從小家境富裕的王培五女士低頭面對橫逆，強悍地撫養六個孩子長大後，堅持將他們陸續送到美國，以擺脫「匪眷」魔咒。
真是個性決定命運嗎？張敏之校長若生在美國，以他的堅毅與熱情，投身教育或其他公職，應該可以理想淑世，備受尊敬。王培五女士聰慧果斷，何嘗不會有個大開大闔的專業生涯？若他們不求聞達，至少可以安做太平公民。但是，他們不幸生在中國，為躲避共產黨逃至台灣，竟遭逢「自己人」最殘酷的對待。讓人置身險境求救無門的豈是個性？是兇狠的統治者和他們的幫兇肆無忌憚地將無數人推向悲慘的命運。
這些受害者並不是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書中所謬誤定義的失敗者，他們只是在亂世奮力求生的無辜之人。白色恐怖在解嚴後仍陰魂不散，因為加害者繼續橫行於世，而警總仍在許多人心中作祟。張敏之校長去世66年後，張家人終於說出了他們的血淚故事，讓歷史不被忘記。
《一甲子的未亡人》是書寫時代悲劇的難得之作。作者呂培苓以清雅內斂的筆觸，重現張家從中國到台灣以至於美國，一幕又一幕峰迴路轉的悲喜劇。培苓展現了資深電視記者運用畫面經營情境的深厚功力，讓我們彷彿親臨現場，看到張家人的淚與笑，愛與恨，和在困厄中尋找陽光的各種豐富的生活細節。
我們需要這樣的書寫，來抵抗所有讓生命枯萎的謊言與冷漠。希望這本書的問世，不僅能撫慰張敏之校長一家，也能讓蒙受白色恐怖戕害的生者與逝者得到一個溫暖的擁抱。更期待這血淚編織的故事，讓人們覺察，今日我們所享受的自由民主何其珍貴，而轉型正義在台灣亟需實現。不為報復，只為讓愛與公義高舉。
序2
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寃者
張 彤
(王培五老師三兒子)
這是《聖經．詩篇》裡一段經文，也是我們一家人的見證。
母親在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在睡夢中安祥過世，距父親蒙寃遇難也有六十五年了。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年，寡母在惡劣的環境中，堅忍不拔的撫養我們兄弟姐妹六人是個奇蹟，也印證了《聖經．詩篇》裡那段經文「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寃者」。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希望在出國前擇地埋葬父親的骨灰。母親與我去陽明山第一公墓購買十二區五號的地，承辦人要知道父親過世的原委，我不知道如何以對，母親心平氣和的講述父親被寃枉為匪諜而槍斃的往事。
那還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母親的鎮靜令我終生難忘，我也從此立定決心要把父母親的故事廣傳。
一九八九年，煙台聯中學生王人榮、趙儒生搜集豐富的資料及專文，出版了《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由父親的同學杭立武先生為封面題字，並在台北擧辦了紀念大會。
父親遇難前，走過王大哥的牢房對他說︰「我們不行了，你要好自為之」。幾十年來，那一句話一直激勵著他。十年後，他又負責出版《張鄒校長罹難五十週年》紀念冊，請鄉長孫運璿先生題字。
就在一九九九年底，台北靈糧堂舉辦父親遇難五十週年紀念禮拜前，我們希望能出版由立委高惠宇起草的一本書，在文經社吳榮斌社長及主編管仁健先生的大力協助下，整理出版了《十字架上的校長》。寃案的故事從此在台灣廣為流傳。
幾個月後，由「行政院戒嚴時期不當政治案件補償基金會」為煙台聯中受害有案的師生們正式平反。這個基金會是由謝聰敏、高惠宇、葛雨琴三位立委努力促成的。台幣六百萬元的補償金我們捐給煙台二中，興建了「張敏之教學樓」，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教授題字。丁教授的母親當年在當地毓皇頂中學畢業。
民進黨執政時期，為紀念解嚴二十周年友人高丹華、楊長鎮為我們在澎湖擧辦了山東流亡學生紀念會，更在二○○八年立了紀念碑。
