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我經歷的瘋狂歲月，以及時代如何安置我們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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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老精神病院是監禁，也是庇護，
從進步到沉淪，直至毀棄關閉。
我們的瘋狂，能否找到安全的避風港？
★超越個人經驗的回憶錄
★精神醫學史的回顧與省思
芭芭拉‧泰勒是前景看好的歷史學家，卻面臨嚴重精神問題，憂鬱焦慮、恐慌、酗酒、徹底崩潰。她求助於精神分析，並自願入住芙萊恩精神病院，開啟了旅居精神病世界的歲月，也同時親身見證了精神醫療體系的改革。
芙萊恩原名考尼哈奇，一八五一年創立之初為全歐洲規模最大、觀念最進步的精神病院。其創立的宗旨在於以工作代替管束，透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成為十九世紀精神病院的楷模典範。然而短短數十年間，該院迅速沉淪，時有疏失虐待的醜聞，加之社區照護革命興起，強調去機構化的精神醫療改革，芙萊恩閉院在即，病友皆人心惶惶，不知下一步該往何處。
芭芭拉在本書誠實坦露病中各種脫序與狂想，描述在精神病院中的低調求生方式，以及數度出入芙萊恩，與病患所建立的友誼，在邁向康復的歷程，友情的恩惠戰勝了瘋狂。她以老式精神病院制度之死為背景，回顧精神醫療體系如何馴服瘋狂的心靈，而精神分析又如何釋放靈魂的活力。這不僅是個人的瘋狂歲月回憶錄，更是對精神疾病的歷史沉思。
專文導讀
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吳佳璇（精神科醫師）
陳嘉新（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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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毓荃（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精神科醫師）
許欣偉（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
（依姓氏筆畫序）
各方讚譽
我們相信我們對精神疾病的反應，比興建療養院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更文明、更慈悲，也更實際。我們確定嗎？芭芭拉˙泰勒依據自身經驗展開嚴峻調查，打擊了我們的自滿、揭露出膚淺的思維，並且直陳廉價治療的缺失與危險。這是一本睿智、深思熟慮且切合時代需求的作品。——希拉蕊˙曼特爾（《狼廳》作者）
扣人心弦。——娜歐蜜˙阿德曼，《觀察家報》年度選書
這部傑作結合了病人親身經歷與歷史學家之眼，引人入勝，深刻動人，誠實得不留情面。本書既是一段社會歷史也是一部回憶錄，並且對當代的精神醫療辯論做出重大貢獻。——達瑞安˙李德（精神分析師）
針對她在精神病院時代尾聲所經歷的精神崩潰與精神分析治療，做出一段發自內心且精采絕倫的陳述。——艾莉森˙萊特，《觀察家報》年度選書
文辭優美，悲天憫人，令人不忍釋卷。這是一本關於家庭與友情、關於記憶的複雜度，以及關於醫療與醫療失敗的書。本書超越了純粹的自身經驗，勇敢面對一段更廣闊的社會歷史，堪稱最卓越的回憶錄典範。——莎拉˙華特絲（《荊棘之城》作者）
親身故事、精神分析療程、發瘋的經驗、在芙萊恩最後歲月的住院感受、精神病院的歷史……一部美麗的回憶錄，令人著迷。——《獨立報》
感人、勇敢而睿智。——蘇珊˙希爾，《泰晤士報》
