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

導讀一（節錄）
以多元角度理解現代泰國的成形／王健安（「轉角國際」、「說書」專欄作家）
十九世紀亞洲的挑戰
如果想了解現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紀的全球發展史會是個重要關鍵。在當時，早已開始好幾個世紀的全球化因科技大幅躍進，而有了更為顯著的成果，貨物、訊息與人口流動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風險且代價高昂。特別是以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也是個處處充滿拓展機會的年代，他們的軍隊、商人、探險家不斷往世界各地邁進，尋找更往龐大的軍事、政治或商業利益。許多現代所熟悉的事物，便在此背景下一一成形；例如現代印度之所以會生產聞名世界的大吉嶺、阿薩姆紅茶，便與英國殖民印度、大力推廣茶產業的歷史有極密切關係。
相較於自信滿滿的歐洲國家，十九世紀對亞洲國家卻是個充滿挑戰的年代。當西方不斷以優勢技術擴展勢力範圍時，亞洲各國必須在此一迅速轉變的世界中，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式，「西化」便為其中一個選項。就如同日本雖厭惡西方帝國主義的到來，卻也能欣賞對方優勢，歷經數十年的積極學習後，順利取得「海外殖民地」，向外宣告沒有豐富資源的島國，也能成為世界列強。直到今日，日本仍是世界上相對強勢的大國之一。
除了追求物質上的進步，亞洲國家還須藉由詮釋歷史，在嶄新的時代找到處世之道。曾在東地中海世界獨霸一方的鄂圖曼帝國，也難以抵擋來勢洶洶的歐洲軍隊，從衰弱到崩解，最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消失。從帝國殘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知道，如果再以「帝國繼承人」自居，不僅無法適應這個新世界，更無法彰顯令人振奮的成就；在共和國的詮釋下，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段腐敗、黑暗、急於擺脫的過去。為了證明這點，土耳其共和國採取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策：開辦兩性共同上課的教育場所、鼓勵土耳其佳麗成為世界選美比賽冠軍、推動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等。或是更極端一點，拋棄了過往帝國政府的普世精神，與希臘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交換」，曾混雜而居的希臘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棄居住好幾個世代的家園，被迫「回到」想像中的故鄉。
透過日本與土耳其的實例可知，現代亞洲國家的樣貌或國策，並非從一開始便自己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回應外在世界的挑戰，才逐漸演化而成。稍微試著理解他們是如何回應十九世紀的轉變，絕對有助於我們以更多元的角度理解現代世界的成形。上述前提，正是《從暹羅到泰國》的精彩之處。

為政治服務的國家歷史
乍看之下，《從暹羅到泰國》像是近現代泰國編年史，但書中內容遠多過於此，尤其作者以「國恥論的成形與再利用」，解釋了現代泰國如何運用歷史詮釋，發展國家政策與研擬對外關係，進而打造現代泰國的基本樣貌。作者史崔特在開頭指出，近現代泰國的歷史也是一段與西方帝國主義抗衡、並一度失敗的故事，而對泰國當政者而言，問題在於：該如何詮釋這段歷史？十九世紀中葉的泰國國王為維護尊嚴，將割讓土地一事，宣傳成維護國家獨立而籌畫的政治交易。對此，作者很明確指出，泰國確實是十九世紀少數能維持獨立的亞洲國家，但上述觀點明顯犯了時代錯置；因為十九世紀的泰國比較類似聯邦體制，與那些宣稱被迫割讓的土地之間，更像是「朝貢國」或「勢力範圍」的關係。因此，泰國政府的歷史解釋等於是利用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概念，掩蓋了與法國競爭中南半島的企圖。但重點是，無論這種觀點有多不合理，都為「國恥論」提供絕佳養分。

