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少帥張學良與四小姐趙一荻，在新竹深山僻地的囚禁歲月，
一段無奈的歷史，一場無悔的愛戀，一個隱沒在荒煙漫草中的故事，
透過未曾公開的珍貴照片、親筆手稿，完整再現。
他是北洋軍閥張作霖的長子，一位英氣逼人的少帥；他曾經廝殺疆場，騁馳於廣袤的森林與黑土；他宣布「東北易幟」，助國民政府北伐統一；他強忍日本間諜的殺父之仇，維持境內的和平。1936年，他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挾持蔣介石逼他聯共抗日。西安事變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張學良人生的轉折點，從此他失去自由，在旁人的監視管束下渡過餘生。他曾在回憶錄裡說：「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她是趙家的四小姐，十七歲認識了張學良，成為他的情人，十九歲與他生下一子。二十八歲時，為了追隨被囚禁在貴州的張學良，她忍痛把兒子送到美國，卻沒有料到這一別就是十五年。從此，她跟著張學良四處移監，照料他的起居，陪伴他渡過孤寂喪志的時光，過著與世隔絕的幽居生活。
本書是張學良、趙一荻於1946－1960年在新竹清泉溫泉軟禁生活的紀錄，保存了許多不曾公開的珍貴照片及手稿，並根據張學良的日記、口述梳理編撰成冊，讓我們見證了一段時代的無情與捉弄，和一場愛情的永恆與絕美。
一段無奈的歷史，一場無悔的愛戀，一個隱沒在荒煙漫草中的故事，
透過未曾公開的珍貴照片、親筆手稿，完整再現。
他是北洋軍閥張作霖的長子，一位英氣逼人的少帥；他曾經廝殺疆場，騁馳於廣袤的森林與黑土；他宣布「東北易幟」，助國民政府北伐統一；他強忍日本間諜的殺父之仇，維持境內的和平。1936年，他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挾持蔣介石逼他聯共抗日。西安事變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轉折點，也是張學良人生的轉折點，從此他失去自由，在旁人的監視管束下渡過餘生。他曾在回憶錄裡說：「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她是趙家的四小姐，十七歲認識了張學良，成為他的情人，十九歲與他生下一子。二十八歲時，為了追隨被囚禁在貴州的張學良，她忍痛把兒子送到美國，卻沒有料到這一別就是十五年。從此，她跟著張學良四處移監，照料他的起居，陪伴他渡過孤寂喪志的時光，過著與世隔絕的幽居生活。
本書是張學良、趙一荻於1946－1960年在新竹清泉溫泉軟禁生活的紀錄，保存了許多不曾公開的珍貴照片及手稿，並根據張學良的日記、口述梳理編撰成冊，讓我們見證了一段時代的無情與捉弄，和一場愛情的永恆與絕美。
目錄
前言
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張閭蘅
我與大伯大媽有約 張閭芝
一 輾轉重慶 飛越海峽
二 陳儀造訪 感慨良多
三 山中困境 莫老情深
四 兩張匯報 寬嚴皆到
五 總統下野 張趙南迂
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
七 夫人牽線 大洋家書
八 友人重逢 禮輕情重
九 互贈書畫 回饋友情
十 疾病襲來 兩地掛念
十一 奉命筆耕 夜不能寐
十二 嘔心雜憶 告別井上
十三 總統召見 管束依舊
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
十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
十六 台北購地 營造新居
張學良台灣幽禁期間讀書影像
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張閭蘅
我與大伯大媽有約 張閭芝
一 輾轉重慶 飛越海峽
二 陳儀造訪 感慨良多
三 山中困境 莫老情深
四 兩張匯報 寬嚴皆到
五 總統下野 張趙南迂
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
七 夫人牽線 大洋家書
八 友人重逢 禮輕情重
九 互贈書畫 回饋友情
十 疾病襲來 兩地掛念
十一 奉命筆耕 夜不能寐
十二 嘔心雜憶 告別井上
十三 總統召見 管束依舊
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
十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
十六 台北購地 營造新居
張學良台灣幽禁期間讀書影像
序／導讀
序１
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人的記憶有時會隨著時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釋，但有些人與事卻隨著歲月沉澱而日益清晰，成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影響你的言行或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對於我來說，他們就是我的大伯、大媽：張學良、趙一荻。
一
我們張家真是一個大家族，後來我才知道，我有那麼多的親戚。我的奶奶是東北張作霖的五夫人，我父親張學森在張家中行五。我們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一九四六年才搬到台灣。當時我尚年幼，不明白為何搬到台灣來，離開熟悉的環境到這麼一個既陌生又貧窮的小島上。我沒有想到，正是因為搬到台灣，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們一家成為大伯、大媽最為親近的人，這種互相的依持不僅僅是血緣維繫，而是彼此都成了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灣繼續上小學，在我上五年級的那年（大約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車夫給我一張紙條，說媽媽讓我放學後直接到台北中心診所找她。我很高興，因為這個中心診所是台北當時醫療條件比較好的醫院，院長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盧致德，他的手下有個廚師，會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時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預訂的。我以為一定是媽媽讓我開開「洋葷」。
