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簡史：從孫文到毛澤東

健筆寫卓識（代序）

于仁秋

唐德剛教授這本《中國革命簡史》，是他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我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生，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唐教授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中文讀者。譯稿完成即將付梓之際，古、夏兩先生及我們學會的會長禤福煇先生命我寫一序言。我讀了譯稿，有些體會想法，斗膽寫在下面，權作小序，求教於方家。

唐教授這部寫於五十多年前的書稿，我們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同仁今天仍鄭重向中文讀者推薦，主要是覺得這部書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在扼要敘述基本歷史事實的同時，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呈現對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歷史的綜合性、批評性的理解和闡釋。很可惜，這部具有唐教授獨特風格的史書，在他生前未能出版。

這部著作的一個特點，是在要言不煩的歷史敘述（narrative）中呈現出精緻的歷史分析。唐教授的這一寫作風格，既顯示了他對傳統史學優良傳統的繼承，也體現出他受過西方現代史學的扎實訓練。唐教授在他的中文歷史論著中常常提到，學習歷史要有概念化的理解（conceptualunderstanding），而概念化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歷史事實、史料的深切把握之上。唐教授在少年時代讀過《資治通鑒》、《史記》等中國史學名著，受過中國傳統史學的熏陶；在大學時代得到顧頡剛、郭廷以等名師指點，領會了現代歷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徑；一九四○年代末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博士，受到當時正蓬勃發展的現代西方史學的全面訓練，對社會科學在現代史學發展的作用、宏觀史學、比較史學都有研究和領悟，同時他還成為中國近代口述史這一新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作為一個專業的歷史學家，唐教授在一九六○年代寫作《中國革命簡史》時正值壯年，他的傳統學識、現代史學訓練為他寫作此書作了充足的準備，而他個人的秉賦和才氣，讓他在寫作這部著作的具體實踐中，發展出在簡明扼要的敘述文字中呈現概念化理解的獨特風格。

本書各章，短的七千多字，長的一萬三千來字，都在有限的篇幅中敘述了主要的歷史事實、描繪了歷史過程，同時呈現了對歷史事實有「概念化理解」的消化之後的歷史分析。我們試讀第八章「新舞台：經濟轉型，文化真空」，便可看到唐教授將經緯萬端的歷史變化有條不紊地綜合敘述的文字功力，和他將自己的概念化理解、歷史分析舉重若輕地通過既簡明又緊湊的歷史敘述來表達的高超技巧。在這一章中，唐教授對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變化──金融業（銀行以及相關行業）、工業（紡織業、煙草工業等）的發展、勞工階級的形成發展、新的知識分子階層的出現，都作了扼要敘述，並在這些扼要敘述中，自然帶入為什麼新興的金融業銀行家、工業資本家、城市勞工、新一代知識分子都反軍閥、反外國帝國主義的歷史分析。

唐教授的這種寫法，是他一生中不厭其煩地多次講過的「將社會科學應用於歷史」的具體實踐，以求獲得對歷史的全面理解。現代歷史學家將社會科學引入歷史研究，糾正傳統史學偏重政治史的傾向，同時注重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努力獲取對人類歷史活動的全面、總體的認識理解。傳統史學偏重政治史，從現代眼光看，是一大缺陷，但並不是說政治史不重要。唐教授這部《中國革命簡史》，仍然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但這是一部具有現代眼光、主動接受了現代社會科學的有益影響的政治史。政治史其實非常重要，那些博採現代社會科學之長的好的政治史，對讀者學習歷史常有事半功倍之助。與傳統的歷史只集中於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不同，唐教授這部《中國革命簡史》在描述一八四○年代到一九四○年代百年間中國政治變遷的同時，也勾勒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各方面的發展變化，力圖理解各種政治力量形成發展的經濟、文化背景，國內、國外因素，並探討影響不同階段政治人物的政治、軍事行為的歷史、文化因素，以求獲得對近代中國百年史的整體性認識。

唐教授的這部有現代眼光的政治史，得益於卻並不受限於社會科學。唐教授將社會科學應用於歷史研究，並不是用社會科學取代歷史。他雖然強調現代歷史學家應該而且必須學習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以求獲得現代眼光，他的歷史寫作依然深植於史學的優良人文傳統，重視對人和社會的複雜性的全面分析、對長時段中歷史曲折變化的融會貫通的理解，和以簡潔、有個性的語言表達歷史學家自己獨特見解的文字技巧。與社會科學家不同，唐教授並不要建立什麼「模式」（model，比如說「革命模式」），他在他的著作中，盡可能通過描繪具體的人和事，把他對歷史發展脈絡的理解清晰地呈現出來。在這樣的歷史寫作中，他充分吸收了現代社會科學的營養，同時繼承發揚了歷史學的優良人文傳統。

