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帝國旅人佐藤春夫行腳台灣－收錄〈女誡扇綺譚〉一個臺南府城的奇幻傳說

導讀

帝國旅人眼中的浪漫南國──佐藤春夫的台灣再現與〈女誡扇綺譚〉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吳佩珍

1868年的明治維新，讓日本開始邁向近代化的進程，也為其與東亞近鄰諸國的關係帶來戲劇性的變化。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臺日近代關係史上象徵性的武力衝突事件。1871年琉球王國的朝貢船遭遇船難(註:在被併入日本的近代之前，琉球王國長久以來向日本以及中國雙方朝貢，在兩強夾縫中取得政治平衡)，漂流至台灣南部的恆春附近，其中五十四名琉球人遭到原住民殺害。日方向清廷交涉無效，1874年決定出兵討伐高士佛社、牡丹社與爾乃社，史稱「牡丹社事件」。這不僅讓日本加速兼併琉球王國的腳步，也埋下1894~1895中日甲午戰爭的遠因。清廷戰敗的結果，讓臺灣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日本領臺後，日人作家陸續訪臺，其臺灣書寫，多為來臺進行短暫旅行或是官方訪問的印象片段記錄。這群日本旅人作家常被喻為以異國風情的視線凝視殖民地臺灣，其異地化(outlandish)臺灣的書寫題材，多聚焦於臺灣亞熱帶自然風景特徵以及以此為原鄉的臺灣原住民。佐藤春夫、富德蘇峰、北原白秋等人的臺灣書寫，均屬於此範疇。其中其中翹楚者，當屬受到島田謹二高度評價的佐藤春夫以及其〈女誡扇綺譚〉。
  
佐藤春夫訪問台灣當時，是日本文壇的新進作家。佐藤春夫一系列的「台灣書寫」不僅是台灣文學研究者觀察當時日本文學中「台灣表象」的重要作品，也是日本近代文學研究者解析佐藤春夫早期作品風格不可或缺的素材。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因個人感情因素以及家庭紛擾的問題，佐藤陷入低潮。由於谷崎潤一郎在外女性的風聞不斷，佐藤由同情進而暗戀其妻千代，但谷崎卻不願放棄千代。心情煩悶的佐藤，返回故鄉和歌山縣新宮，巧遇當時在台灣高雄開設牙科醫院的中學時期友人‧東熙市。在東熙市的邀請下，佐藤於一九二○年六月訪台，在台灣以及中國南部進行為期三個多月的旅行。
   
佐藤春夫此次台灣之旅的行程，均透過當時任職台灣總督府的森丑之助安排。也因為森的介紹，得以結識當時的民政長官，也是佐藤同鄉的下村宏(海南)，而得到行旅中種種的方便。最特別的是，佐藤還獲得台灣當地的嚮導：東熙市醫院技工助手‧鄭享綬引領前往廈門，東熙市醫院的金主‧陳聰楷以及鹿港出身的年輕漢詩人許媽葵。在許的引介下，佐藤得以會見當時台灣文化協會領袖之一‧林獻堂。
   
結束為時三個半月左右的南方之旅，佐藤春夫開始發表一系列以台灣以及中國為舞台的創作。此一作品群包括小說、旅記以及隨筆，有〈魔鳥〉(1923.8)、〈旅人〉(1924.6)、〈霧社〉(1925.3)、〈女誡扇綺譚〉(1925.5)、〈太陽旗之下〉(1928.1) 、〈殖民地之旅〉(1928.9~10)。與戰前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相較，其取材的廣度、美學的形塑、敘事結構與書寫技巧，少有人能出其右。其最重要的特徵是：書寫題材同時橫跨台灣漢族以及原住民，前者如〈女誡扇綺譚〉，後者如〈霧社〉，其中對於台灣多語境以及重層歷史現象都有獨到的觀察與描摹。〈女誡扇綺譚〉可說是此作品群中最為人所知者。此作一九二四年二月發表於雜誌《女性》，一九二五年二月隨即以單行本發行。在這一版《女誡扇綺譚》的後記中，佐藤如是說：「這個作品或許是作者最後的具浪漫特徵的作品。即使有種種不滿，作者自己是喜愛這個作品的。就這點而言，此作應該位列作者最鍾愛的作品前五名吧。」
   
〈女誡扇綺譚〉內容由五部構成，分別是：「一 赤崁城遺址」、「二 禿頭港的廢屋」、「三 戰慄」、「四 怪傑沈氏」、「五 女誡扇」、「六 結局」。描述敘事者‧日本報紙記者「我」在台灣友人‧世外民(被認為是以陳聰楷以及許媽葵二人為藍本，所形塑的台灣知識份子形象)的邀請下，造訪台南西邊的安平，因當地的「荒廢之美」感到震撼，二人之間針對「荒廢之美」的定義，興起一番議論。接著從安平踏上歸途，在台南西端的禿頭港散步時，發現了如「古城廢墟」般的廢屋，可推測其昔日壯觀、豪奢的氣勢。在廢屋探險當中，聽見了操泉州話的女聲。緊接著，在屋外見一老嫗，從此處聽聞廢屋主人沈家一族各種波瀾萬丈，充滿台灣先民在台開拓史實色彩濃厚的傳說。傳說從沈家的沒落開始追溯至先前位於台灣中部之後移居台南的沈家，其一族的榮華以及種種惡行。以及沒落之後，苦苦等待不再出現的未婚夫，就這麼身著嫁衣老死於廢屋的沈家小姐傳說。離開廢屋，「我」與世外民在酒樓「醉仙閣」對廢屋的怪異現象，議論鬼怪存在與否，同時回顧二人結識往來的經過。之後為了確認聲音的主人，二人再度踏入廢屋，拾獲了寫有漢代曹大家〈女誡〉的扇子。在傳出年輕男子在廢屋上吊自殺的消息後，二人為了確認事情的真象，來到米榖大盤商的豪門黃家，這才知道侍奉小姐的婢女與事件有關。故事最後，以報紙報導的形式揭露了這位婢女自殺的後日談。
   