我到了診所，覺得不對，媽媽在醫院樓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向才知道，不是來吃西餐，而是來看「大伯、大媽」，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看到媽媽及家人焦急的樣子，同時也覺得好奇，「大伯、大媽」長什麼模樣？一會兒，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見了背影。媽媽說，因為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才從山裡到台北。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我無法理解，探視大伯、大媽幹嗎要這樣「偷偷摸摸」，我怎麼也無法將課本中的「張學良」與大伯聯繫在一起，為什麼他們也在台灣，卻不能與我們來往呢？記得，奶奶常念叨說大伯、大媽被關在山裡很長時間了，不知他們過得怎麼樣？奶奶每每提及「大伯」總是神情憂傷。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時間，家裡人時常提及大伯、大媽，好像他們住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大伯、大媽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押往台灣後，一直幽禁在新竹縣清泉的大山中。台灣當年的交通遠未及今天這麼便利，新竹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是很遙遠了。大伯、大媽在人煙稀少的山裡一待就是十餘年呀！
我上高中時，大伯、大媽才從高雄搬回台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政德）約我們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作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哦！這就是張學良？我的大伯！這就是奶奶、父母牽腸掛肚、時時念叨的大伯？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心裡甚感不平的是，這個政府真不講道理！為什麼把我們長輩關了那麼久？見一面跟「做賊」一樣。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我的記憶中。
二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一九六五年是我留學後第一次返台省親，也正是這一年，我在家中與大伯、大媽見了面。聽家人說，大伯、大媽搬到台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區總會來我家坐坐。
說是正式見面，畢竟隔了兩代人。大伯是張家的長子，與我父親為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年齡懸殊甚大。大伯帶兵打仗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嬉戲打鬧的頑童。在家人介紹、寒暄之餘，我看著兩位長輩，歲月的滄桑似乎都刻在他們臉上，大伯的言語中不失機敏活潑，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些淡淡憂鬱。他們大都與奶奶、媽媽交談，我在旁邊聽著，大伯會不時地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親情與關愛……這次回台灣，與大伯、大媽見了兩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紐約。現在想來，當時見面，沒有好奇與激動，彷彿原本就熟悉，並無初次會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問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媽對親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張家晚輩即我們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媽身邊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子女均遠在美國，只能靠書信來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國留學，見到我是否會想起他們在美國的兒女呢？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經意的凝視眼神，卻留在我的記憶中。
三
讀完大學，自然是找份工作。我已習慣和熟悉了美國的生活節奏與環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場病，我可能會一直待在美國。在紐約期間，一入秋我就傷風，越冷越嚴重，並伴隨著水腫，腸胃功能紊亂，吃什麼藥也不見好轉。美國的大夫建議說，最好換個環境，到溫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時期，否則很難恢復。沒辦法，我只好回台灣，想先回家休息一陣再說。在外一人又多病，還是家好，這樣我又回台灣了。