二○一三年，我們與文經社討論出第二本書，決定以母親在台灣艱苦的二十年為主軸。請媒體朋友呂培苓執筆。
二○一四年春天，我邀請高丹華，呂培苓及攝影師李國壽來美國參加母親的生日聚會。他們與我們六個兄弟姐妹分別交談，搜集資料。大哥張彬用英文寫了一本還沒機會出版的回憶錄，"Year of the Rat"，有他幼年經歷的詳細精彩故事。
特別感謝呂小姐努力著書，管先生大力協助，為這書起名《一甲子的未亡人》。以及高丹華與張茂桂協助審閱，還有諸多提供資料與接受採訪的當事人。
我誠摯希望這本書能為那些人生有苦難的人提供安慰，更盼望神眷顧我們一家孤兒寡母的故事，能讓更多的世人歸向憐憫人的神。就像《聖經．約翰福音》上所說：「耶穌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試閱
在張敏之負責的訓練班裡，王培五的成績很好，教官張敏之頒獎給她，獎品就是《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這兩本書。結婚後，王培五常開玩笑說：「我嫁給了三民主義。」
二○○七年的冬天，一百歲的王培五坐在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Vegas)家中的客廳，對著攝影機朗聲說著：「我是張敏之的未亡人王培五。每年登泰山而小天下。」出生於中國山東省泰山附近的一百歲人瑞，說著說著就大笑了起來。這天，台灣的公共電視要採訪她，關於一九四九年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冤案。
打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那天開始，王培五就被冠上「未亡人」的身分，算來已超過半世紀了。她稱自己是未亡人，這原本是中國舊社會女性對自己在社會上身分的定位，看似平常，但出於她嘴裡，卻多了老頑童嘲謔的味道。怎麼說呢？
王培五出生於百年前的中國，卻沒有同年紀女性纏足後的三寸金蓮，她向父母強烈主張要到北京讀大學、談戀愛，甚至拒絕父母為她挑選的婚姻對象，是個思想和行動都很新潮的女性。後來因為政治冤案，她成了寡婦，獨自帶著六個小孩，在南台灣的屏東萬丹、潮州，以及台南縣的善化和台南市「討生活」。
「討生活」這個字眼看來卑微，卻是王培五的真實經歷。雖然她拿著國立師範大學(北京)英文系畢業的文憑在中學擔任教員，卻得低頭忍辱、咬緊牙關過日子。因為她的先生，前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在一九四九年以匪諜罪名被槍斃後，王培五和她的六個孩子，一家七口孤兒寡母，全都成了「匪眷」，她們在台灣四顧茫然，尋無容身之處，只能到屏東縣鄉下的萬丹中學去教書。
在萬丹的日子十分煎熬，颱風來的時候，破房子的屋頂被吹走了，一家七口溼答答地坐等天亮；颱風走了，孩子們在門口撿死掉的麻雀烤「鳥仔巴」，高興加菜了！沒有錢買牙膏，就用鹽巴洗嘴搓一搓，反正牙刷也只有一把，七個人一起用！
不過艱難的日子中也有令人驚訝的「神蹟」：調皮的大兒子因為偷了一根甘蔗，地主拿鐮刀追趕，結果地主竟活生生被雷劈倒；在台北讀書的大女兒感染肺結核，休學回家，才兩間紙拉門房間的陋室，一家人誰也沒有被傳染，通通健康平安。
王培五帶著六個小孩不管搬到哪裡，第一個上門的永遠都是查戶口的管區警察。永遠常伴左右的情治人員，不但說話刺激她，試探她有沒有「謀反」的意圖，還找「職業學生」監視她的兒子。她的兒子都經歷過「不得不猜忌別人」的痛苦：我的同學是真的對我好，還是在監視我？
於是王培五「堅持」：每個孩子都要升學、然後出國重獲新生。她在那個年代就知道做「虎媽」，只是這個「虎媽」從不疾言厲色打罵小孩，她的「虎」在於「堅持」。在物質與精神都艱難的日子中，「堅持」樂觀、「堅持」學習、「堅持」沉默。她的六個小孩，四個唸台大，拿博士、當醫生。
第一個小孩出國，由黨國五大老聯署、副總統陳誠下條子「有條件放人」。直到一九六九年，小孩都出國念書、工作之後，她才從台北建國中學退休離開台灣。