精彩述說好幾樁故事：一名成功的青年學者，從不快樂到焦慮再到徹底崩潰，生命急轉直下……她的治療過程以及精神病院歲月……英國精神醫療的歷史。真正讓人難以忘懷。——《都市地鐵報》
生動而感傷。——《泰晤士報教育副刊》
從回憶錄轉變到詩歌、日記、與分析師的對話，以及精神病院歷史，令人目眩神迷。這是一本讓你就算反胃難受也忍不住一頁頁讀下去的書。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充滿生命與希望。——《星期日電訊報》
大膽，精彩。——《前景》雜誌
讀者若有興趣探索精神分析的奧秘，或者想理解消失的精神病院年代的生活風貌，就不得不讀這部作品。——《文學評論》
目錄
前言
第一部
事情的開始
歷史
西班牙
天才
死嬰
上帝
性
餓
穢褻
危機
女人
惡夢
煉獄
第二部
精神病院
第一天
住進瘋人院
精神分析與精神醫學
友誼
瘋婆娘
日間醫院
中途宿舍
第三部
改變
分離
痊癒
故事
尾聲
後記 後精神病院時代
謝誌
原文附註
參考書目
序／導讀
導讀
精神醫學與自我
《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是一部回憶錄，也是一本歷史著作。作者芭芭拉‧泰勒在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初期間罹患精神疾病，多次進出包括芙萊恩醫院在內的精神療養機構，並長期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她在書中記下罹病十多年間心理狀態的轉變，與分析師的互動，以及透過精神分析所挖掘並重塑出的家庭羅曼史。作為研究十八、十九世紀女權與啟蒙的歷史學家，泰勒在呈現個人體驗之餘，也細數西方精神機構發展史，並剖析當下精神治療體系的現狀與侷限。許多交織著童年經驗、個人史與治療經驗的回憶錄的內容常著重於挖掘個人苦痛，揭露各類加害者的面目。相較之下，作為歷史學家，或許再加上長期接受精神分析的經驗，作者可以較為抽離、平和的態度審視自己心智狀態與行為上的改變，以及其生命歷程與醫療制度轉變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近年來國內外出版界刊行許多與精神疾病相關的書籍，顯示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與興趣。許多著作引介最新精神醫學新知，協助病患找回自我；其他或透過痛苦的親身經驗或寫實的報導凸顯精神疾病的不可捉摸、人類心智的複雜（如《24個比利》），或強調精神疾病盛行與精神醫學及藥廠間的關連性（如《救救正常人》，《精神病大流行》，《我的憂傷不是病》等）。在此同時，讀者也藉由越來越多精神疾病的病人誌（如《我發瘋的那段日子》，《他想要月亮》等），理解與同情這些不為常人所知的個人世界。
即便放在病人誌這個文類中，《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一書也有其較為特殊之處。導讀篇幅有限，以下僅舉出幾點個人觀察，與讀者分享。
首先，作者接受二十一年的精神分析，最後找回自我一事，值得一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雖然在今日的醫界或科學界備受批評，常被認為其理論及療效沒有根據，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直到一九七○、八○年代，乃至今日，在若干西方社會仍影響深遠。如書中所言，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數十年間，英國成為精神分析發展的重鎮之一，精神分析也成為精神與神經疾病治療的選項。其次，從一九二○年代開始，精神分析理論在國際上逐漸受到重視。特別是在作者回憶錄著墨甚多的一九七○、八○年代，精神分析成為西方人文社會領域的重要學說，與各類當代思潮緊密相連。在此時代氛圍下，從事左派女性主義研究的作者選擇接受精神分析顯得十分自然。不過正統的精神分析療程耗時甚久，收費也高，作者能做此選擇也因其出身於較為優渥的家庭。在此同時，對分析者與分析師而言，精神分析運作的邏輯是透過經營、拿捏一段分析關係，揭顯並重新體驗分析者與他人的關係，以重新認識自我，找回與自我相處的方式。為期二十一年的療程需要相當時間、資源、心力、情感與智力的投入，在在說明精神分析並非尋常的治療方式，需要特殊社會文化條件與物質基礎的支持。然而在此同時，作者為了認識自我，找回自我付出甚多，也值得我們這些旁觀者思考。