一九六七年，我回到台灣，回家的感覺真好！我們在台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最常來的總是大伯、大媽，一九六四年他們在台灣經歷了「離婚」、「結婚」，人生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離，已到了無欲無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碼來我們家三到五次，每次來，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轉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非常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有時他還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伯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講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講述喚醒了我童年時在天津饞吃冰花的記憶，海峽那邊是我們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大陸去看看……這一想法，徹底改變了我所有的計畫，這也是後來我決定到香港發展，並在一九七九年冒著風險返回大陸的初衷。
現在想起那段與大伯、大媽在一起的時光，令人難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塊地皮是他買的，那棟房的格局是他設計的，他自己花錢蓋的自然傾注他的情感。在他們家裡，除了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之外，其餘「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來的看守特務。在大伯家的外圍，也布滿保密局的警衛點，不讓外人靠近。我們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當時我真是無法理解，看著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心裡很壓抑，也很氣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
大伯、大媽最開心的日子是逢年過節。每到年三十，我們與大伯、大媽一起在北投過年。平時他們家冷清寂寞，連玩牌都不允許，這一天可以例外。大媽忙裡忙外準備年夜飯，她燒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絕，小巧精致、香甜誘人。吃過年夜飯，大伯帶頭玩牌，別看他的視力聽力均不好，每次贏家總是他，我們口袋裡的「紅包」還未焐熱，大部分的壓歲錢都回到了他手裡。看我們沮喪的樣子，他呵呵一笑說：「要錢，你們差遠了，我是拜過師的！」有好幾年，都是大媽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愛熱鬧、愛玩、愛生活。有時我會想，那些囚禁的日子、與世隔絕的時光，大伯、大媽是怎樣熬過來的？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段什麼樣的日子呢？
後來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灣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灣，大伯幾乎每天都來。他往屋裡一坐，打開「話匣子」，我們都成為他的聽眾，他講他的童年、他在東北的往事，講祖父張作霖的趣事，偶爾也會講起困禁生活中逗樂的事……在他的講述中，張家的「老事」、人與物似乎都鮮活地呈現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遙遠、陌生的人與事，對於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台灣的張家後人來說，清晰得似可觸摸。
四
日子久了，我與妹妹閭芝成為大伯最好的傾訴對象。常常是我們三人聊，大媽有時就避開，因為她一見我們總是談《聖經》或上帝。別說我們，有時大伯也煩，就打斷她說「換個話題」。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長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媽，無人可聊，他是靠回憶和讀書度過那段難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圍全是看守監視的人，那些人還時時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談！」大伯的心裡積存了太多太多想說的話。
記得有一次，大伯笑著對我妹妹說：「你大姐一回來，那批跟班可忙壞了！」因為我好交際，朋友多，只要我回台灣，家中便「高朋滿座」，熱鬧無比。大伯來了，很開心地看著我們，並不時與我的朋友聊上幾句，這讓那批「跟班」非常緊張。當時，凡是與大伯說過話或見過面的人，都是「跟班」調查的對象，都必須一一詢問，記錄在案。「跟班」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不好意思直截了當向我盤問，常常問家裡的佣人、司機或樓下看更打聽，但他們哪能百分百掌握實情？有很多時候，我有意弄虛作假，這些大伯看在眼裡，心裡跟我一樣得意高興！
調皮愛熱鬧的性格跟我們這批年輕人一拍即合，只要我們在，大伯幾乎每天都來。這也是大伯喜歡到我們家的緣故吧。有時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就不時上樓來催，大媽有些緊張，可大伯正聊到興頭，故意裝聽不見，能多待一會兒，他就多「賴」一會兒……每次看到大伯如貪玩的頑童不願「回家」，而「跟班」又不停地催促，心裡又痛又恨！大伯、大媽已經被他們囚禁了那麼久，為什麼還不放過他
記憶中的大伯大媽
人的記憶有時會隨著時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釋，但有些人與事卻隨著歲月沉澱而日益清晰，成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影響你的言行或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對於我來說，他們就是我的大伯、大媽：張學良、趙一荻。
一