有趣的是，她的十三個孫子，嫁娶對象幾乎都不是華人。在她一○六歲的生日宴上，許多洋面孔喊她祖母、曾祖母，對照她在北京師範畢業證書上穿著高領旗袍，瀏海齊眉的照片，還有先生張敏之復旦大學畢業穿著中山裝的照片，這對夫妻歷經上個世紀動盪中國的炮火煙硝，也經歷過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血腥肅殺，他們是中國和台灣歷史的一部分，最後全溶入了汪洋萬里之外的另一個國度。
她是王培五，前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一甲子的未亡人」。
濟寧是個內陸城市，在山東省的西邊，城內湖泊、小溪遍佈，素來有「江北小蘇州」的美譽。濟寧城南有個大湖叫南陽湖，這湖可重要了，從南洋湖以南，連接洪澤湖、高郵湖，過長江通達太湖，最後抵達浙江省的杭州。
從濟寧往北過黃河，經河北省的德州、滄州、天津，到北京，這路線就是從隋唐時代開鑿的「大運河」，之後不管如何改朝換代，每朝天子都要整修擴建。靠著這條「大運河」，富庶江南的米、糖、絲綢、瓷器等物資，才能往北輸送。濟寧除了因為漕運成了繁華富庶的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更有著重要的位置︰孔子、孟子、顏回和曾子，都是濟寧人，濟寧可說是儒家的發源地。
王培五的家，就在濟寧城的南邊靠運河的地方。家裡世代做瓷器的生意，沿著大運河南下長江，到達江西的景德鎮。王家是濟寧的富商。王培五的幾個兄弟，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一個院落，她的學生高慕君回憶起王家的建築，讚嘆說︐「房子很大，有很深的院子」。
王培五是王家的第二個女兒，她的侄子王長仁記得，「她從小就很聰明，所以爺爺、奶奶都叫她『能能』。」 另一個姪子王同生說，「我聽母親說過，如果她快回來了，奶奶很高興，一直說『二能能』要回來啦！奶奶很疼這個聰明又有主見的女兒。」
王家在日軍佔據華北時，並沒有吃太多苦頭，他們像一般富商那樣，只要繳交高額的稅賦，就能換取平安過日子。王培五的父親去世後，媽媽和教友捐錢給天主教會蓋了一所「中西中學」（現濟寧市第一中學東校區），高慕君就是中西中學的學生。
王培五沒讀過小學，當時很多大戶人家對女子教育的標準，只要能讀書識字即可。王培五小時候由媽媽自己教育，唸了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朱子家訓、女兒經、弟子規、雜字本等私塾教科書，每天媽媽要午睡前，王培五就背段書給媽媽考核。
幾年下來，媽媽認為這個女兒資質不錯，不出外唸書太可惜，雖然王培五的爸爸反對，媽媽卻很堅持。十五歲那年，王家的「二能能」終於到了泰安。泰安距離濟寧只有一百多公里，那裡有一所基督教美以美教會辦的德貞女子中學。泰安不是一個大城市，但泰安城北邊的「泰山」就大有名氣了，泰山是中國五嶽之首，秦始皇封禪之地。昔日「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就是叫人要見多識廣，心胸開闊。
王培五在泰安讀書時，老師常帶她們去登泰山，青春少女在當時家國動盪的氛圍下，很有報國救世的胸襟，尤其是在學校裡，眼睜睜看著平日深受學生敬重的訓導主任被日軍架走，更是熱血沸騰。也因此在深感亡國末路時，她愛上了到泰安演講的三民主義巡迴教官——張敏之。
女人一輩子的命運，大概都和愛情有關。
王培五與張敏之名為師生，實際上年齡只差兩歲。張敏之是山東牟平人，牟平屬於煙台市。張家做小生意，所以張敏之從小養成儉樸生活的習慣；結婚以後太太在餐桌上預備的菜餚豐盛一點，先生就不以為然。
一九二三年，十六歲的張敏之進入先志中學唸書，一年四季穿的就是一件褪色的藍布長衫，天氣熱時就單穿，天冷時裡面也只多夾一層棉花，腳上的布鞋還都是母親親手縫製的。嫁給張敏之，王培五一生的命運自此翻轉，從千金小姐變成勤儉持家的校長夫人，最後不幸變成落難的寡婦。而影響張敏之命運的關鍵，就在先志中學。