本書另一個較為獨特之處，在於作者對精神療養機構的正面評價。如書中所言，過去兩百年間社會各界對於精神療養機構的評價差異甚大。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方無論是醫界或社會大眾對設置精神療養院一片樂觀，希望透過優美環境，合理的院內生活規劃，乃至恩威並濟的醫病關係，得以導正病患失序的心智。然而自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療養機構的療效不彰；隨著收容人數大增，住院時間拉長，精神疾病逐漸被認為是不治之症，與患者退化的體質有關。直到二十世紀，精神醫學在療法上雖偶有進展，但由於成效並不特別顯著，再加上各類機構常出現管理問題，社會各界對常淪為監禁機構的精神病院印象皆不甚佳。一九七○、八○年代正值「反精神醫學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精神醫師與精神療養機構備受批評，這類機構也因諸多因素陸續關閉。根據作者在出院二十多年之後的回想，芙萊恩醫院雖存在精神病院常見的管理問題，但其提供的環境，以及院內病患的相互支持，使得精神病患生活無法自理時仍有棲身之地。就此點而言，芙萊恩醫院與精神分析，成為作者得以復原的重要支柱。文中作者以「石砌母親」（stone mother）一詞指稱芙萊恩醫院，這作法雖然顯示她對該機構高度的信賴與深厚的個人情感，但同時這情感也具有特殊的時代精神。如作者在後記中所稱，一九七○年代開始的精神治療的「去機構化」立意良善，希望透過社區與家庭的力量讓病患儘速回歸社會；然而在配套措施準備並不充分，以及隨後精神治療網絡市場化的情況之下，許多病患成為人球，流轉於各類支持機構、醫護人員及家庭之間。
最後，作者目前任教於倫敦瑪麗王后大學，研究主題之一為「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歷史；我們也可從「自我」與精神醫療體系的關係更深入的理解這本書的內容。學者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指出，每種心理學，精神醫學理論，或者精神醫療體系背後，都預設一種特定形式的自我或主體。近數十年來的精神醫學史研究顯示，十九世紀前半葉西歐開始大規模興建精神療養院的動機，除了為維護社會秩序外，一部分主要來自對啟蒙時期對人性可不斷改進的樂觀期待；換言之，透過環境的正面影響，可喚起瘋狂自我的殘存理性，回復其失序的心智。而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之間精神疾病普遍被視為體質退化的結果時，自我面對個人、家庭與國族的變質，所能做者極為有限。對佛洛伊德而言，自我經常受制於無意識趨力與社會文化壓力，然而透過精神分析的洞見，或許能夠將起因於精神與神經疾病無以名狀的痛苦轉變為尋常、可以面對的不適。而對精神分析中的客體關係（object relations theory）理論而言，自我的形成多與童年時期與客體及環境的互動相關。作者長期接受客體理論式的精神分析，這或許也導致她在書中反覆強調友誼，社會聯繫的重要性，以及病友的支持，「持續性的醫護關係」，乃至作為避風港的精神病院對精神病患所具有的價值。