我們張家真是一個大家族，後來我才知道，我有那麼多的親戚。我的奶奶是東北張作霖的五夫人，我父親張學森在張家中行五。我們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一九四六年才搬到台灣。當時我尚年幼，不明白為何搬到台灣來，離開熟悉的環境到這麼一個既陌生又貧窮的小島上。我沒有想到，正是因為搬到台灣，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們一家成為大伯、大媽最為親近的人，這種互相的依持不僅僅是血緣維繫，而是彼此都成了對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灣繼續上小學，在我上五年級的那年（大約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車夫給我一張紙條，說媽媽讓我放學後直接到台北中心診所找她。我很高興，因為這個中心診所是台北當時醫療條件比較好的醫院，院長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盧致德，他的手下有個廚師，會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時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預訂的。我以為一定是媽媽讓我開開「洋葷」。
我到了診所，覺得不對，媽媽在醫院樓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向才知道，不是來吃西餐，而是來看「大伯、大媽」，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看到媽媽及家人焦急的樣子，同時也覺得好奇，「大伯、大媽」長什麼模樣？一會兒，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見了背影。媽媽說，因為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才從山裡到台北。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我無法理解，探視大伯、大媽幹嗎要這樣「偷偷摸摸」，我怎麼也無法將課本中的「張學良」與大伯聯繫在一起，為什麼他們也在台灣，卻不能與我們來往呢？記得，奶奶常念叨說大伯、大媽被關在山裡很長時間了，不知他們過得怎麼樣？奶奶每每提及「大伯」總是神情憂傷。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時間，家裡人時常提及大伯、大媽，好像他們住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大伯、大媽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押往台灣後，一直幽禁在新竹縣清泉的大山中。台灣當年的交通遠未及今天這麼便利，新竹在我的記憶中，已經是很遙遠了。大伯、大媽在人煙稀少的山裡一待就是十餘年呀！
我上高中時，大伯、大媽才從高雄搬回台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政德）約我們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作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哦！這就是張學良？我的大伯！這就是奶奶、父母牽腸掛肚、時時念叨的大伯？我怎麼也想像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心裡甚感不平的是，這個政府真不講道理！為什麼把我們長輩關了那麼久？見一面跟「做賊」一樣。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我的記憶中。
二
高中畢業後，我到美國留學。一九六五年是我留學後第一次返台省親，也正是這一年，我在家中與大伯、大媽見了面。聽家人說，大伯、大媽搬到台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區總會來我家坐坐。
說是正式見面，畢竟隔了兩代人。大伯是張家的長子，與我父親為同父異母的兄弟，但年齡懸殊甚大。大伯帶兵打仗時，我父親還是一個嬉戲打鬧的頑童。在家人介紹、寒暄之餘，我看著兩位長輩，歲月的滄桑似乎都刻在他們臉上，大伯的言語中不失機敏活潑，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些淡淡憂鬱。他們大都與奶奶、媽媽交談，我在旁邊聽著，大伯會不時地看著我，眼神裡充滿了親情與關愛……這次回台灣，與大伯、大媽見了兩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紐約。現在想來，當時見面，沒有好奇與激動，彷彿原本就熟悉，並無初次會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問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媽對親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張家晚輩即我們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媽身邊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子女均遠在美國，只能靠書信來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國留學，見到我是否會想起他們在美國的兒女呢？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經意的凝視眼神，卻留在我的記憶中。
三
讀完大學，自然是找份工作。我已習慣和熟悉了美國的生活節奏與環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場病，我可能會一直待在美國。在紐約期間，一入秋我就傷風，越冷越嚴重，並伴隨著水腫，腸胃功能紊亂，吃什麼藥也不見好轉。美國的大夫建議說，最好換個環境，到溫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時期，否則很難恢復。沒辦法，我只好回台灣，想先回家休息一陣再說。在外一人又多病，還是家好，這樣我又回台灣了。
