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世界六百年：15－21世紀的全球史與環境史新敘事

前言

為何推出第四版？

過去或許不會改變，但我們寫出的歷史會變。歷史──亦即史家寫下的記述──對我們意義重大，是因為史家在選擇要撰寫過去的哪些事物和決定撰寫方式時，會受到他們自己對當今世上各種爭議與問題的關注程度所影響。
 

二○○○年我正在撰寫本書的初版時，環境歷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John R. McNeill）出版了《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二十世紀的世界環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在那本書裡，麥克尼爾說他認為到了一百年後，也就是二十一世紀末，史家與世人在回顧二十世紀時，印象最深刻的不會是兩場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衰、人口的爆炸性增加或女權運動，而是人類與地球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化。同樣身為環境歷史學家，我認為他的說法令人信服，也在我的書中納入環境主題。世上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件不得不提，那就是麥克尼爾的預言遠比料想中更快成真。不用一個世紀，而是只消短短數年，人類與自然環境關係變化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成為我們理解晚近歷史的關鍵，也為我們在地球歷史上所處的紀元賦予了一個新名字──人類世。

我之所以能夠開始撰寫這本書，是因為有一個新的亞洲研究學派興起，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現代世界的起源」這個問題向來的標準答案：「西方世界崛起」。這個新的亞洲研究學派──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稱之為「加州學派」（The California School），因為我們之中有很多人在加州生活、工作，或是出版著作──提出了一些問題，內容是關於現代世界如何、以及為何發展出它現在的基本特徵，也就是在政治方面形成民族國家，在經濟方面則以工業資本主義為核心。我們發現亞洲社會具備的許多特徵，本來是其他人認為只有歐洲才具備並藉此「促成」「歐洲奇蹟」的特徵；這個發現讓我們認為同樣的特徵不可能造成差異，也使我們開始尋找其他的答案來解釋世界是如何、以及為何發展成現在的模樣。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以這個學派的觀點寫出兩部重要著作，改變了我們今天對世界運作方式的認知，破除了歷史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述。本書第一版與第二版（二○○二及二○○七年）的貢獻中，有一個就是用一種全新的眼光為教師與學生敘述現代世界的起源，而這種眼光具體呈現了加州學派的主張。

第三版（二○一五年）繼續維持這種敘述方式，此外也更加著重描述環境的部分。氣候學家到了一九八○年代才開始認識聖嬰現象；到了一九九○年代才知道工業與車輛排氣管排出的二氧化碳增加，可能導致全球氣候暖化。自最初意識到人類正在加速全球氣候變遷至今，我們逐漸發現人類也在改變、摧毀、置換地球上的其他自然進程，其規模在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熟悉本書頭兩版的讀者或教師會注意到，第三版從頭到尾都可看到探討環境議題的單元，以及強調非洲與所得不均現象的章節。由於增補了內容，書末也列出完整注釋，所以第三版必須重新編排頁碼和目錄。

同樣的，近期的事態發展讓我提出了為本書修訂第四版的想法。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引發稱為「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的長期影響，動搖了全世界許多人對二戰後全球經濟運作的信心。受創最嚴重的是因工廠倒閉或遷移到薪資及環境保護標準較低的國家而失業的人，或者鄉下居民。鄉下的農場收入大減，年輕人缺少就業機會，許多人搬到市區；這種現象讓民眾倍感不公，對那些放任下行壓力不斷累積的人相當憤怒。在世上許多地方，全球化經濟和資本、人力的大量流動顛覆了人民的生活，令他們對全球化世界和被認定操作全球化世界的菁英分子產生了抵制心態。這些怨恨往往透過因強烈國家主義色彩而上臺掌權的特定人士（例如美國的川普和巴西、匈牙利、波蘭的領導人）和英國脫歐這樣的運動，發洩出來。英國公民在投票中以些微差距通過退出歐盟。

我嘗試在第四版中，以本書所採用的長時段觀點來記述這些挑戰。如此我們便能看出，最能深入瞭解川普先生和其他國家主義領導人的方法，就是從全球化的歷史和國家主義勢力在國內與國際上造成的差別效應去分析。我還增加了三個談過去移民模式的段落（分別在第三、五、六章），把當前的移民政治化現象放進一個較寬廣的歷史脈絡。此外我也重新審視了國家主義，還有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及其前後兩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性；這樣做有助於我把目前國家主義在全世界抬頭所帶來的潛在危機脈絡化。這些修訂內容為第六章增加了一些頁數與段落。我選擇不要把第六章拆成兩到三個小章節，而是維持不變，但是把內容重新安排成四個主要部分，並且為讀者提供詳細的目錄，逐一列出每一章的標題。這樣應可幫助讀者與教師規劃最適合每一章的閱讀方式。

我描述本書的各種修訂經過，並不是為了幫出新版找理由，而是為了指明歷史是活的，而且對當下的各種事務意義重大，不是某些人所謂的「陰魂不散的往事」。新學派和新議題都會促使我們重新檢視過往，並且因應這兩者的變化，重寫歷史。如此一來，我們敘述的過去才會一直對當下的我們有意義，也有助益。如果不是這樣，那又何必寫歷史？我們需要的幫助不嫌多；若要活出當下、創造更好的未來，歷史觀點便是必要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