唐教授以現代眼光來寫中國近代政治史，最留意的是制度變遷。略微讀過他的歷史著作（如《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毛澤東專政始末》）的海內外中文讀者，都知道他老人家討論近代中國的「轉型」，討論了幾十年。唐教授指出，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是一部「轉型」的歷史，從「傳統社會」轉型到「現代社會」，其中的關鍵，是從傳統的「帝王專制」轉型到現代的「民主政治」。由於「帝王專制」是建立在傳統的農業經濟、宗法制度、官僚體制、政治倫理之上，有兩千多年的深遠傳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下子廢除，而現代「民主政治」是在西方先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數百年摸索形成的「生活方式」，亦不可能很快為中國人接受實踐，因而中國的政治轉型便艱險異常，痛苦萬端。唐教授數十年反反覆覆討論中國的轉型，政治制度的轉型，因為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關鍵問題，反覆出現的基本問題，無數志士仁人為它困擾，為追求解決此一問題的答案而作過多種探索努力。唐教授的討論，便是對近代中國人在此次轉型時期的種種探索努力的思考和檢討。他的歷史著作，力圖對中國人的實際歷史經驗作出總體概括，因此他的敘述視野恢宏。

唐教授對近代中國史──尤其是制度變遷史──的基本觀察和分析，已大部分在這部書中扼要地呈現；他晚年退休之後的中文論著，仍然討論這些基本問題，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引申和闡釋。

本書第二部「民主革命的失敗」共有三章：第五章「議會政府的嘗試與失敗，以及國民黨與袁世凱的鬥爭」，第六章「權宜專制還是世襲獨裁？」，第七章「從帝制到軍閥割據」，將從辛亥革命到軍閥割據這十幾年間的主要事件有條不紊地綜合敘述，著重分析那場建立共和制度、議會政府的「民主革命的失敗」的種種原因和後果。我們若將本書和唐教授晚年的中文歷史著作對照著看，便會看出他對這段歷史的基本分析、主要觀點已在本書中呈現。

唐教授的基本觀點是，雖然中國在辛亥革命後建立了共和制度，但中國社會尚缺乏現代民主制度運作的各種條件，因而這場民主革命很快失敗了。唐教授的這個基本觀點，是冷靜的歷史分析，既不將欲恢復帝制的袁世凱臉譜化（如通俗史話中的「竊國大盜」），也不諱言在國民黨官史中被神化的「國父」孫中山在失望之餘曾毫不動搖地要搞「權宜專政」。唐教授只是根據客觀事實冷靜地分析，得出的結論超出黨派私見。唐教授在他晚年著作《袁氏當國》中，對美國教授古德諾（FrankJ.Goodnow）受袁世凱所請分析共和、君主立憲何者更適合中國的那套理論、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那篇大文章，都有詳細的討論，而他的主要觀點，早已在《中國革命簡史》中扼要闡述。由壯及老，唐教授對中國轉型時期的「政治制度之轉型」，確確實實是關注了一輩子，思考了一輩子，「曲不離口」地講了一輩子。

唐教授這本《中國革命簡史》是一部以普通美國讀者為對象的通俗歷史書，所以他選擇用生動的歷史敘述來表述概念化的理解和歷史分析。很多時候，唐教授會不露斧痕地用講述具體生動的故事的方法來呈現「概念化理解」。舉例來說，唐教授在描述共和制度逐漸被袁世凱恢復帝制所取代的歷史過程的敘述中，呈現了辛亥革命時中國尚未具備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這一「概念化理解」，同時他簡要地記述了兩個故事，藉以說明在強大的舊傳統、舊觀念、舊習慣仍然主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歷史環境中，新的共和制度難以運行。第一個故事是袁世凱干涉唐紹儀總理職權，唐紹儀為維護憲法尊嚴與之抗爭，當時輿論卻大多循傳統政治倫理支持袁世凱而指責唐紹儀。讀者稍一回味，便會理解，在那樣的輿論場中，受過美國教育、對現代共和憲政有正確理解並敢於堅持原則的唐紹儀，除了憤而辭職之外，別無選擇。第二個故事講的是袁世凱並不是一開始就要當皇帝，只是經過一系列的事變和長時間的猶豫掙扎，他才終於決定廢除共和恢復帝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家族迷信，認為他登上皇帝寶座便可避免袁氏家族中數代男性活不過六十歲的傳統厄運。唐教授晚年在他的中文著作對此故事有更詳細的討論--唐教授很認真地指出，袁世凱本是舊時代過來的舊人物，他頭腦中有舊觀念、迷信思想一點都不奇怪，而這類舊觀念、迷信思想在某種關鍵時刻會對這類人物判斷形勢、拍板決策起決定性的作用。

唐教授在英文的《中國革命簡史》中記述了這兩個故事，使他的恢宏的「概念化理解」得到鮮活具體的歷史細節的支撐。我寫這篇讀書心得寫到此處，受好奇心驅使，查了幾本英文的中國近代史著作，發現他們在敘述這段歷史時，大同小異，但都未收入這兩個故事【1】。我便問：為什麼唐教授會在極有限的篇幅裡，講述了這兩個其他歷史學家都忽略的具體故事呢？我只能說，唐教授這樣選材，自有他獨特的歷史、文化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