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卜正民重磅鉅作★★
一部創新的、顛覆傳統的歷史論述
爬梳中國與世界之間近八個世紀以來的關係
了解中國對外擴張背後的「大國」邏輯
「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版，說不定也將是唯一的版本。」
「……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是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終於一九一一年的大一統帝國；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一個又一個朝代複製貼上再生的政權，好像船過水無痕一樣。」——卜正民，〈臺灣版序〉
「卜正民教授以他淵博的學識、辛勤梳爬各國史料的功力以及對圖像資料的解讀，述說著一個個精彩的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為我們編織出一個光彩斑斕的大國與世界的嶄新圖像。」——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繪於1280年的〈元世祖出獵圖〉，這幅畫蘊含著忽必烈希望世人如何觀看他的涵義，不同於以往正襟危坐、死氣沉沉的中國皇帝畫像，忽必烈特地請人畫了他在打獵的肖像，呈現出他威風的英姿和旺盛的統治企圖心，而「大國」（great state）觀亦自此成形，並深植中國。
過去八百年來，中國與外界的關係紛亂不斷。這段歷史始於忽必烈建立大元國，派出麾下蒙古大軍征服中國，將中國與整個世界鎖在一起，改變了整個亞洲的權力與服從規則。正如卜正民所強調，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而擾動的關鍵，就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中國由此搖身一變，化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描繪的全球大國。中國的疆域大致在元朝立朝時確立，儘管此後朝代依然遞嬗，但中國仍繼承前朝掠奪之疆域至今日，並對「失土」虎視眈眈。
卜正民以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捕捉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互動。這是一段前所未聞的中國歷史，也是一部以中國為軸心的世界史。
目錄
地圖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
作者序
臺灣版序
緒論 萬國（溫哥華，二〇一九）
大元國
第一章 大汗和他的肖像畫家（上都，一二八〇年）
第二章 青王妃與伊兒汗（大不里士，一二九五年）
第三章 瘟疫（卡法，一三四六年）
大明國
第四章 太監和他的人質（錫蘭，一四一一年）
第五章 歷劫歸來者與朝鮮馬商（浙江／北京，一四八八年）
第六章 海盜和官員（廣州，一五一七年）
第七章 英格蘭人與金匠（萬丹，一六〇四年）
第八章 傳教士和他的受牧者（南京，一六一六年）
大清國
第九章 失土之民（長江三角洲，一六四五年）
第十章 喇嘛與大將軍王（青海，一七一九年）
第十一章 商人和他的僕人（奧斯坦德／廣州，一七九三年）
第十二章 攝影師和他的苦力（約翰尼斯堡，一九〇五年）
民國
第十三章 通敵者和他的律師（上海，一九四六年）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〇一〇年）
注釋
圖片版權
序／導讀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從《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一書之後，卜正民教授的著作就開始展現恢宏的視野，逐步將中國史置於全球史的角度下來觀察。《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對晚明的富庶和商業的繁盛有超越前人的深入描述，讓我們從歐洲商人前仆後繼的湧入中國，從貿易有無中獲取鉅利的歷史重建中，豁然驚覺原來晚明中國就像當代中國一樣，是一個巨大的商貿市場磁吸機。《維梅爾的帽子》和《塞爾登先生的地圖》則分別追溯了十七世紀中國和荷蘭以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
在這本新著《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中，卜正民教授另闢蹊徑，跳脫海外貿易的框架，別具創意的挑選了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
