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研究方法：藝術、人文與社會學科，研究生完全達陣祕技

自序

「人文社科」是「藝術、人文與社會學科」（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H & SS）的簡稱，包含了「藝術」（arts）、「人文學科」（humanities），以及「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考證「人文社科」中的「人文」一詞，在華夏文化中具有悠久綿長的歷史，表現在岩石、龜甲、獸骨符號記載，或是「人紋」身體的階級劃分，用來傳達意識的圖號。後來從「文飾」一詞中，傳達了自我裝飾的用語，形成了「賁」鼓上的裝飾物。
     
從《易經》「賁」卦的彖辭中，我們認識到古人對於人類自我期許，進入到了對於人類文明自我神聖化之地位。至聖先師孔子（551-479 B.C.）在彖辭中描繪到生態文明的終極境界。他說：「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但是到了21世紀，再也沒有任何的人文學者自覺可以達到述聖子思（483-402 B.C.）所撰《中庸》的階段，強調自我的地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因為，全球生命懸繫於一處，危在旦夕。在21世紀遠有溫水煮青蛙的「全球氣候變遷」；近有恐怖份子挾帶核子武器，威脅地球和平。全球安危，繫之於一、二人之手。人之性命，賤如螻蟻；如何將人類的性命地位直追三代之前，可以配「天」與「地」而鼎足為三，達到莊子（370-287 B.C.）《齊物論》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係為現代知識份子所應該直視的最崇高之「性與命」的問題。
     
如果學者站在莊子的高度，以「道」來觀察地球萬物，拋棄物我、彼此、是非、好壞等二元對立觀念，達到佛陀（566-486 B.C.）所言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忘我境界，則可以追求最大的「無我自由」。那麼，「我」都拋棄了；「主體」都沒有了，感受自由的主體都不見了，那麼，如何感受自由呢？
     
我們回想起人生在世，多半充滿了束縛。從嬰兒呱呱墜地，到幼年成長茁壯，經過禮樂教化、繁文縟節；經年累月、披星戴月似地學習成長，經過師長教導，廣博全覽群書，經過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教育之後，在東方傳統思惟教育下的學生，多半少年老成；在大學課堂上謹言慎行，不隨便發表意見。君不見一代大文豪蘇東坡（1037-1101）個性豪邁，他在《稼說送張琥》這一篇贈文中也感慨地說：「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他認為為學的態度要博覽讀書而取其精華；蓄積豐厚的學養之後，但是不急於發表。
     
在人文學術界，長幼有序；師尊生卑。所以要求學生要「博觀而約取」，而貴其精；教師在學界論資排輩，「厚積而薄發」，則發表少。這一種保守引領之研究發展觀念，等到西方活潑積極進取的文化潮擁而來，淹沒了傳統漢語世界溫文敦厚的書本菁華。一本純煉的古人經典書籍，到了21世紀的「網讀世紀」，已經很難吸引學者飽讀終身，達到熟閱精思，反復玩味的境界；同時，網路上的「大知識」和「大學問」，隨著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波濤，如群峰洶湧而來。面對西方語文的艱澀，邏輯論述的縝密，學者面對浩瀚如海的學術群書中，除了晦澀的中文書，還有不知所云的西文書還要閱讀，大多數的學者已經是望書興嘆。
     
因此，如何在數位時代「坐擁群文」中慧眼識珠，選擇好書閱讀，並且學習宋代朱熹（1130-1200）做學問的力道，他以「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朱子語類•學四》的精讀之法，運用「減速閱讀」，不要貪快；並且在閱讀之後，發揮懷疑群儒的思辨作風，成為人文社科「批判實在論述」的學術方法（critical realist approach）中，向來是列為師徒相承「不傳之祕」的武林必殺之技（Sayer, 2010）。
     
