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風雲在香江：江素惠的香江路與兩岸情

緣分的天空在香港／江素惠

三十多年前，年紀輕輕之時來到香港，從未料到往後的歲月會停留在香港，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離開台灣放棄電視台主播的職位，是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氣，同時也在逃避糾纏不清既愛又痛的感情。歲月荏苒，這麼多年來，香港給予了我許多機會，讓我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

大學畢業那年，很幸運的考進中華電視台擔任記者與主播，華視是軍方國防部和教育部合資成立的電視台。在兩位蔣總統時代，兩岸處於冷戰狀態，電視新聞受到了較大的限制與規範。當時新聞部葉建麗主任是軍聞社出身，負責為新聞把關，但在新聞播出前往往還會接到相關主管單位的電話，叮囑何種新聞可以播，何種新聞不可播，有時精心採訪製作的新聞就如此被刪掉了。

同樣的在那個年代，報導有關大陸情況的新聞是一種禁忌，外國的雜誌刊物如刊登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照片，就在照片上蓋上一個「匪酋」的印章或者是整頁撕掉，以至這些人的面目從沒有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在強烈的反共教育下，台灣對大陸的認知就是「萬惡的共匪」和「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就算是在媒體機構工作，所能得到的資訊也是很有限的，要發表更是困難了。

有一年美國國務院邀請亞洲傑出的電視女記者前往美國訪問一個月，很榮幸我在受邀之列，遍訪美國各地的政界與媒體，見證了美國新聞的專業、自由與開放。同時也接受美國媒體的訪問有關台灣的情況。他們的問題深入且無所顧忌，讓我從中學習到記者的精神。

訪美後我經過香港探親，停留的這一個星期可真是讓我大開眼界，看到各種報章，來自大陸各渠道的信息，琳瑯滿目。香港是亞洲媒體中心，資訊發達，充分展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這是媒體人理想的工作環境，是我心之所嚮往。只有在這環境下才能讓記者可發揮所長，內心的激情澎湃，讓我力圖跨越鴻溝追求理想。

當我向電視台提出辭呈，電視台的高層董事長蕭政之和總經理劉先雲都反對，力勸我不要離開。當時台灣只有三家公營電視台，每一家電視台只有一位女主播，女性要進入電視台擔任主播是非常不容易的；加上我亦製作一些中國文化的專輯及節目，長官對我很重視，認為我在電視領域發展有無可限量的前途，甚至鼓勵我多方面發展，將來有機會成為一位成功的政壇人士。但在政界的發展完全不在我的規劃內，我對新聞有極大的熱忱，我的執著打退了所有人的慰留，辭去華視的工作，前來香港。

初至香港人生地不熟，更不會講廣東話，在一個排斥國語、廣東話唯我獨尊的社會，我努力適應著。廣東話從「不識聽不識講，到識聽不識講，再到識聽識講」，很快地融入了香港社會。如今，香港人卻都反過來很努力的學習普通話，也是時代變遷的縮影。

離開台灣時，我從天天在電視上露面的華視主播到香港走在街頭無人認識，這其中的巨大變化，尤其需要在事業上做出成績證明自己的抉擇是對的，都很需要心理的調適，找到心理的平衡點。而來港這三十年恰恰也是兩岸關係巨大變化的時代，我在香港親身經歷了這個時代洪流的衝擊，也致力於推動兩岸的交流。今天的成績得到了認同，可說沒有辜負自己的努力。

非常幸運的是在媒體生涯中，得到許多長官的支持與前輩的厚愛，讓我有機會開創了許多的第一。在擔任中國時報香港特派員的工作期間，老闆余紀忠就給予我極大的支持與空間，希望我能盡量發揮。從突破兩岸媒體的不相往來到採訪世界獨家新聞，八○年代初我以香港地利之便又有探親之名，爭取到大陸採訪的機會，是第一個祕密進入大陸的台灣記者；六四事件後，柴玲、封從德離開大陸逃往法國，我同機採訪他們的新聞成為全球獨家，國際媒體紛紛轉載或引用。這都是因為香港的環境為我創造了優勢，讓我可以在人生的際遇中把握當下，留下難忘的一頁。

從媒體記者轉換跑道擔任新聞局駐港代表，從籌辦到成立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讓台灣機構可以堂而皇之的在香港立足。當退下公職之後，我自己創設了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舉辦過許多場有意義的展覽，以及籌劃香港唯一探討兩岸議題的平台──香江論壇。

時間一晃就已過了三十年，在港的耕耘也受到了肯定與認同。我和香港人一起見證了「獅子山下精神」的奮鬥年代，經歷香港的躍起，和回歸後的「馬照跑、舞照跳」。我生活於此，早已有了濃濃的歸屬感，現在有人問我是那裡人，我總是說我是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我的根在台灣，我的事業發展過程在香港，而我終究是黃皮膚黑眼睛龍的傳人。

回顧這三十年風雨在香江，慶幸當年勇敢踏出這一步，讓人生充滿了挑戰與意義。也是因為香港為我創造了機會，才能在新聞領域中開創了一片天，也才創造出推動的兩岸三地交流的成績。

經歷了香江歲月諸多風采，參與了許多難得的因緣際會，我站在香港，以較寬闊的視野，以清晰的角度來看這些年兩岸的消長變化，讓我有了巨大的使命感，致力推動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

二○一一年我獲得了香港特區政府頒發的銅紫荊獎，是肯定我在港推動文化交流的貢獻，這是我多年來推動兩岸三地交流所獲得的極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