作者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本書的兩個基本論點：一，無論是過去或者我們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這個觀點可說是卜正民教授這個世代的學者普遍的看法。二，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秦漢，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蒙古併吞中國，建立大元帝國之際。蒙古人打破了中國既有的朝代循環模式，建立了「大國」這個概念。作者在此毫不諱言地表示，「『大國』式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想法，而這個想法的主要創始人就是作者本人。大元國、大明國、大清國最具體地顯現了這個概念。
由於作者講述的十三個故事或歷史瞬間，大部分跳脫了我們對中國史既有的認識，在開始進行這些探索前，作者擔心我們在這些陌生的疆域中迷失了方向，所以特別強調「本書裡的一切，都是以國家為背景，以國際為脈絡，以全球為範圍」。
就像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更喜歡景色怡人的承德避暑山莊，一年有半年的時間在此處理政務，接見使節。忽必烈雖然營建了讓馬可．波羅瞠目結舌、讚歎不已的大都北京，但他更喜歡待在他費心營建的上都開平，統治他建立的龐大帝國，並時時擔心占星師預言的南方的叛亂。「忽必烈跨坐長城內外，也跨坐於這種窘境」。長城以南的中國世界，他經歷二十年的戰爭才納入統治。長城以北則是他出生、繼承的世界。對這個「地高、井深、星大」的世界，忽必烈知之甚詳，也鍾愛無比。他不打算放棄這個世界，只端坐在中國的王位上。為了應付兩個世界的鴻溝，決定同時住在兩個世界。每年春天，他帶著所有的高官前往上都，住七個月，接著南返大都，停留五個月。
忽必烈對上都的愛，可以從他的畫師劉貫道掛軸畫上清楚看出。在這一幅新中國的景象中，包括大汗、馬可．波羅、非裔太監、黑人持杖者，沒有半個中國人。蒙古人的征服不僅將這個國家置於外國的控制下，還把世界帶進了中國。作者就從忽必烈這個我們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帝國大汗開始，把我們帶入一個個陌生的世界圖像中。
大元國除了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也為此後中國政權的行政、制度留下深遠的影響。另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全球性影響，則是在一三四六年引爆了席捲歐亞的大瘟疫。占有東歐和中歐的金帳汗國（欽察汗國）為了獲得奢侈品，所以容許與義大利人的貿易。一三四二年，一個義大利商人當街侮辱了一名蒙古貴族。新即位的大汗決定重懲位於黑海河口的義大利貿易口岸，義大利商人逃往克里米亞半島南岸的卡法，蒙古軍隊在一三四四年進行了曠日廢時的圍城戰。兩年後，金帳汗國的士兵開始生病。圍城的士兵毫無預兆地瓦解，病魔每天殺害上千上萬人。但在蒙古人放棄卡法前，他們展開了致命性的報復行動——把屍體放在從中國人學來的攻城投石器上，拋進城裡。鼠疫很快的向歐洲蔓延，時伏時起。
不過我們如果將場景從疫情拉回商貿，從中國本土跳到東南亞，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全球史圖像。一六○三年英國商人史考特抵達南中國海域時，葡萄牙人已經占據了中國南海岸的澳門，西班牙人在他們稱之為「菲律賓」的呂宋島馬尼拉擁有據點，荷蘭人則於不久前在萬丹建立基地。一度屬於亞洲內部的貿易體系，至此已經演變成國際貿易體系。萬丹城吸引了來自整個東亞與南亞的商人與勞工，中國人則是最主要的貿易與技術勞工群體。這群來自福建與廣東的移民，控制了幾乎整個對東亞的貿易，並和福建、廣東沿岸的海盜、居民、商人、軍人與官員建立了龐大的網絡體系。
大元朝雖然倏忽即逝，但蒙古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對明清兩朝構成嚴重的威脅，明朝前期的「北虜」問題，讓明成祖將創建不久的大明帝國首度遷往北京，並五度親征塞外。康熙也三度深入漠北，消滅了心腹大患噶爾丹，並視之為個人曠古未有的功業。
噶爾汗雖然自殺身亡，蒙古的威脅卻未隨之而去。他們轉而利用宗教為媒介，和西藏人建立聯盟。清朝在正式派兵占領西藏前，也試圖用宗教拉攏西藏。順治皇帝首先在北京建立喇嘛廟西黃寺，作為達賴喇嘛在北京的住所。一六四九年，達賴接受清廷的邀請，訪問北京。禮部建議依照章程，以貢使的儀節接見達賴。拉薩方面當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在訪問北京前，先往蒙古各重要地點，強化自己在蒙古之間的影響力。他在一六五二年出發，百姓夾道歡迎，爭睹活佛的面容。一六五三年，達賴終於在北京和年輕十四歲的順治皇帝會面。順治脫稿演出，照滿人而非漢人的章程——世俗統治者必須向他的上師致敬——行事。達賴進殿時，順治從方台上的寶座起身，走下台階，以平等待之。原來的貢使覲見皇帝，變成了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和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的會面。
卜正民教授以他淵博的學識、辛勤梳爬各國史料的功力以及對圖像資料的解讀，述說著一個個精彩的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為我們編織出一個光彩斑斕的大國與世界的嶄新圖像。
作者序（節錄）