而在作者的筆下，如今搭配精神藥物學的社區醫療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尊重個人選擇，強調每個人應該獨立自主，但其實背後運作邏輯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這個作者所謂「超級市場式公共服務模式」中，個人其實對於服用的藥物，療法等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上述這些例子說明，心理學、精神醫學與精神治療的理論與作法並不單純與治療疾病相關，它們也勾勒出不同形貌的自我，與他人、環境及社會互動的不同方法，乃至存在的不同可能性。這多少也說明無論在國外或國內的精神醫學界中存在相當多元的療法，理論上也各有不同；在所謂現代醫療系統之外，各式民俗或另類療法也十分盛行。這事實不僅精神疾病治療體系所具有的複雜社會文化乃至倫理學意涵，甚至也促使我們可以更深刻的思考自我、疾病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王文基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推薦序一
走出精神病院的歷史學家
倘若您無意間點進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歷史系官網，瀏覽了芭芭拉•泰勒教授個人網頁的學經歷簡介，八成會把著作一覽表的個人新作《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The Last Asylum)，當成學術專書。可當網頁再度置頂，您的視線定格在畫面右側初老白種女性充滿故事的雙眼，就會忍不住再點進《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發現它根本不是研究論文集結，是泰勒教授自述年輕時因酗酒、自殘住進精神病院，歷經十年瘋狂歲月的蛻變故事。
作者的歷史之眼，使她下筆不同於其他精神疾病康復者，除了詳述三進三出，前後住了八個月的芙萊恩醫院（Friern Hospital, 1851-1993）院史，泰勒還爬梳二十世紀下半葉英國精神醫療制度改革始末，作為故事背景。一九五○年生於加拿大，七一年移居倫敦專攻女性主義史，泰勒一度前途看好，卻因身心不堪負荷出狀況。八○年代的倫敦，左翼知識分子圈風行精神分析，時年三十二的泰勒不免俗，找上約莫大她十歲，留著佛洛伊德式鬍鬚的男性分析師V。只不過，精神分析非但不是特效藥，且隨著一周五次深度分析而起，竟是排山倒海的不安與焦慮，泰勒以酒排解，越陷越深，終至日常生活崩毀，不得不借助精神醫療，由門診、住院、到日間中心與中途宿舍，從機構內教病友識字的庇護性工作，到獲得不定期邀稿、大學聘書，乃至於穩定的親密關係，泰勒的狀況進進退退，一路磕磕碰碰，終於來到中止精神科回診及用藥，並結束二十一年半精神分析療程，且其身心狀態，猶能長期維持在足以應付當代生活的程度。
於是，泰勒以分析療程中留下的數十本筆記為綱，開始回顧從瘋狂蛻變的漫漫長路。她感謝精神分析師，願意「對他人敞開心靈以助其復原」，不離不棄地守護，使徘徊於瘋狂世界尋找根源的她不至於迷失。對於上世紀末精神醫療革命浪潮下，已預定關閉的精神病院與日間中心，泰勒亦充滿感激，即便飽受抨擊以至聲名狼藉，其間氤氳的舊時代緩慢氛圍，其實有助於工作人員與病患，甚或病患間「搏感情」，凝聚成有支持力道的穩定人際關係，成為安全的所在。
而今，芙萊恩醫院之類的大型精神病院已歇業近四分之一世紀，英國的精神衛生服務，進入了高揭獨立自主、醫療選擇與風險管理三面大旗，以社區為基礎「後精神病院時代」。各種社區治療與復健計畫，
試閱