導讀二（節錄）
進入失土國恥的歷史世界／林育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泰國歷史在我們普遍認識的東南亞中，或許有其獨特地位。當代東南亞國家裡，唯一歷史上未被歐美國家殖民者，大概就只有泰國這個今日許多旅人造訪的觀光國度。外人如我們或許常聽說，歷史中位於英法勢力間，一方面作為兩方勢力的緩衝區，一方面王室巧妙利用此一中間地位，因而免於歐美列強殖民，得以作為一獨立國度，延續至今。這種說法，實也見於當代泰國自身的歷史論述，英明睿智的王室，在西方列強進逼壓力下，勵行現代化，帶領泰國避免殖民危機，使泰國延續其王國歷史。這種泰國國內外皆熟悉的當代說法，無論是否屬實，作為一種普遍論述，一方面支持了王室作為泰國三大支柱（國家、宗教、王室）的說法，另一方面也支持了泰國近現代自沙立（Sarit Thanarat）政府以來，泰國國家精英對於王室形象的建立與崇拜。
不過，這本書最有趣之處，就是挑戰前述這種泰國國內外的「常識」。作者認為近現代泰國精英用以建構泰國國家的論述，不只是這種以王室為尊的光明面，還有另一重要的黑暗面，以歷史中泰國國家土地喪失為基礎，藉由對西方外來侵略的同仇敵愾感，形塑泰國國族主義。作者將光明面的前者稱為「王室－國族主義」（Royal-nationalism），黑暗面的後者則是以「失土論」（Lost territory）為基礎的「國恥論」（National Humiliation）。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兩面論述實都根基於一八九三年，法國軍隊進逼曼谷的法國－暹羅危機，以及後來所簽訂的相關條約。在條約中，暹羅放棄了對湄公河左岸約泰王國面積三分之一的領土主張。作者根據史料，指出雖然這些事件始於邊界衝突，卻是由暹羅在殖民競爭下主動對法國挑起軍事行動，法國藉機予以反擊的結果。但當時的「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巧妙地將暹羅轉變為法國入侵的受害者，並將土地喪失，解釋為王室為了和平及國家的獨立性，因而以失土換取國家不被殖民的英雄舉措。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失土造成的西方侵略之恥辱感，從未實際在泰國精英心中消散，並在後續歷史關鍵時刻，成為「國恥論」而發酵。
「國恥論」真正的誕生與擴散，主要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的泰國，尤其是披汶（Phibunsongkhram）主政下的政府。一方面隨著一九三二年立憲革命後成立君主立憲國家，統治者由王室轉為軍事精英；另一方面泰國逐漸步入現代國家，進而強調國族統一。國家精英諸如披汶、威集‧瓦他幹（Wichitwathakan）等人，不再著重「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反而將一八九三年的失土歷史成為一種「選定創痛」（chosen trauma），形成國族集體的「國恥論」，以支持泰國軍事政權的政治法統。在這種「國恥論」下，合理化了泰國一九四一年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入侵，「收回」過去為法國所占的多數土地。另一方面，這種西方入侵的「國恥論」，也用來和二戰時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泛亞主義結合。此論述下，泰國並非只是單純在日本強迫下自保，日本反而是披汶政府大泰國主義的夥伴，用以挑戰西方殖民，建立亞洲民族。另外，作者提到當時政府的反天主教措施，雖看似與他章主要談論泰國對外關係調性不同，但作者以此對泰國國內天主教會的嚴厲打壓指出，這種將與法國相關的天主教會擴散到天主教會整體的外來入侵論述，更加證明了「國恥論」在各方面的發酵。
二戰結束前，泰國倒向同盟國，雖又是一次「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的成功展現，免於戰後嚴厲的政治清算，然而，一九四六年將「奪回」四府交還法國的協議，卻造成新政府的尷尬，再次經歷如同一八九三年失土的「國恥」。這種泰國屢次被法國帝國主義竊取土地的心態，在後續泰國與柬埔寨邊界的柏威夏爭議又再度出現。一九六○年代前後關於柏威夏寺的所有權爭議，以及二○○八年因柏威夏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再一次引起的論爭，都反應了前述一八九三年及一九四○年代與法國土地爭議而展現的失土史觀及「國恥論」。
《從暹羅到泰國》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普遍閱讀的書籍都十分具有價值。二○一五年英文原作出版後，就引起學術界高度興趣，在許多相關學術期刊中，都有其他學者對這本著作的介紹與評論。這本歷史學著作，結合了外交史和文化史兩方面：一方面交待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以及其後柏威夏爭議事件，暹羅（後來的泰國）和法國、日本、英美、柬埔寨等外國交涉的歷史；一方面也探討不同時代的國家精英，如何把歷史以「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等論述方式呈現，以作為其政治目的和建構當代泰國國族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沙立政府將其統治與王室形象高度結合前，以披汶為代表的泰國精英及其統治論述。在理論系譜上，這本著作承繼了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國族主義形成的學術脈絡，及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圖繪暹羅》（Siam Mapped）現代地理學形成「地緣機體」（geobody）的當代國家概念等相關議論。正是在這些學術巨人之上，也就是現代製圖概念的邊界成為理解當代主權國家的前提下，《從暹羅到泰國》由「失土論」所建構出來的「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才更顯重要。