我所寫的，並非一部步調笨重的大部頭書籍，並非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吃力走過八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至少我希望成品不會這樣。我寧可為一般讀者細細雕琢，談談中國自從十三世紀起置身於世界的模樣，談談這對世界、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組織本書內容的方式，不是細談一個個的恢弘題材，而是寫一系列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反映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重要的—至少是我認為的重要面向。我希望能讓讀者有機會先看看特定的、具體的情勢下發生了什麼事，再請讀者思索今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有兩項基本觀念，在背後推動著本書的進行。其一是意識到：無論是過去，或是我們所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其二則是，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西元前三世紀末—中國歷史在朝代長河中咸認首度以統一國家之姿浮現的源頭—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奠定於中國被蒙古世界併吞的時候。蒙古人的占領帶來深遠的影響，將中國從舊有的朝代模式，轉變成—我沿用蒙古人的說法，稱之為「大國」（Great State）。缺少這個概念，我們就等於缺少從歷史角度理解中國所必需的工具。
如今的中國史學者普遍認可「中國向來與世界密不可分」。採取這條途徑時，我只不過是寫出我這一輩的看法。不過，「『大國』式的中國」（China as a Great state）則是一個新的想法，而且主要出自於我。這個想法的靈感，可以回溯到我的恩師傅禮初（Joseph Fletcher），但引領我跨過那道崁兒，形成這個概念的功勞，則得歸諸於我的同事蘭素倫．蒙赫─額爾德尼（Lhamsuren Munkh-Erdene）。然而，最強大的驅力，還是我自己的經歷所蘊含的分量。我在二十多歲時決定研究中國，為的則是我至今仍無法完全領悟的原因。我想，假如我仔細研究世界的另一端，說不定能讓我更理解我這一端的世界；但當時的中國提出了自己的問題，而我想對此做出回應。過去，中國與世界之間顫顫巍巍的橋梁多半皆已傾頹，我認為有必要加以重建。如今進入二十一世紀，還有兩座橋梁尚待磚瓦。一座將連接「歷史上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另一座則要架在「今天的中國」與日益受到中國擴張姿態所困擾的世界之間。本書將致力於搭建第一座橋，期待與過去的中國切實相遇，能讓我們有更好的視野來理解現在的中國。
臺灣版序
很高興您挑了這本書翻閱。我這本書的英文版與法文版，恰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不久出版；說來也巧，因為書裡第三章主題就是十四世紀的全球瘟疫大流行，真是造化弄人。此後，本書還出了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蒙古文版。如今您拿在手上的這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版，說不定也將是唯一的版本。雖然有好幾家中國的出版社表示有意出版中文版，但本書把中國歷史拉到十三世紀來談，這種研究取徑是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所嚥不下去的。
本書特別之處，在於由外而內書寫中國。如此的立論方式，能夠把另一種觀點帶進中國的歷史，將「自說自話」（self-narration）當成一種趣意盎然的歷史人造物，而非某種能用於詮釋、令人信服的歷史事實。本書的立論基礎，是「中國始終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這句話的意思不只是「中國受到周遭環境所影響」，而是世界持續在形塑中國，如果忽略形塑的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種主張並不新鮮，每一種文化的發展都少不了別人。自從「中國」的概念在周代出現以來，中國人就在跟世界互動。其實，正是因為三千年前華北平原周邊環境如此，所謂的「中國」才能出現。的確，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是在地經驗──我自己都是以在地事件、特定事物，乃至於個人對環境的切身觀察，來做為每一本書與每一個章節的開場白──但歷史學家仍必須體認到，事件、事物或個人觀察的意義，取決於事件所發生的背景、事物所成形的脈絡與個人觀察產生的前因後果，而這些來龍去脈之遼闊，遠超過任何人的政治立場所能局限或掌控。有了如此的體會，才能認真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過從。