王妃公園莊園是我的瘋人院、我的杜鵑窩。一九八０年代末，我在那裡渡過將近八個月的時間。這座莊園是芙萊恩醫院的轉世投胎，銷售資料對此諱莫如深；然而即便當年，芙萊恩醫院便以自己的方式獨領風騷。我在一九八八年七月首次入住，這裡一度是英國規模最大、最先進的精神病機構：位於密德薩克斯郡的考尼哈奇窮人精神病院（Pauper Lunatic Asylum at Colney Hatch），大家叫它「考尼哈奇」，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才改名芙萊恩。在英國，幾乎每一家老精神病院都被點名關閉，芙萊恩也不例外。入院幾天後，我的朋友歷史學家拉斐爾˙山繆來醫院看我。他在龐大而死氣沉沉的病房區東張西望，毫不掩飾著迷之情，然後抱住我說，「親愛的芭芭拉！妳真幸運！作為歷史學家而置身於維多利亞時代僅剩的幾家偉大機構之一！」他的話讓我又氣又好笑，不過這幾句話就此埋進我的心底──這本書就是成果。
我一直很不快樂。二十一歲那年，我從加拿大跑到倫敦，以為可以就此把痛苦留在過去。然而陰霾與我隨行，並且在我二十好幾的時候出現可怕的轉折。我變得極度焦慮，無法入睡，備受各種奇怪的生理症狀困擾。一九八一年，我三十一歲，有一段期間徹底崩潰，因此決定尋求協助。當時許多朋友在做心理治療，我也跟著有樣學樣。我在一九八二年開始看精神分析師，三年內，我失去正常生活的一切表象，再過三年，我就進了芙萊恩。我在精神醫療體系前前後後待了將近四年，包括住院和門診時間。在芙萊恩住院期間，我失去了我的房子，後來只好寄宿精神病中途宿舍（psychiatric hostel）。不過那時候，我的世界圍繞著這場疾病縮成一團，我以為自己會是一輩子的瘋子。
幸虧我的命運並非如此。但是假如真的好不了該怎麼辦？我接下來的生命會有什麼際遇？
這本書的誕生，有一部分就是為了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生病那幾年，適逢精神醫療體系大革命，整個西方世界莫不像潑水似地，把精神病患從老精神病院倒進各個「社區」。我在一九九二年正式出院，芙萊恩隔年歇業，到了世紀末，幾乎所有精神病院都凋零殆盡。我親身經歷了精神病院時代的式微。我當時似懂非懂，只是偶爾為自己的未來感到非常惶恐。但是這種種變化（只要我有所察覺），無非讓我更自暴自棄罷了。反正我已經沒救，這間醫院、那家日間中心，或者沒有醫院也沒有日間中心──對我而言又有什麼差別？然而跟許多同樣經歷這段過渡期的人不同；我手上握有另一項資源。在精神機構接受治療期間，我自始至終還另外去看精神分析師，一星期五次。這是一段崎嶇的治療關係；我們在一九九０年夏天遭遇危機，幸而事後證明，這次危機恰恰是一次轉機。慢慢地，我在吵吵鬧鬧以及無數次退步中，逐漸脫離了我棲居已久的地獄。一九九三年，我獲得倫敦大學聘用；一九九０年代末，我找到我的另一半與一個家庭，過起我夢寐以求的生活，迄今不變。
本書是我瘋狂歲月的故事，以二十世紀末精神病院制度之死的故事為背景。這本書是對精神疾病的歷史沉思：主要是針對我自己的疾病，但也包括過去、現在、未來數百萬名精神病患的疾病。精神醫療改革引發了高度爭議；有些人盛讚這些改革是取代機構式治療的一大進步，另一些人則將改革斥為戴著精神醫學現代化面具的成本削減方案。本書無意為雙方歧見進行仲裁（儘管書裡陳述了許多意見）。我不是精神醫學領域的歷史學家，況且，我關心的事情與此截然不同。精神病院時代的興起，見證了精神醫學界至今仍然顯而易見的理念衝突。這項衝突大致反映出精神醫學在心理學模式與生物醫學模式之間的對立，可由「遠」對「近」、「互動」對「被動」、「主體」對「客體」等語彙中看出端倪。治療者必須多貼近瘋狂才能有效地治療瘋狂？一種模式顯示醫師隔著專業鴻溝為患者提供服務，而在另一種模式中，患者與醫療師形成治療性的夥伴關係，彼此相依，甚至在治療過程中纏進了醫療師自己的精神狀態。「對他人敞開心靈以助其復原」，卓越的犯罪心理治療師關恩˙阿謝德醫師（Dr. Gwen Adshead）曾經如是形容這種方法。精神病院的沒落改變了衝突的內涵，卻未削減衝突力道，餘波仍持續在整個精神醫療體系中盪漾。本書探究這項衝突，並非為了化解它，而是為了顯示這項衝突在過去與現在對精神疾病及其治療的理解上，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所以說本書是一部史書──紀錄我自己與其他許多人的歷史。