導讀三（節錄）
打破「泰」浪漫的迷思／許純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泰國研究中心研究生）
在《從暹羅到泰國》這本中文譯著出版前，對泰國文化與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大多會參考歷史學家通猜‧威尼差恭的《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該書自一九九四年發行至今，不知已啟發多少正走在泰國研究長路的夥伴。二○一五年，通猜的學生，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夏恩‧史崔特，透過不下於他老師的精湛歷史學技藝，細密地在老報紙、廣播、檔案中挖掘史料，將他老師在《圖繪暹羅》的研究核心─「泰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是如何鍊成的─發展得更加具體、有說服力，繼而成了另一本在泰國研究中擲地有聲的必讀讀物。甫接到聯經的譯稿時，心中是又驚又喜。泰國文史研究的經典西文論文雖然不少，但引介到中文世界者著實不多。經由這次出版《從暹羅到泰國》，中文世界裡終於又有新的泰國研究聲音加入了！同時我也相當羨慕未來踏上泰國研究的朋友們，因為有這本書，研究的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遠。
作為一名剛接觸泰國研究的外國學生，要具備的不僅是對陌生文化無止境的好奇心，更得逼迫自己在短時間內，大量消化相關的背景脈絡，才有辦法在有限的修業期限中，一方面理解前人的學術心血，一方面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出口。我不敢說《從暹羅到泰國》是本萬能的工具書，但就自己的求學經驗，此書所梳理出的泰國近代史，確實能提供給關心泰國主題的朋友一個理解窗口。

我所就讀的朱拉隆功大學（本校校名正是拉瑪五世，書中「王室－國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支柱）泰國研究中心，並沒有專一的學科傳統。它是由多位不同專業的人文學科教授，就自己擅長的國內研究領域開設講座。因此，與其說它是個系所，不如說它更像是泰國區域研究的學術社群縮影。宗教、性別、語言、民俗、歷史，每一課程最後都會追問著一個核心概念：泰國性（Thainess/es）。什麼元素會被外國人視為很「泰」、被泰國人視為很傳統呢？它又是如何建構的？而你所說的「泰」又代表了誰呢？這不只是文化命題，而且不令人意外的，還是一道政治命題。正如《從暹羅到泰國》，本身就是泰國文化史與外交史交互考察下的成果。雖然史崔特沒有在書中明確論及泰國性，但在書中橫跨十九世紀後半至本世紀的數章故事中，泰國性的建構與操作（誰是泰／非泰）躍然紙上。
不論是通猜的《圖繪暹羅》，還是史崔特的《從暹羅到泰國》，師徒二人在歷史檔案裡齊心戮力想達成的，都是打破關於「泰」的浪漫主義迷思。簡括地說，「泰國」是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下的產物，可以回溯至軍事強人披汶‧頌堪在二戰期間推廣的泛泰主義。而它的前身─「暹羅」，早期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現代國家樣貌，而是中南半島上一個透過納貢關係組織而成的鬆散政治體，在十九世紀受英法勢力衝擊後，才逐漸中央集權成我們所熟悉的單一王國。因此，不論是原本的暹羅還是後來的泰國，作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都是很晚近才形成的。在分析取徑上，通猜考察的想像載體是地圖，而史崔特緊緊跟隨的是地圖上的「失土」，也就是這本書論及的「國恥論」。
在泰國研究中，失土議題往往被拆散成個案型、糾纏錯節的國際關係史。除非對泰國史有相當程度的熟稔，不然讀起來總滿是挫折。但在《從暹羅到泰國》裡，史崔特流暢的語句與簡明的史學框架，能讓我很享受地投入閱讀。複雜的國內外政治角力在他筆下，儼然成為耐人尋味、難以掩卷的故事。故事主軸在於政治領導人如何選定創痛，將失土議題打造成國恥論，並加以渲染操作。史崔特將國恥論作為一條引繩，引領讀者回顧多個重要與鮮為人知的場景。其中，第三章〈國恥論與反天主教〉與第四章〈泰國與泛亞主義〉還原泰國社會在民族主義推波助瀾下逐漸極化的場景，讀起來尤其震懾人心。這兩章就像面鏡子，提醒我們當政府因政治目的煽動宗教不容忍與仇外意識形態時，國家機器會是如何張牙舞爪地操縱人民，而泰國的案例殷鑑不遠。