本書從全球角度出發，而書中最具爭議的論點正肇始於此：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是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終於一九一一年的大一統帝國；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一個又一個朝代複製貼上再生的政權，好像船過水無痕一樣。我在書中反而主張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擾動的關鍵，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容我用最簡明扼要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主張：治國任務不再是對內問政諮議，對外折衝樽俎，而是在中央垂直提高權力，在邊疆大肆擴張，一廂情願追求中國的利益。我在書中用蒙古的「大國」（Great State）概念來把握上述的轉變。早在蒙古占領中國之前，「大國」觀已經在亞洲流傳好幾個世紀了，可一旦蒙古人將之灌注在中國，再想要移除就不容易了。
不諱言，身為漢學家的我，是在自己學術生涯晚期提出這個主張的。數十年來，我這個由外往內看的人在分析中國的歷史道路時，總是選擇去挖掘這道路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不是像中國某些史家與政治人物，講陳腔濫調自話當年勇，彷彿走過這一遭的就只有中國人。愈是尋幽，愈能探賾。
但我也意識到，本書是在世界歷史上的特定時間點問世的。一九四五年，中國與其他國家以「聯合國」的形式共創世界新秩序。然而過去這十年來，聯合國安理會的三大常任理事國採取的單邊行動，不僅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大國政治，也嚴重傷害前述的世界秩序。十九世紀的國際政治文化為何會在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如今，你我身處的世界不再穩定，甚至難以維繫。對於眼下的世局，「大國」的理論無法提供一錘定音的解釋。我這老漢學家之所以想請讀者注意這個理論，是因為覺得我們得調集舊有資源，賦予新觀念的靈魂，才能擘劃出比如今世道更好的願景。
想必會有一些華人讀者覺得這種取徑很費解，甚至冒犯了他們所珍視的「中國」概念。我把「大國」概念重新拉回中國歷史，期盼能進一步了解中國是踏上什麼樣的歷史途徑才會走到現狀。老實說，本書其他語種的讀者（蒙古版讀者除外）對於我這樣的主張大惑不解。「大國」概念不僅相當陌生，而且有悖於與幾個世紀以來淵遠流傳、中外串通的標準「長城式中國」概念。請容我給我的臺灣讀者們一點建議：大家只要去讀、去體會我收集起來的故事，再回想有沒有什麼是您原本不知道的事情，這樣就可以了。書裡的每一個故事都充滿意外，光是故事本身就很有意思，足矣。雖然足矣，但我最後還是要提醒各位，中國與世界之大，遠超過我們任何人所能遍知，而國家力量也已成長到遠遠超出確保民眾福祉所必須的程度，史學因此無比重要。史學讓過去的經驗能為今所用，助人明瞭世局的現在進行式，盼人心能日漸澄澈。
試閱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
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一○年
三千年前，華北平原的人眼中所見的，是一個萬國世界。這個數字在西元前第一千年期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到數十個、十幾個，最後只剩一個。等到利瑪竇踏進大明疆域，讓中國人看看自己的世界地圖時，他又喚醒了古老的萬國記憶。他說，萬國世界不在遙遠的過去，而是在此時此刻。於是，「萬國」一詞生了根。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萬國」都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用來稱呼廣大世界的用詞。這個事實既為人所接受，亦為人所抗拒，從圖19那張十九世紀繪製的東半球地圖就能看出。這個世界分成許多國家，有國名、國界，而其中國土最大、完全沒有內部分裂的國家，就是覆蓋歐亞大陸東邊三分之一的遼闊疆域，上面著的是淺黃色。這是疆域極盛期的大清國，天下莫非王土。它往外擴張，併吞朝鮮等鄰國，彷彿「萬國」原則不是用於地球上這一塊地方。這張地圖僅僅是作為裝飾用，我們不該過度解讀。荷蘭的大小與日耳曼相仿，法國把義大利併入，非洲不知所云，而臺灣著色的方式，彷彿並非大清國的一部分。這張地圖主要給人的印象，在於統一的大清國占據了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最大的一塊。
十九世紀的國家數量從未逼近「萬國」，「萬國」這個理論上限值從未達到過。今天，世人根據聯合國會員國來計算國家數量。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時，有五十一個創始會員國。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也就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國時，這個數字爬升到一百三十八。等到四十五年後的二○一九年，我寫下這段尾聲時，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隨著被保護國、前殖民地與人為拼湊的國家脫離原本的政治安排，獲得國家地位之後，這個數量想必還會上升。