先志中學位於煙台，一九二二年創校，是山東聞人于洪起（字範亭）為了培育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而創辦的學校。于洪起是第一任校長，不過實際負責校務的是教務主任崔唯吾。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在巴黎開會，把原本德國在山東的租界權益轉讓給日本。由於北洋政府無能捍衛中國的權益，北京青年就在五月四日走上街頭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更加熾熱了一連串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新文化運動。
當時，崔唯吾是濟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會代表，同時也被推派為山東省學生總代表到上海開會，還跟孫中山見了一面。崔唯吾在一九二○年考上北京師範大學博物部，第二年加入國民黨，他到先志中學教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栽培學生、吸收黨員。
在先志中學，崔唯吾吸收了一個好學生張敏之。張敏之和他的老師崔唯吾一樣，在先志中學的學生自治會表現很活躍。一九二七年，張敏之中學畢業後，在崔唯吾的推薦之下，由國民黨山東省黨部送到南京，報考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今政治大學）。這個學校當時成立的目的是要培育黨務人才，完成北伐的軍政使命。
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到了山東省會濟南，日軍聲稱國民革命軍對濟南城內的日僑燒殺擄虐，為了報復，日軍在濟南殺了中國軍民六千多人，史稱「五三慘案」。慘案發生後，山東省政府遷到泰安，國民黨山東省黨部為宣傳三民主義，開設了「黨義教育訓練班」，張敏之是訓練班的教官，而王培五是訓練班的學生。那個年代，許多青年男女在大時代激情的催化下，成就了一段段的愛情。
張敏之的恩師崔唯吾和他的夫人張志安（時為濟南女子師範學生代表，曾任國大代表）因為「五四運動」相識相戀，結婚後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崔玖（婦產科醫師，致力中西醫學整合），取五加四等於九之意。而張敏之和王培五則是在「五三」的震盪中，被命運推擠到一塊。這年，王培五只有十九歲，而張敏之也才二十一歲。
這段發展在泰山腳下的戀情很浪漫，兩人結伴遍遊泰山，遙想孔孟的經世濟國大業；還一起到煙台看海，讓成長於內陸的年輕女子豁然心胸開朗，瞭然天下之大。
在私底下相處的小確幸裡，張敏之不再是嚴肅不苟言笑的教官，他會對心愛的女孩唱歌，「好時光像水一般不斷流，春來不久要歸去，水也不能留。別恨離愁賦予落花流水共幽幽。」
張敏之和王培五的師生戀情，就算在現代也不免被人評價兩句，更何況是一九二○年代的中國。王培五承受了極大的壓力，雖然她念書的德貞女中是洋學堂，但卻是很保守的教會學校，外籍教師責罵王培五年輕不懂事，將來一定吃虧後悔；校長還警告王家，不要讓女兒和「大兵」在一起。
兩心相許的戀愛不被祝福，鬱悶的張敏之苦中作樂，用唱歌表白心情，「小妹妹，不要妳的金；小妹妹，不要妳的銀。只要妳的心啊！妳的心！」王培五無法在德貞女中繼續念書，轉學到濟寧第七中學，完成高三最後一年的學業。
雖然不被祝福，但兩人的感情還是明確穩定地發展，不過，兩人世界以外的國家大局，卻令張敏之沮喪失望。國共兩黨不斷的內鬥，再加上黨內人事的腐敗，張敏之決定要離開黨務工作。他在「黨義教育訓練班」結束後，又主持了一段時間的「黨務訓練班」，之後考取了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二年級，他認為經濟是富國強兵的底子，也鼓勵王培五繼續升學。
但王培五中學畢業已經十九歲了，年紀這麼大了還要唸書？王培五的爸爸堅持女兒該嫁人了！他不顧女兒反對，自作主張替女兒談婚事，結果媒人帶了一位富商子弟上門求親，王培五不但斷然拒絕，還把媒人給轟了出去！
爸爸對女兒的叛逆感到失望，但是王培五的大哥思想開明，他全力支持妹妹的決定，王家大哥對張敏之很欣賞，王培五的侄子王同生這麼回憶，「我父親對我二姑夫特別好，說他很聰明，很能幹，有抱負，最重要的是肚子裡有學問。」王家大哥不但支持妹妹的戀愛，而且勸爸爸讓妹妹到北京唸大學，老爸爸敵不過孩子們的聯合陣線，終於點頭讓女兒展翅高飛。