導讀四（節錄）
以史為戒，還是以史為「械」？／黃宗鼎（獨立評論@天下「東南亞風輕史館」專欄作者、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今年是泰國啟用其英文國名Thailand的八十週年，《從暹羅到泰國》之出版，可說適逢其時。一九三九年曼谷政府將英文國名自Siam（暹羅）改為Thailand（泰國），大泰民族主義隨之張揚，與一九八九年緬甸軍政府將英殖民時期之國名Burma改為Myanmar，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發達大泰民族主義，二戰初期的曼谷政府開始在領土及人民兩大國家組成要素上大作文章。就領土而言，大泰國囊括了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及西雙版納等地域的大泰族生活區；就人民而言，廣義泰人不僅包含寮人、高棉人等所謂「（湄公河）左岸泰國人」，還兼容了緬甸的撣人、克倫人與孟人。
為了讓大泰族生活圈以及廣義泰人等主張具有正當性，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的曼谷軍人政府與知識界乃重新書寫歷史。歷史（prawatsat）一詞於拉瑪六世（一九一○─一九二五在位）時自西方引介而來，使得原來僅供皇家閱覽之祕典聖訓，由是進化成振興泰人民族意識的教範。

前言（節錄）
泰國史話中的「失落」概念
二○○一年年初，泰國金融市場崩潰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持續發酵，泰國舉國陷於苦苦掙扎中。那年三月，政府宣布一連串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在審查這些措施之後，反對黨領導人提出批判，指政府顯然未將教育納入考量。其中反對最力者，有前大學事務部常務部長維吉‧薩岸（Vijit Srisa-an）等人。維吉（編按：泰國人通常用名不用姓稱呼）認為，應該將教育經費列為國家重振計畫的最高優先。他警告：「若是沒有更明確的教育政策，我們永遠掙脫不了西方殖民主義的陰影。」
維吉這番話將泰國與西方充滿矛盾的關係展現無遺。傳統泰史作者總是說，在調適西方支配的世界秩序這個問題上，泰國比所有其他東南亞王國做得都更成功。泰國領導人很能接受外國理念與技術，很懂得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條件，持續調整他們的政策。許多觀察家認為，泰國之所以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靠的就是這種彈性。但儘管有這樣傲人的獨立史，泰國領導人仍將西方視為一種威脅。維吉沒有說明西方殖民主義如何還能繼續危及泰國福祉，但他這番話暴露出泰國民族主義論調中的一項重要矛盾：如果泰國在維護獨立這件事上做得這麼成功，像維吉這樣的領導人為什麼還這樣憂國憂民、急著想擺脫西方殖民主義？
為解答這個問題，史學者近年來放棄過去將非西方社會二元化分類──不是獨立國就是殖民地──的做法，認為泰國像其他地區一樣，早自十九世紀起，已經兼而有之展現了這兩類特性。泰國史不乏成功調適與外交的例證，但也見證與西方列強持續不斷、時而暴力的對抗。這些對抗衝突造成了複雜後果。歐洲勢力在大陸東南亞的擴張，危及泰國獨立以及泰國精英的優越地位。最後，西方帝國主義與卻克里（Chakri）王朝（或稱曼谷王朝）達成妥協，建立一些保障王朝生存的條件。也因此，泰國雖說沒有淪為英國或法國的殖民地，但不斷與西方對抗、與西方妥協的掙扎，也影響到泰國現代國家認同的發展。
為了解這項國家認同的成形，本書要檢討泰國領導人如何看待泰國與西方的關係。泰國民族主義論點是一枚兩面幣。最常呈現在世人眼前的一面，說的是泰國如何高瞻遠矚、對抗西方的現代挑戰。它誇耀泰國當局如何以獨到的本領維護國家獨立。但這枚錢幣還有較陰暗的另一面，訴說一些國家之恥。整個二十世紀，泰國領導人就將這些國恥納入馬克‧艾斯科（Marc Askew）所謂「國家危急」論，作為他們軍事擴張、種族沙文主義、政治打壓，或宗教迫害的藉口。本書要檢討這第二面論點的緣起與歷史，因為如果想了解泰國國家認同，以及它對西方的矛盾態度，這是重要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