聯合國成立時，中國就是會員國，不只是創始會員國，更是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五席常任理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所獨有。聯合國是他們試圖重建世界，防止任何類似二戰的事件重演而成立的新組織。中國納入其中，是為了表彰中國人在盟國對抗德國與日本的大業時所做的巨大犧牲。直到一九七一年，這個席位都是由中華民國所擔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橫掃中國，而蔣介石領導的這個國民黨政權便撤退到臺灣島上。蔣介石丟掉了中國，但沒有丟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中華民國依舊是聯合國眼中的「中國」，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動議，將席次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動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個星期後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位子。二十二年來的孤立—部分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掌握國家大權之後的施為，部分是美、中兩國在一九五○年的韓戰打起代理人戰爭之後，由美國所施加—就此告終。
一九七一年之後，中國一開始與國際社會重新搭橋的舉措之一，便是成立交換學生計畫。我就是趁著交流計畫，在三年後去了中國，成為無名小卒，參與一場開啟中國與世界關係當前新篇章的遊戲。
兩個中國
一九七一年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同意一件事，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不能有兩個，這不是聯合國的規矩，卻是兩個中國都堅持的規矩。兩年後，東德與西德在同一天以獨立成員國身分獲得聯合國接納（兩國在一九九○年變成單一會員國）。同樣的做法在一九九一年重演，北韓與南韓皆成為會員國，只是這兩個國家至今在聯合國大會仍個別擁有席次。就兩德與兩韓的例子，雙方是繼續維持獨立成員身分，抑或合為單一會員，是由雙方自己決定，但一中政策不容討論。
自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局勢有了重大的轉折—尤其是在臺灣，大多數人如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並且恰如其分地將一中政策視為殖民時期的殘餘。政局會隨著民情而演變，到了二○○二年，民主進步黨政府正式放棄一中政策，改採一中一臺政策—也就是中文所說的「一邊一國」。一中一臺政策在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時暫時懸置，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勝選，政府繼續視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蔡政府尚未放棄「中國」之名，採用「中華民國（臺灣）」為正式國名。至少就文字上，世界上如今還是有兩個中國。不過，這不盡然是文字遊戲。對蔡總統來說，若就這麼踏出一大步，將國家改名為「臺灣」的話，恐怕會引發軍事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此威脅蔡政府不得採取任何動作，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原話來說，「阻礙」中國對這座島的主權。自從蔡英文勝選之後，習近平便採取外交攻勢打擊蔡政府，先後在二○一七年與二○一八年施壓巴拿馬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把承認的「中國」從臺灣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序言所肯定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之原則。此外，也違反第一章要求成員國「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的條款。這些是聯合國的規矩，不是中國的規矩，但中國規矩卻出奇有效地凌駕聯合國的規矩—比方說，臺灣明明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也明明是個運作良好的國家，但聯合國卻視臺灣屬於後者所管轄，也不承認臺灣是個國家。如今，臺灣對於聯合國的目標，並不在於取代中國的席次，而是獲得自己的席次。臺灣設法爭取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其入會申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遊說其他會員國反對其申請。