讀者可從作品處處設下的機關，連結故事的來龍去脈。黃姓米榖商為了自己的商業目的，打算將婢女嫁給日本人，企圖透過策略聯姻，鞏固事業利益。但婢女已有戀人，二人常於廢屋幽會。婢女的愛人獲知黃姓主人意圖將婢女嫁予他人，絕望之餘，於是自殺，婢女最後也跟著殉情。隨著〈女誡扇綺譚〉的「我」與世外民解開環繞廢屋「綺譚」謎團的過程，意外地也揭露了殖民地情境下台灣女性身處的狀況。
   
佐藤春夫造訪當時，台灣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下已過了二十五年。當時政治情勢正由武官統治進入文官統治，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與民政長官．下村宏正聯手推行的文化融合政策。由於總督府希望藉著厚待訪台的文士，能達到讓文士代為宣傳治台的成果，佐藤春夫由南到北的旅途中，均受到總督府周延的保護。當時總督府對於台人與日人教育的差別待遇，以及對於四大族群—「內地人」(指移居台灣的日本人)、「本島人」(指閩南人與客家人等漢人)、「熟蕃」(指漢化程度較高的原住民)與「生蕃」(指尚未「馴服」，有「武力蜂起」之虞的原住民)的分治，讓島上存在著種種強烈的差別意識以及對政治力失衡的不滿。從〈女誡扇綺譚〉為始的一系列「台灣書寫」，可以清楚看出佐藤春夫對日本統治下各種問題的敏銳洞察。以其受到日本耽美派洗禮的初期風格，打造出一系列「南國浪漫」的作品，但同時也揭露台灣殖民統治內在的矛盾與衝突。從後殖民史觀評價〈女誡扇綺譚〉的研究者藤井省三認為此作對「殖民地台灣的現實與未來強烈的關心」，可透過〈女誡扇綺譚〉將主人公設定為日本記者「我」，舞台設在「遠離總督府的南部台南」，主人公與台灣人世外民的友情以及價值觀的共有，以及借用沈家傳說，巧妙地反映「日本統治方式」的議論的結構看出。同時提出佐藤透過台灣人婢女的自殺，「弔詭地宣告台灣民族主義誕生」的主張。
   
拋開「政治視點」的解讀，1925年〈女誡扇綺譚〉發表當時，其文學成就也受到高度的評價，被視為在台日人企圖建構「外地文學」的藍本，被譽為當時日本「外地文學」的最高峰。此作一出，在當時計劃以台灣為根據地，打造「外地文學」框架的島田謹二以及新垣宏一為首的在台日人文藝圈中，掀起一陣風潮。推敲其中緣由，應是以法國派英國文學研究知名的島田謹二欲仿效法國的「外地文學」觀念，企圖以台灣為根據地，建構屬於日本的「外地文學」框架。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島田的弟子新垣宏一便陸續發表〈佐藤春夫二三事〉（《台灣日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禿頭港記〉（《台灣日報》，一九三九年六月）、〈女誡扇綺譚與台南城鎮〉（《台灣日報》，一九四○年四月），對佐藤春夫的訪台地點乃至〈女誡扇綺譚〉的實際舞台，進行初步的探查。一九三九年九月，島田謹二以松風子的筆名在《台灣時報》發表〈佐藤春夫氏的《女誡扇綺譚》〉一文，這不但是一篇少數針對〈女誡扇綺譚〉進行最鉅細靡遺分析的單篇研究，同時也是讓之後台灣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被定調為「異國情調」特徵的決定性評論。

島田謹二指出這篇作品雖有未臻成熟之處，但為何能成為台灣外地文學里程碑，從他以下的評語，便可一窺究竟：「意識到台灣人的民族特性同時企圖寫出，以及在作品背景示現其存在意義（中略），從這兩點而言，此作品在取材自台灣的散文小說中應該說是空前唯一，從其文學價值來說，也應該說是斷然拔得頭籌。」島田緊接著指出，〈女誡扇綺譚〉的世界除了是由非日本傳統的「盛夏熱帶的自然」與「支那系統的文化」所建構出來之外，他認為從題材以及技巧處理看來，都是一篇「典型的異國情趣」文學。但此處需注意的是，島田將〈女誡扇綺譚〉歸類於如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以及皮耶．羅逖（Pierre Loti）的創作樣式──夏多布里昂出生於布列塔尼，布列塔尼在十六世紀初期成為法國屬地，但無論是人種、語言以及文化，都是混種而多元。夏多布里昂在文學流派上，則屬於法國浪漫主義的先驅。皮耶．羅逖則因為其法國海軍軍官的身分，到訪過許多遠東地區，包括南洋與日本，曾以日本女性為題材創作《菊子夫人》等作品，被視為「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