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序言

一二三、到台灣：扶桑花與家園想像張翰璧（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看得見嗎？模糊的記憶中看見自己剪著短髮，在眷村的巷弄中，和玩伴們一邊唸著「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陸」，一邊飛躍地跳著橡皮筋。依稀看見扶桑花築起的「家」界，夏天盛開的朵朵大紅花，以及秋天撲鼻的桂花香，我記憶中家園的圍籬是「扶桑花」。扶桑花是典型的熱帶花卉，也是台灣的公園或鄉間常見的圍籬植物，不但在緊密接觸的眷村中區隔出「家」的空間界限，也為眷村記憶抹上一筆絢麗。扶桑花開的季節，不論大人小孩都感染了好心情，媽媽們閒話種植心得並交換各自的品種，小孩則忙著在扶桑花叢間玩「躲貓貓」、摘花心、吸花蜜、被處罰……時間流轉中，扶桑花的品種愈來愈多、花開得愈來愈美，慢慢的，砌磚圍牆取代了扶桑花圍籬，最後卻連同房子一起不見了……這就是我記憶中的「家」：原本日漸成形，轉眼間卻整個消逝！那麼，其他人的記憶與想像又是什麼？似乎大不相同，卻又各取所需。現在，當我們要正經討論或自由回想「扶桑」或「竹」籬笆時，赫然發現「它」不在了，建築物拆了、老人凋零了、第二代遷居了……我終於知道，時間，看得見。

「眷村」是什麼？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正因「眷村」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立場、在不同的場合，聊聊眷村的經驗。然而編輯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跨越「日常生活」來聊眷村事，在知識層次討論「眷村」及其相關議題。本書選了十篇文章，作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用不同的書寫方式，描述、說明或建構「眷村」的意涵，作者們不見得都有眷村的生長經驗，也不盡然是所謂「外省第Ｎ代」身分，他們只是單純從個人關懷與不同學科立場出發，告訴讀者他們眼中的「眷村」。

本書的編輯主要分成三個主軸：「想像眷村」、「眷村生活的多樣性」以及「變遷中的家園」，加上不可或缺的三篇附錄。

想像眷村

「眷村」記憶了什麼？記憶有許多載體：(1)口述傳統；(2)歷史文件或回憶錄等；(3)影像、照片或雕像；(4)儀式；(5)空間等。記憶和歷史似乎都不甚客觀，兩者都是我們對「過去」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詮釋，甚或扭曲，而且這些記憶的建構與想像過程都涉及詮釋者的社會脈絡。換言之，記憶是由社會團體所建構，社會團體決定什麼值得懷念和它將如何被記得。團體成員認同他們所屬團體的重大事件，他們記得這些是∕不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事件，甚至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本書作者之一吳忻怡從「書寫文本」的角度討論眷村文學，「眷村文學」這個名詞曾零星出現在各別文章，學術界與文學批評界卻缺乏較為統一的定義或內涵。忻怡嘗試從作者背景、文章意圖、文本脈絡等三個面向，一一檢視其定義為「眷村文學」的適切性。除了檢視「眷村文學」的定義，呈現眷村族群與眷村文學的多樣化與多元性外，也將書寫過程視為一種文化實踐，希望因著這樣的書寫，讓眷村人珍視、保有生命經驗，也讓非眷村人看見同樣真實而值得尊重的生活過程。不管是漳州人、泉州人、福佬人、客家人，還是本省人、外省人、眷村人，每種人群分類背後，除了隱含對我族的認同、對他者的疑懼，也同時包括一段又一段落地生根的艱辛歷程。這個辛苦而費時的在地化過程，從來就不簡單，也絕對不只一種固定的模式。眷村人透過眷村文學訴說的當然只是其中一種，但絕對值得認真對待與理解。

然而，「眷村」文本不等於真實生活中的「眷村」，這個空間提供眷村內∕外的人不同想像與詮釋，即使同是眷村內的生活者，建構的眷村經驗也大不相同，更不必然承襲父系的族群認同。曾意晶的文章就是要處理不同的生活經驗如何反映在「眷村文學」中，成為「眷村內∕外」成員的部分集體記憶。成長於「眷村」的外省作家，諸如袁瓊瓊、蘇偉貞、張大春、張國立、蕭颯等，往往將眷村經驗反映在初期書寫的舞台，不論是瑣記兒女的愛戀心事、鄰里是非，到辯證家國歷史、反思記憶想像或操演情欲政治；在此同時，眷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習性、經歷的歷史事件，與外省族群散發的氣息或性格，也由作家一併建構於文本中。呈現在作家文本中的眷村經驗，可說是一種族群歷史的再創造。當然，這種文化歷史的創新也具有內在的差異，就如意晶文章後半段對利格拉樂．阿女烏「弱勢中的弱勢」的經驗描述，挑戰「眷村」=「外省人」的錯誤刻板印象，也展現眷村經驗中交織的族群（外省與原住民）、階級（父親的軍階）、性別（父系與母系）等經驗。