近幾十年來，後殖民小國成為新會員國的數量大增，成為尋求贊成票的金主獵場—兩個中國持續積極開發新國家清單，尋找代言人。我們以最小的兩個聯合國會員國為例。一九九九年，玻里尼西亞島國諾魯成為聯合國第一百八十七個會員國，當年的諾魯人口一萬人（如今為一萬一千三百多人），土地為八平方英里，是領土最小的聯合國成員。隔年，諾魯的鄰國—島國吐瓦魯成為第一百八十九個會員國。吐瓦魯比諾魯大兩平方英里，是人口最少的聯合國成員，居民比諾魯還少兩百多人。兩國在十九世紀時都受到不列顛殖民，接著在一九四二年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諾魯興建了一條飛機跑道，美國也在吐瓦魯依樣畫葫蘆。後來兩國成為聯合國託管地，並且在經過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管理後雙雙獨立：諾魯於一九六八年獨立，吐瓦魯於一九七八年獨立。
一九七○年代晚期，中華民國與這兩個新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到了二○○二年，諾魯為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後，諾魯從臺灣得到更好的價格，於是回頭承認中華民國。根據二○一一年維基解密（WikiLeaks）披露的美國外交電報，這項安排中包括在檯面下金援諾魯政府官員，提供賄選經費。兩個中國之間的競爭依舊，並且在二○○七年進入白熱化—根據《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刊登的報導，諾魯總統史可迪（Ludwig Scotty）「據說被一群大聲嚷嚷的中國官員攀談，一群人試圖在他要搭上前往臺北的飛機時，把他拉上另一架要飛往北京的飛機」。寫下這篇報導的記者如此總結情勢：「對中國和臺灣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微不足道到它們不會為之爭吵」。但大小並不重要。無論大小，每個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都有投票權，只要動議能在大會上提出，臺灣就能仰賴諾魯與吐瓦魯投票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暫時。
在中國參與世界的歷史上，這些外交博弈可說是尷尬的小注腳，之所以戲劇張力十足，是因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實在不成比例：一邊是兩個微型環礁，人口加起來才堪堪超過兩萬人；而另一邊卻是領土三百七十萬平方英里、人口超過十四億的超級大國。偏偏這就是我們所建構出來的世界。
強權
一個中國、兩個中國的問題之所以存在，得歸結於中國人以統一為理想，對此有著歷久不衰的固著心態。自大元國以降，每個政權都必須表明這種理想為其指導方針。本書緒論已經著墨過，這個時代的地圖是繪製來呈現「九州一統之盛超越千古，開泰萬世者於斯有徵云」。大明國顯然不是這種情況，而季明臺—或是那個假冒季明臺的人也深知這一點。不過，如果不做出聲明，就等於是懷疑大明王朝的正統性。「大國」非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不可。以是義故，「大國」非得在一個由「萬國」組成的世界中宣稱自己至高無上不可。沒有兩個「大國」的餘地，就像沒有兩個中國的餘地。
雖然我個人喜歡求同，但在這件事情上，歐洲的歷史實在大不相同。歷來雖有強大的君主試圖主宰整個歐陸，但他們都失敗了。對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隱含的各國平等原則，遭到破壞的次數不亞於獲得遵守的次數，但至少從十七世紀起，歐洲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秩序奠基於這一項倫理基礎上。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有了變化，自認為是「強權」（Great Power）的帝國式政權一個個崛起。「強權」一詞出現於十九世紀，意指在經濟上、軍事上強化自我，實力達到可以追尋政策目標，而須與他國妥協的國家。「強權」的自決不像聯合國體系那樣以法律原則為基礎，而是以物質力量為準。大不列顛正是在上開脈絡中，採取行動迫使大清接受其自由貿易制度—不是靠外交手段，而是憑藉一連串我們稱之為鴉片戰爭的武裝襲擊。不列顛是強權，大清不是強權，而世人視大清之敗局證明了前述說法。同一種邏輯驅動了明治時代的日本（此時的日本漸漸自視為「大日本帝國」），先後施壓大清與中國民國接受其要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八九五年，日本與大清打了一場迅速的戰爭，結果臺灣落入日本手中；一九○○年爆發庚子拳亂，隨著鎮壓這場亂事，北京也有兩年的時間落入八國聯軍手中，而日本也是其中一國—大清已經不在任何一份強權國家清單上了。