一九六七年，我回到台灣，回家的感覺真好！我們在台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最常來的總是大伯、大媽，一九六四年他們在台灣經歷了「離婚」、「結婚」，人生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離，已到了無欲無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碼來我們家三到五次，每次來，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轉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非常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有時他還拉我們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
大伯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講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講述喚醒了我童年時在天津饞吃冰花的記憶，海峽那邊是我們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大陸去看看……這一想法，徹底改變了我所有的計畫，這也是後來我決定到香港發展，並在一九七九年冒著風險返回大陸的初衷。
現在想起那段與大伯、大媽在一起的時光，令人難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塊地皮是他買的，那棟房的格局是他設計的，他自己花錢蓋的自然傾注他的情感。在他們家裡，除了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之外，其餘「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來的看守特務。在大伯家的外圍，也布滿保密局的警衛點，不讓外人靠近。我們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當時我真是無法理解，看著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心裡很壓抑，也很氣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
大伯、大媽最開心的日子是逢年過節。每到年三十，我們與大伯、大媽一起在北投過年。平時他們家冷清寂寞，連玩牌都不允許，這一天可以例外。大媽忙裡忙外準備年夜飯，她燒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絕，小巧精致、香甜誘人。吃過年夜飯，大伯帶頭玩牌，別看他的視力聽力均不好，每次贏家總是他，我們口袋裡的「紅包」還未焐熱，大部分的壓歲錢都回到了他手裡。看我們沮喪的樣子，他呵呵一笑說：「要錢，你們差遠了，我是拜過師的！」有好幾年，都是大媽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愛熱鬧、愛玩、愛生活。有時我會想，那些囚禁的日子、與世隔絕的時光，大伯、大媽是怎樣熬過來的？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段什麼樣的日子呢？
後來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灣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灣，大伯幾乎每天都來。他往屋裡一坐，打開「話匣子」，我們都成為他的聽眾，他講他的童年、他在東北的往事，講祖父張作霖的趣事，偶爾也會講起困禁生活中逗樂的事……在他的講述中，張家的「老事」、人與物似乎都鮮活地呈現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遙遠、陌生的人與事，對於我們這些從小生活在台灣的張家後人來說，清晰得似可觸摸。
四
日子久了，我與妹妹閭芝成為大伯最好的傾訴對象。常常是我們三人聊，大媽有時就避開，因為她一見我們總是談《聖經》或上帝。別說我們，有時大伯也煩，就打斷她說「換個話題」。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長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媽，無人可聊，他是靠回憶和讀書度過那段難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圍全是看守監視的人，那些人還時時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談！」大伯的心裡積存了太多太多想說的話。
記得有一次，大伯笑著對我妹妹說：「你大姐一回來，那批跟班可忙壞了！」因為我好交際，朋友多，只要我回台灣，家中便「高朋滿座」，熱鬧無比。大伯來了，很開心地看著我們，並不時與我的朋友聊上幾句，這讓那批「跟班」非常緊張。當時，凡是與大伯說過話或見過面的人，都是「跟班」調查的對象，都必須一一詢問，記錄在案。「跟班」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不好意思直截了當向我盤問，常常問家裡的佣人、司機或樓下看更打聽，但他們哪能百分百掌握實情？有很多時候，我有意弄虛作假，這些大伯看在眼裡，心裡跟我一樣得意高興！
調皮愛熱鬧的性格跟我們這批年輕人一拍即合，只要我們在，大伯幾乎每天都來。這也是大伯喜歡到我們家的緣故吧。有時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就不時上樓來催，大媽有些緊張，可大伯正聊到興頭，故意裝聽不見，能多待一會兒，他就多「賴」一會兒……每次看到大伯如貪玩的頑童不願「回家」，而「跟班」又不停地催促，心裡又痛又恨！大伯、大媽已經被他們囚禁了那麼久，為什麼還不放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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