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1900-1960)

序

感謝神！這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中國西南苗族的基督新教與現代性(1900-1960)〉改寫而成，探討的是中國西南苗族在與政權的互動下，如何游移在苗族、中華國族與基督徒之間的認同轉變。多年以前，在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博士班入學口試試場中，蔡彥仁老師看著我的研究計劃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說要研究苗族基督教，你說的是哪一種基督教？」關於這個問題我一直沒有很好的答案，但是當本書完成之後，我大概知道該怎麼回答多年前的這個問題了。對於一個基督徒而言，基督教就只有一個，也就是《聖經‧以弗所書》四章中所說「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的「正統基督教」；但若對一個宗教研究者而言，基督教又可再分為「天主教」、「東正教」以及宗教改革之後的「基督新教」。然而，所謂的「基督教」其實往往隨著信徒各自的體會、歷史記憶、族群背景，乃至於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所說的「習性」(habitus) 而有不同的詮釋，也許自使徒保羅開始到在中國西南山坳間的少數民族基督徒，他們所信仰的基督教其實都是不盡相同的。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基督徒經歷的是一場國民化與民族化的過程，也是一場追求現代化與信仰本色化的轉變。有趣的是，在傳統的研究中總把這些過程當作是信仰世俗化的開端，就像彼得‧柏格(Peter Berger) 的世俗化理論說的中國西南苗一樣，宗教信仰將漸漸走向消亡。但是，從「美國例外論」、「宗教市場經濟理論」，以及本書所關注的中國少數民族身上可以看出，宗教不但沒有隨著追求現代化而消亡，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是方興未艾。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宗教帶給信徒的，是在『今生』的成功還是在『來世』的永恆盼望？」本書前半部，苗民試圖藉由成為基督徒、在教會學校中讀書識字、追求現代化，並透過參與政治的方式寄望改變族群地位，可以說是一種為「今生的成功」所做出的努力，而這些努力也確實獲得了一些成果。諸如：石門坎教會成為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苗文的創制讓族群有了自己的文字，一些苗族的教會菁英也在政治場域上嶄露頭角。

但是，大量經由教會學校培育出來的小知識份子，他們卻面臨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僧多粥少的職缺與族群地位的不平等讓他們在投注了大量的時間求學後，卻沒有辦法在外面的世界有所發揮，回到家鄉卻又沒有足夠的位子。看到苗族知識份子楊漢先的回憶，我才知道原來「畢業即失業」這個感嘆不是當代才有的，早在20 世紀上半葉的西南苗族社會中就已然出現這個問題。創立石門坎教會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 牧師曾說：「讓他們受教育以後，卻仍然把他們留在目前極端貧窮狀態中，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個觀察最終也發生在這群小知識份子的身上。然而，卻也有一群苗族基督徒，在本書的後半部中成為了「千禧年王國」與「彌賽亞主義」式的信徒，開始追尋「來世的永恆盼望」。

但是所謂的基督信仰，卻揉雜了歷史記憶中的遷徙故事、苗王傳說，以及與他族之間不愉快的過去。在本書的最後，這些「基督徒們」在政權的壓力下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群眾事件，而這些事件當中我們雖然看到許多帶有基督教元素的符碼出現在謠言中，但謠言裡卻也充斥著許多符合族群傳統的非基督教元素。顯然，在本書中所提到的「基督教」在歷史的進程中曾經融合了許多的思想，成為一個「各自表述」的信仰。