兩場大國之間的對抗，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強權結構出現改變。不過，無論這兩場大戰如何讓大國之間的平衡受到影響，更長遠的影響還是在於讓正規殖民主義走向終結一事。二戰的結束，成為解殖民的臨界點。一九四五年，有七億多人生活在沒有自治權的土地上。有些強權（尤其是不列顛與法國）不打算失去自己的殖民領土，但輿論浪潮對它們不利。聯合國安理會固然是以保障頭等大國的利益而設計的，但是就連安理會也無法阻擋殖民帝國的瓦解。過程雖緩慢，但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仍一個接著一個，監督前殖民地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有些國家更是成為聯合國會員。
一九六○年代之初，聯合國仍能團結於其宗旨，讓憲章第一章的自決原則勝過舊有強權的利益。不過，新解殖民國家的行列卻在過去二十年間急遽減少。如今，解殖民不再是常態，反而更像是例外，而且必須在極端情勢下才能推動。聯合國最新的會員—南蘇丹，是在二○一一年時獨立於蘇丹，成為第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國。蘇丹是典型的殖民創造，先是以不列顛為宗主，接著受到不列顛─埃及的聯合監督。蘇丹於一九五六年獨立，但並未成為順利發展的國家，蘇丹南部的丁卡人（Dinka）與努爾人（Nuer）反而遭到蘇丹北部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內殖民。蘇丹陷入慘烈的內戰，直到聯合國介入，居中磋商出一紙讓南蘇丹與北蘇丹分開的協議才化解。無意間，南蘇丹的例子讓其他遭受內殖民的民族（為數仍然眾多）學到，唯有透過激烈手段，才能確保通往獨立的道路。
今天，公民投票已經不保證能帶來解殖民的結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已經學會如何一方面表現對人類的苦難憂心忡忡，一方面在解殖民前景威脅其國家利益時對此視而不見。安理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慘敗，便是自二○一一年以來，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令敘利亞慘烈內戰情勢降溫，或是保護捲入這場衝突中的平民。這件事成為最新的惡例，顯示除非強權點頭，否則誰都別想逃脫生天。法國與不列顛失去殖民領土，國勢落為小國，在安理會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遠遠不如以往。如今這些操作是由世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所主導—不妨稱之為新強權（New Great Power）。俄羅斯有一幫附庸，美國有另一幫附庸，彼此對對方的動議動用否決權，而中國也聚集了一票支持者。中國奉行不侵犯（non-encroachment）國家主權的政策—以敘利亞而言，則是巴沙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主權—一貫投票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
這三個新強權都是超級大國，而且有一項共通點：都是殖民擴張的產物。俄羅斯東向擴張，橫跨亞洲大陸，成長到六百萬平方英里。美國憑藉西向擴張橫跨北美洲，獲得現有國土中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加拿大也是，但加拿大人口少，不足以躋身強權之列。）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比美國稍大，憑藉西向的殖民擴張—簡直就像俄羅斯東向擴張的鏡中影—成為世界第三大國（見圖20）。有人堅持中國從來就不是以他國為魚肉的殖民國家，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倘若沒有征服、併吞過一度由其他勢力所管轄的領土，絕對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規模的國家。不過，相較於其他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擴張妙就妙在自從蒙古入侵之後，其版圖的擴大主要都是由征服中國的非中國人所推動的。與其說中國是靠著征服他人成為超級大國，不如說是靠著被他人征服而成為超級大國。大元國與大清國的蒙古與滿洲家族鑄造了什麼，大明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治家族便選擇讓它延續下去。
今日大多數的中國人看不到這段歷史。愛國教育教他們，「祖國」所在的空間不僅本來是、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僅屬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者就是這麼想的，但歷史學家不作如是想。對歷史學家來說，「時間」是他們的出發點，而局勢是會改變的。現在如此，不代表永遠如此。無論一九四九年時揮動的這根「革命」魔杖變出何種國家空間，都必然是從某個情勢演變而來，必然是人為因素催生之後，才獲得一段假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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