這也是一本關於把往事轉化為歷史的著作。往事從未真正過去，總以超出我們理解的方式存在我們身上。我們有時甚至不覺得那是往事，反而像是生命本身，一切彷彿天經地義，現在和過去一樣，永遠不變。對許多人來說，把往事當成往事、讓過去真正成為歷史，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其中涉及了挖掘出我們已經遺忘或者從未真正認清的生活層面（尤其是早年生活），唯一的徵兆，或許是偶爾出現的心靈或身體的抽痛、擾人的夢境、莫名其妙的血液流動……這是隱藏在記憶之下，那些曾經發生、差一點發生或者我們幻想發生過的事情造成的後遺症。自我的根源藏得很深。在我的案例中，為了探索根源，我必須成為自身生命的歷史學家，必須歷經奇特且費力的長期精神分析；本書也記載了這段故事。
在此，我要對詞彙下個註解。有關瘋狂的詞彙充滿爭議。精神錯亂（lunacy）──長期以來的正式符碼──許多年前便退了流行，如今人們多半覺得「瘋子」是非常傷人的字眼，因此偏好使用「精神疾病」這個語彙。然而瘋狂是疾病嗎？大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如此，並且將病因歸結於大腦化學失衡。這一點尚未出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但並不妨礙它成為醫學界的正統理論。當然，「疾病」的指涉範圍不限於生理病痛。我在書中也常常說自己病了（或瘋了）。不適（ill-being）也許能更妥貼地描述我的狀況，不過我選擇使用精神疾病、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等標準用語，不是因為我贊同這些詞彙背後對瘋狂所隱含的生物醫學觀點，而是這是當代精神醫學界對瘋狂的專業術語，而本書寫的是當今世界的實際情況，不是我心裡的理想境界。然而和其他委婉說詞一樣，「精神疾病」傳達的意義跟它所取代的詞彙已逐漸趨於一致。奇怪的是，最尋常的精神障礙──焦慮、強迫症、較輕微的憂鬱症──卻很少形容為精神疾病。所以我在這裡談論「精神病」或「瘋狂」，也在不同時候說自己是「神經病」，或者想要「抓狂」。精神分析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我們所有人（據稱神智正常但偶爾瘋狂的每一個人）生命最初的幾個月，都在人格底層埋下了瘋狂的元素。大多數人制得住這個瘋狂因子，甚至懂得偶爾運用，不過有些人應付不來，於是後來就「發瘋」了。這不代表他們比較古怪、錯亂，或當下流行的任何貶義詞。對絕大多數精神病患來說，疾病是偶發的經驗，並非他們的固定身分。（更不用說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對瘋狂的各種不同定義：現代的單親媽媽雙性戀流行歌手，一世紀前肯定會被關進精神病院。）
即便在我最瘋狂的時期，病況也是時好時壞，直到我找出病根，與問題達成和解。如今我的瘋狂程度──跟大家沒什麼兩樣──恰足以用來應付現代生活。但是今天的我，是歷經了瘋狂蛻變而成的：不是從瘋狂中「痊癒」（這意味著恢復原本的健康狀態），而是走入瘋狂、找到瘋狂的根源。小時候，我偶爾試圖表達不快樂，但總被人說我誇大其辭。我是個壞脾氣、愛吵鬧、經常無中生有的小女孩，所以我確信旁人對我的指控正確無誤。我並沒有真的感受到我的感受；我的現實感有誤；我不是我自以為的那個可憐兮兮、擔驚受怕的小孩。我的瘋狂便在這裡扎下了根：我其實比我所知的更不快樂，而我花了許多年和許多力氣，才終於消除隨著不快樂而來的內疚與困惑。在這本書裡，我竭盡所能避免「誇大其辭」，我想，結果是一篇磨平了許多銳角的平淡敘述。不過有些事情恐怕只有詩人才有辦法表情達意，而撰寫（和閱讀）這本書不該是一場耐力的考驗。精神疾病極其普遍，不過我需要想像自己與眾不同，理由容後陳述。有一段時間我告訴自己，我的瘋狂是異乎尋常而且很特別的。