為了勘察環境，張敏之陪著女朋友到北京走一趟，這趟旅程讓王培五下定決心：非張敏之不嫁！半個世紀以後，王培五告訴她的二兒子張彪，「爸爸陪著我從家裡到北京，在濟南，我們誤了到北京的火車，孤男寡女只好在旅館過了一夜，但你爸爸始終以禮相待，沒有做甚麼不禮貌的事情。從那一天開始，我就決定一定要嫁這個人，因為他是正人君子。」
王培五到北京考試有兩個目標，一個是北京的國立師範大學，一個是燕京大學。王培五原本最屬意燕京大學（一九五二年停辦，校舍由北京大學接收），因為燕京是由美、英兩國的基督教會合辦的學校，其中包括了美以美教會，就是創辦泰安貞德女子中學的教會。不過，「當她要去考燕京時，竟下起了大雨，她在半路滑倒了，筆墨掉了一地，沒法應考，只好選了北師大，結果就錄取了。」王培五的大女兒張磊說。
這場大雨或許是上帝特意的安排，祂已經為祂在地上的女兒，預備了未來人生道路上的資糧。師範大學英文系的文憑和人脈，是王培五不幸變成政治寡婦以後，賴以餬口謀生的重要工具。
王培五在北京待了六年，前兩年是預科，後四年是大學部的正式課程。那個年代窮學生很多，不過王培五的日子可不是這麼過的。二兒子張彪說，「她的大哥是做生意的，每一次到北京去，就給她留幾十塊錢，那時候一個月兩塊錢就可以過得很好，因此她的錢是花不完的。」
在北京，王培五的日子過得順心暢快，「母親不但學了鋼琴，還參加歌詠隊，她唱女高音，後來在教會裡也都是詩班成員，聲音很好的。」大女兒張磊說。
女大學生的身分代表著摩登新女性的魅力，王培五身邊不乏男同學對她獻殷勤，但是她情貞意堅，縱使與張敏之南北遙隔，感情卻依然熾熱沸騰。一九三一年，兩個人決定結婚了，二十二歲的王培五回濟寧告訴爸媽要嫁給張敏之，張敏之也趕回牟平稟告父母要娶王培五。但是，這一對才子佳人卻得不到雙方家長的祝福：王家怕女兒嫁過去受委屈，張家覺得高攀不起。
怎麼辦呢？但是張敏之已經二十四歲了，娶個高攀不起的媳婦，總好過兒子不娶媳婦吧？於是張家兩老從山東省東邊靠海的煙台，迢迢千里趕到山東省西邊的濟寧去拜訪王家，大女兒張磊聽媽媽說過這段往事，「我的祖父祖母認為張家很窮，王家卻很有錢，自己配不上。但母親卻堅持，我愛的是這個人，其他的都不重要。」這婚事在新娘的堅持下，成了！
在張敏之負責的訓練班裡，王培五的成績很好，教官張敏之頒獎給她，獎品就是《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這兩本書。後來兩人感情升溫， 論及婚嫁，張敏之對王培五說，「我很窮，沒有什麼聘禮，當獎品的那兩本書，就算是我的聘禮吧！」王培五回說，「我家雖有錢，但我也不會帶什麼貴重的嫁妝，我自己就是無價的活嫁妝。」後來王培五常開玩笑說︰「我嫁給了三民主義。」
這兩個人的婚宴設在濟南火車站前面的旅館，就是現在濟南火車站前面的「山東賓館」舊址。王培五姪子王長仁參加了那場婚禮，「我記得他們結婚那天，二姑夫從煙台帶來了兩筐蘋果，我記得很清楚，就像兩天前剛發生的一樣。」煙台蘋果向來以色澤鮮豔，香甜多汁聞名，張敏之家鄉牟平縣，更是煙台蘋果的重要產區。張家帶著兩筐蘋果來，很有做親家的誠意。
婚宴結束以後，王培五和張敏之依舊是一南一北，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他們分隔兩地就學，只有在放長假的時候，其中一個人坐上好幾天的火車去探望對方。結婚後的王培五給自己改了名字，其實她原來的閨名叫「王沛蘭」，婚後改成「王培吾」，取自立自強，自我期許改造的意思。到台灣後為了避禍，再取諧音改為「培五」。
一九三五年，王培五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了，畢業證書上瀏海齊眉的照片，還是清純女大學生的樣子，不過這時王培五已經當媽媽了。就在這一年的三月五號，她在北京協和醫院生下長女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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