在歷經「學術武林」中學術糾葛和風波之餘，本書《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中的「不傳之祕」中的學習技巧，是繼學術界《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畢恆達，2005/2010）、《研究生不死，只是生不如死》（研瑞，2007）、《研究研究論論文》（吳鄭重，2016）、《期刊論文寫作與發表》（方偉達，2017）、《論文寫作不藏私：文史哲教授通通告訴你》（林香伶等，2017）之後，為了「藝術、人文與社會學科」（Art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H & SS）的研究方法所撰寫的專書。
     
本書《人文社科研究方法》運用「大海擇流」原理，統整前人研究之菁華，品評武林人文各門各派武功絕學，經過大數據的消化吐納之術，全書談到的是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例如說：人文社科如何進入「科學性」之問題？如何在進入本體之前，思考人文社科之「認識論」、「方法論」，以及「科學論」的思辨問題，這也是近年來人文社科學者，所要面臨畢生鴻圖中最大的研究挑戰。因此，本書建議在「詮釋主義」和「實證主義」兼籌並顧之下，運用人社科學涵括的四大面向：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s）、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以及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博採各派研究方法的優點，以多元化之思考模式進行批判論述，才能在「眾聲喧嘩」中（Mikhail Bakhtin, 1905-1975）產生「多樣性融合結論」（Bakhtin, 1934/1981），形成了學界都能夠接受的「普遍意義」。
     
因此，本書將學術出版分爲專書和期刊論文兩種，針對專書和期刊的出版價値進行論述，同樣是採用「兼籌並顧」的方式進行。我回想起我的1980年代的知識啟蒙，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哲學教授赫塞（Marry Hesse, 1924-2016）就提到這一個狂飆的年代（Hesse, 1980）。她認為：「嘗試產生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越來越不可能實現。在最壞的情況之下，中立的社會科學是自欺欺人，並正在被明確意識形態（explicit ideologies）的社會科學所取代。」當我看到這一句話時，不禁冷汗直流。

回想起在師大附中念書，經常到國際學舍看魯迅、老舍，以及錢鍾書的書，在高中時候就已經看過江南（劉宜良，1932-1984）撰寫、坊間盜版的《蔣經國傳》；1980年代出入「唐山書店」，研讀翻譯書籍，向王鴻楷、夏鑄九等臺大學者學習；1990年代到了美國，在美國亞歷桑納州立大學東亞圖書館遍讀簡體字書，進行「左腦和右腦的戰鬥」；到了2000年代¸，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浸淫古書和現代出版書籍中繼續進行「第二度左腦和右腦的戰鬥」。我才瞭解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澎湃思潮的大勢之下，在狹窄的學術圈中，要隨心所欲、熟讀東西方文獻的寬容性有多難。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受到自然科學「中立」和「客觀」的標準架構的規範之下，是否真的考慮到階級、種族，以及性別的合法權利（legitimate privilege）的差異，公平地揭露人類內在意識形態與本質，做到客觀的研究？
     
隨著進入2000年之後，臺灣社會邁入政學界「保守、內化、內向性格」的同溫層操作之下，所謂哈佛大學的校訓「真知（VERITAS）：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斯多德為友，更以真理為友」的真理價值不再。1987年黨禁、報禁解除，30年後在媒體眾聲喧嘩之下，大學校園內外從意識形態、研究方法，到黨同伐異的爭鋒相對，十年寒窗磨劍的「風骨著作」反而越來越少見到。此外，中文學術專書的位階低落，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之下，專書市場銷售量一落千丈，我們也很難再見到臺大學者殷海光（1919-1969）在撰寫《思想與方法》對於世局的慮患操心，以及對於真知灼見的執著（殷海光，2013）。
     
隨著近年來在大學在採取評鑑升等的制度之下，西文期刊論文價值超過了中文專書寫作，反應了全球化的同一標準時代的來臨，同時驗證了人文學術界的普遍觀點：企圖掙扎突破期刊論文的「學術工廠」的保守性格，而進入到「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原創性格有多麼地困難。
     
因此，本書《人文社科研究方法》透過了大量閱讀海內外華人出版之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例如：「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SSCI）、「臺灣人文學引用文索引」（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THCI）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