這個幻覺在我進入芙萊恩之後消失無蹤。進入精神醫療體系的這些年教會我許多事情，也讓我萌生許多問題。離開醫療體系時，我將這些問題推到腦海深處，但是它們不斷在我心底騷動，再加上朋友拉斐爾要我以歷史的角度思考我所置身的老精神病院，所以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本書必將觸碰精神病院的關閉問題。我沒有這段歷史的背景知識，因此花了一年多時間研究文獻和相關資料。不過最深刻的洞察，來自於接受我訪問的對象。我跟從前在芙萊恩工作的護士及醫生有過幾番長談，包括負責照顧我的護士與精神科醫生。我也訪問了一名前病患，還試圖找更多病友詳談，但是沒有成功。
芙萊恩收容的病患當中，有許多人被判定無法應付社區生活，因此必須在醫院關閉之際為他們找到新的歸宿。附有全職人員的團體之家便是為這些病患設立的，有些團體之家至今仍然存在。我前往其中兩家，跟答應受訪的病患面敘。在第一站，我跟一名女病患簡短會談，她堅稱從沒聽過芙萊恩，只是急著請我吃洋芋片。她熱情而活潑，我收下洋芋片，然後告辭離去。抵達第二站的時候，原本答應受訪的病患臨時改變了心意。我離開這個地方，心裡很不舒服。我有將近四年時間跟罹患嚴重精神障礙的人們為伍，我以為這讓我有權利和途徑去跟他們聊聊芙萊恩記憶。我發現自己錯了，於是放棄了這條路。我確實訪問了其他精神病院的前任居民，不過這些人都是積極參與醫療使用者權益運動（service-user movement）的活躍人士，很習慣暢談自身經驗。他們的談話內容既令人動容又發人深省。大多數人很高興精神病院關門大吉，但是當我請他們評估當前局勢，卻眾口一致地裁定：「糟糕透頂。」我聽到許多關於照顧不周、用藥過度、高壓強迫和漠視基本人權的故事。「我們不用『社區照護』這個詞，」有人對我說，「或許可以稱做社區無感或高壓……」這本書並非精神醫療體系的研究報告，但是隨著跟負責提供醫療和接受醫療的人們接觸，我無可避免產生了強烈觀感並且作出結論。假如我是個陷入嚴重情緒崩潰的年輕女子，此刻的我會有什麼際遇？我在撰寫本書期間，數度向自己發出這樣的叩問。本書的結尾對後精神病院時代的精神醫療服務現狀進行全面審視，並且設法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找到開端。2.精神病院
我入院芙萊恩的時候，又醉又病，還有自殺傾向，完全失去身為歷史學家的每一分理性。我的生活向內崩解；對我而言，外在的一切全都無關緊要，更別提我自作自受掉進的這個破爛地方。但是戒酒之後，我的心情開朗起來，等到拉斐爾來看我的時候（大概是入院一週或更久以後），我對周遭已產生足夠的好奇心讓我開口發問。「那麼，這裡究竟是什麼地方？」「芭芭拉，親愛的！這裡是考尼哈奇啊！妳難道不曉得這個地方？妳肯定讀過它、寫過它的！」拉斐爾的浮誇是出了名的，即便如此，他的興奮仍然感染了我。五年後，一九九三年初春，當我聽說芙萊恩要辦一場回顧歷史的告別展時，回憶湧上了心頭。我偕同我的朋友約翰參觀展覽，花了幾小時細細端詳建築藍圖、病患名冊，以及有關工藝作坊、夏季園遊會和芙萊恩足球隊等等的相片。約翰也和拉斐爾一樣深深著迷。「多麼了不起的地方！多麼精彩的故事！妳哪天說不定會把它寫下來！」這個想法似乎不切實際，但是話說回來──我記起拉斐爾一直催促我寫下芙萊恩的故事，他始終相信我能撐過這一切（「妳太堅強了，絕不會倒下，芭芭拉」）──我仔細想想，凡事皆有可能。「嗯，再看看吧。」