如果「眷村」文學呈現竹籬笆裡的差異與多樣性，則圍籬外的人又如何想像「眷村」？莊雪屏指出，平時有關眷村的議題很少擠上報紙版面，弔詭的是，眷村相關報導的比例每到選舉往往大幅成長。記者用公式化的「類型化說故事」方法，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所欲達成的結構和內容，使報導落入可以預測的刻板情節。甚至不論資深記者或年輕記者，總會跟隨原先的公式，運用標準化的想像、陳腔濫調的角度和觀點，以及早已深植記者與編輯心中的劇本，「建構」所謂的「眷村意象」。於是，眷村新聞的操作方式也就愈益老調重彈，眷村「挺藍」、「老夫少妻」等刻版化印象於焉產生。具象與空間意義上的「眷村」逐漸在台灣地表消失，但因媒體習於將眷村題材與政治產生關聯，而衍生了族群關係上無限推演的抽象等號：「眷村」＝「外省人」＝「泛藍」＝「親中」＝「統一」＝「賣台」……。上述「政治同質性」意象的建構與立場推演，使閱聽大眾只注意到眷村的「政治性格」，卻忽略眷村內部的「社會性格」。在媒體操作上，「眷村」成為封閉的「族群之島」，實質的社會基礎（空間的逐漸消失、世代的更迭等）雖日漸消失，抽象的政治界限卻依然存在。如果媒體與社會大眾能以「不了解『眷村』，就不了解台灣社會」的新視角，重新解讀「眷村」、重探眷村的社會性，會發現眷村絕不僅止於我們以前理解的眷村。

眷村生活的多樣性

事實上，「眷村」不只是眷村，眷村內也不只雄壯威武的男性，眷村的特殊在於人文薈萃，包容南腔北調，也融合各省風俗，藉由男主人的同袍之誼，外省、本省、客家及原住民媽媽的和諧相處，眷屬們進入眷村也感受到丈夫們「親愛精誠」的情操；在初為人婦與人母之際，為了生活所需及延續生命，彼此在遠親不如近鄰的實踐下也互相扶持、守望相助，親如家人，所以眷村特別有人情味。眷村獨特的群體融合，安慰了軍人的思鄉情切，也共同撫育在台土生土長的「二世祖」（眷村第二代），此後再也沒有「何處是家鄉」的感慨，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教養的話題，也就是有妻有子的家庭意識。

陳谷萍描述這些隨婚姻展開跨族群生活與建構生活網絡的女性，是如何從另一種角度建構眷村的集體記憶。這群具有不同地域、族群背景的婦女，進入國家體制集體生活的過程是：在她們的生命周期裡，歷經路徑相似的生活樣貌，從相異的生活背景到集體生活，她們日漸發展出一套屬於女人之間的溝通模式，透過女性的共通母職經驗與特殊經濟互助關係，使眷村婦女間的情誼得以超越原生的族群身分，並形塑眷村內特殊的人際網絡。透過眷村女性的生活經驗，從女性的位置發聲，彰顯眷村女性的生命能動力。

然而還有一種村，是眷村外的「村」。它們從軍眷制度面來說不算「眷村」，但從文化的角度觀察，他們和「眷村」又形成有意義的類比與對照，例如寶藏巖、大陳新村、一些退輔會安置榮民的集體農場（梨山、清境農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政權，但仍保有海南島、金門、馬祖以及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島、大陳島。爾後國民政府的軍隊陸續撤出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大陳島變成國民政府在最北邊的重要軍事基地。柯凱珮以大陳新村為例，說明全台大陳新村的規畫與分布，主要是依據大陳居民原本的職業加以分配，捕漁維生的居民分配在花蓮、台東、宜蘭和高雄四個縣分靠海的地區；農墾為業的居民則集中在屏東縣。公務員在這批移民中人數較少，分配至台北縣、新竹、南投。根據調查，大陳義胞人數約一萬八千兩百多人，身分皆為平民百姓，與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隨行的軍隊眷屬形態不同。

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浪潮下，大陳居民不諱言這對自己的「外省」族群身分造成衝擊，社會上對本省∕外省的區隔，雖更明確定位大陳人雖屬於一九四九年之後來台的外省族群，但其實大陳人與一般人認知的壟斷台灣多數政治社會資源的外省菁英，以及受到國防部補助的眷村居民有著相當差異，他們早期雖獲得政府的「義胞」安置，但大陳人今天在台灣的成就，絕大部分得靠自己的努力與「拚命」才能獲得。

變遷中的家園

述說完眷村文學（眷村內部生命史）、媒體眷村意象（從眷村外部投注的凝視），並從女性與「村外村」（大陳新村）的觀點呈現眷村文化與集體記憶的多樣性，接著就是社會變遷中的「眷村」：「家園」經歷怎樣的變化？「籬笆隔絕了外界」，不對，應該說是籬笆內的人情味吸引著每個成員，這向心力不但使軀體附著其上，也使每個人的心圍繞於其間。這道藩籬使人有家的歸屬感，卻也禁錮了想飛的心。無論一世祖或二世祖，幾乎沒人敢想像眷村四周藩籬拆除的景象，因為眷村是純化度極高的社區，也是一世祖解甲歸田後僅剩的一塊角落。說透了些，一世祖們一輩子在軍隊與眷村這兩點一線之間移動，單純到已無力再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