或許是經歷了過去這段風風雨雨的信仰歷程，當代的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非常強調他們信仰的「純正性」，這種情況就像《聖經》中以色列人從被擄到歸回一樣。特別是我親自前往的貴州西北葛布教會及其所屬支堂，即便生活困苦艱難，但是教牧教務同工仍然努力想要回到黨居仁(James R. Adam) 牧師時期的榮景而兢兢業業地持守教會事工。這本書論述的區域是以貴州西北為核心然後擴及川南與滇西，這裡的族群多為苗族與彝族，而苗族中又以「大花苗族」（Ahmao，阿卯）為多數。貴州一直以來就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順口溜著稱；而我的田野地則是有著「威赫納，去不得」之稱的赫章縣。與沿海地區蓬勃發展的基督教相比，這裡的資源雖然相對而言是匱乏的，但是他們對信仰的持守與認真的態度，我想只要親身經歷過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會為之動容。之所以會開啟貴州西北少數民族教會的研究，始自2009 年四川成都的一個小茶館。透過王明珂院士的介紹，我和西南民族大學的秦和平教授見了面，他告訴我赫章縣的少數民族基督教還是一個可以發展的題目。在累積了幾年的資料耙梳與紙上談兵之後，我在黔西北基督教必讀經典—《窄門前的石門坎》作者張坦老師的引薦下來到了葛布教會，這本書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的博士論文有兩位指導教授：王明珂院士與李玉珍教授。2005 年我自軍中退伍，隨即進入史語所擔任王老師的助理，這段期間來來去去，或擔任獎助，或約聘助理，都在王老師的照顧之下，讓我們一家生活無虞，也謝謝王老師的引導與支持，讓我一頭掉進西南少數民族的璀璨世界裡。玉珍老師總是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點滴，並時時提醒我讀書求學和陪伴家人兩者不可偏廢，她總是叨念：「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我也總將這句話放在心上。當我將本書初稿呈請兩位老師過目並請為拙著賜序時，他們都是一口答應。凡此總總，令我永遠銘記在心。我的口試委員，蔡彥仁教授、郭承天教授、黃宣衛教授、魏捷茲教授，以及多次在論文寫作上給予我建議的林美玫教授，謝謝諸位教授的指點，讓我的論文可以更加聚焦也更加精鍊，使轉寫成為專書時結構上也更加嚴謹。其實第一次去葛布時，我連赫章在哪裡？怎麼去？我都沒有把握。王老師特地幫我找了大陸的朋友請託現任西南民大的張中奎教授陪我走了一趟黔西北，感謝張教授的一路陪伴；本書兩幀葛布教會新堂的照片就是多年以後張教授重回葛布教會時拍給我看並同意我使用的，特此誌謝。

貴陽的張輝先生交友廣闊，透過他我結識了許多對此議題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使研究的起步相當順利。葛布教會的張洪德組長、王紹才先生都是在田野中照顧我最多的報導人。從他們身上我不但獲悉了葛布教會的發展歷史，他們的一言一行也成為我在信仰上的榜樣。同時，兩位報導人一位是大花苗，一位是彝族，剛好帶給我兩個有趣對比的族群觀點。澳洲雪梨的 Colman（陳偉雄），按輩份我得尊稱為陳叔，因為Colman 的協助，讓我能夠進入墨爾本神學院圖書館，蒐集到許多珍貴的內地會傳教史料，也將是擴充未來研究不可或缺的寶貴素材。Pamela（陳太太）學識淵博，對拙博論給予的肯定，是我改寫出版很大的動力。作為本研究的先行者，張坦老師也是本書許多一手史料的提供者，在那個基督教研究仍為險學」的年代裡，張坦老師確實開了風氣之先。

在論文撰寫過程當中，我先後獲得幾個單位的補助與支持，對於一個有著稚齡孩子要養的博士生而言是極為寶貴的，包括「行政院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201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門博士生獎助」(2014)、「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201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2015)、以及「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2015) 等，感謝各位評審委員對本研究的肯定與鼓勵。

同時，本書的部分篇章也曾先後在不同的場合與期刊中發表過，包括〈基督新教循道會與中國內地會在黔西北苗族地區傳教工作之比較〉1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藏品的來歷與蒐藏意義試析〉兩文部分內容成為本書的第一章與第二章的背景介紹；〈內地會教育事工在當代中國的再現—以貴州赫章縣葛布教會聖經學校為例〉與〈「今生的驕傲」或「來世的權能」？近代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的困惑與抉擇〉是本書第三章的骨幹；第四章則由〈從民族到國族—國民政府與貴州西北基督教會教育主權的衝突與合作〉 擴充而成；發表於《新史學》的〈1950 年代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與苗族的「天啟末世」運動－以鬧升天、搬家與皇帝事件為例〉改寫成本書第六章；〈本色化運動下西南少數民族教會的靈恩運動(1920-1960)〉則橋接了從「今生」到「來世」轉變的第五章。感謝每篇審查人對拙文的建議與指正，使本書得以順利並有系統地擴增與整併。

在論文完成之後，很榮幸能夠被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接受出版，非常感謝中原大學吳昶興教授的推薦以及宜霖小姐暨編輯同仁們的協助；本書的初稿完成於我在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的時候，在項潔主任的引導下，把我帶入了數位人文的領域，也開啟了本研究下一階段可以進行的新方向與可以嘗試的新方法。

從論文到成書是一段艱辛的過程，感謝我的父母，胡象賢先生與黃潔卿女士，即使取得學位後可能跟楊漢先一樣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但他們仍舊能夠體諒並全力支持；家姐其華，肩負起照顧家父母的責任，讓我可以放心追求學位與謀職。從論文寫作到專書出版，中研院民族所何翠萍教授、淑莉學姐、晨揚兄，近史所的康豹教授、耀煌學長，廈門大學張先清教授、交通大學連瑞枝教授，以及鵬慧學姐、Tommaso 都在各方面給予拙著許多的支持、提點與啟發；同時我也要感謝葉韋君博士與戴妙如小姐從專業編輯的角度給予初稿許多寶貴的修改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