許多人見過芙萊恩醫院的內部而不自知。這裡是低成本電影的經典瘋人院場景，巨大而破落的病房散發陰森森的氛圍，令人毛骨悚然，打算在這裡取景的攝影師和電影公司多到大排長龍。保留至今的小部分建築，忠實反映出瘋狂的哥德式內部景觀。這座醫院最著名的特徵──一道綿延逾三分之一英里、長度為歐洲之冠的走廊──會讓最大膽的人不寒而慄。除了偶爾出現一個躑躅徘迴、喃喃自語又比手劃腳的身影，這道無止盡的長廊──拱型的天花板，骯髒的牆面映著從一道道窄窗射進來的斑駁光影──多半空蕩蕩的，堪稱絕望的最佳寫照。第一次穿越長廊來病房探望我的朋友，無不睜大雙眼目瞪口呆。考尼哈奇創建之初，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一九三七年才更名為芙萊恩）。它在一八五一年萬國博覽會期間盛大開幕，不是那種陰森恐怖的瘋人院，而是精神醫學開明進步的樣本（至少最初構想上如此）。優美的院區和精緻的門面──義大利風格的絢麗鐘樓、砲塔、古樸的隅石和飾條──在在顯示上流品味，專為安撫與療癒遊蕩的心靈而設計。一般瘋人院因為用鎖鍊和鞭子「管理」收容人而聲名狼藉。但是這所新的精神病院不同，它採取典型的維多利亞作風，以工作取代管束。考尼哈奇和絕大多數偉大的十九世紀精神病院一樣，是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一百六十五英畝的院地上，擁有大型農場、果園、花園、畜欄、煤氣廠、水廠、洗衣房、烘焙室，以及生產各種用品的作坊，產品從刷子、床架到各式各樣的衣服鞋子，應有盡有。院內絕大部分食物以及（十九世紀結束以前）所有衣物，都是病患在院區裡就地生產的。就連病人晚餐喝的啤酒，都在精神病院的酒窖裡釀造（直到好管閒事的倫敦郡議會委員小組在一八九一年不顧反對聲浪，下令禁止精神病院釀造啤酒為止）。
如此克勤克儉、自力更生──尤其在舉辦萬國博覽會的年代──使得考尼哈奇榮膺維多利亞時期的機構典範。許多來倫敦逛博覽會的遊客，特意北上芙萊恩巴內特區參觀精神病院，驚嘆它的規模和壯觀，並且頷首嘉許好幾百名精神病患在田地上和作坊裡祥和工作的景象。遊客願意的話，幾年後還能參加「瘋人舞會」（光是一八六八年一年就開了十五次舞會，此外還舉辦了魔燈展覽、音樂會、演講和話劇），或是風靡一時的夏季園遊會。病患在各項活動中展現的行為模範，給到訪遊客留下深刻印象，包括一八六九年夏季園遊會的一名訪客：那天是今年最熱的幾天之一。院旁草坪豎起幾頂棚子，隨意賣起了啤酒、菸草、茶、咖啡和其他點心，價格公道。有支樂隊替戲法表演、雜技、木偶秀、追吻遊戲和其他活動伴奏……在場的除了病患及服務人員之外，還有精心打扮、讓許多病患看得兩眼發直的地方官員及其女伴。另外，倫敦警視廳的員警也蒞臨現場，數百位病患親友也選擇趁此熱門慶典來探親……院內一千兩百名女病患當中，有超過五百名獲准參與活動；八百名男病患中，則有三百名到場……他們無疑是精挑細選後的菁英，一起來湊湊熱鬧……他們似乎極其享受對外部世界的匆匆一瞥，我壓根無法相信他們絕大多數人迫切需要跟社會徹底隔離。午後，兩名病患顯然受熱氣影響，需要被帶走。院方切實完成行動，絲毫未對當下的歡樂氣氛造成任何影響。
（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參加了芙萊恩的夏季園遊會。會上沒有啤酒，也沒有木偶秀，但是其餘一切大致維持一百二十年前的原貌。）
一切顯得如此浪漫美好，以至於不只一位十九世紀觀察家相信考尼哈奇的環境足堪楷模，不論發瘋或沒發瘋的人都適合居住。唯一需要考慮的是，病人住在這樣快樂與健康的環境，說不定永遠不想離開。
而短短數十年間，考尼哈奇迅速沉淪，竟至成為疏失和悲慘的代名詞。我研究療養院的歷史，驚訝它竟能撐過那麼長的時間。也許我們應該把它保存下來，見證公立精神病院在「社區照護」革命之前的頹敗──許多人無疑是這麼看的。然而實際情況卻更加複雜。芙萊恩的歷史體現了西方精神醫學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乘著高漲的改革樂觀思潮而起，然後逐漸陷入泥淖，直到被反機構、反福利主義的浪頭完全淹沒。芙萊恩及其他精神病院的消失是否象徵精神醫療改革的一大勝利，此刻尚無定論。歷史還沒作出判決，然而比起精神病院改革先鋒希望我們相信的，最後的結論──至少在某些層面而言──很可能對老式精神病院更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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