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實：新台商的7道策略考題

前言

「再工業化」浪潮下尋找新台商

金融海嘯對全球產業經濟，可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遭受重創的美國，於2011年，率先推動「先進製造夥伴計畫」（AMP），痛定思痛改善對實體經濟的偏廢；德國隔年提出「工業4.0」，範圍雖仍然局限在提升製造優勢，但這一波虛實整合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越來越具體，從政府到產業的關照，都已超越技術範圍。在美、德爭奪全球產業霸主的過程中，一個萬物（實體經濟）聯網（虛擬經濟）的「大、智、移、雲」（大數據、智慧、移動、雲端）架構，不僅顛覆學理、也徹底改變產業競爭的風貌，在這個去中間化、持續不斷、鋪天蓋地的顛覆中，迎來了新世代。自外於此者的生存空間，不是以比例漸進的形式遭到擠壓，而是徹底被第四次的典範轉移給淘汰，是全球經濟「去工業化」痛苦覺醒後，重新滾動製造巨輪的轉捩點。

美國啟動「再工業化」重返製造榮耀

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2015年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現今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中國高5%；預估到2018年，美國製造成本將因生產技術精進而大逆轉，反比中國便宜2～3%。更甚而，美國《財富》雜誌也推估，屆時部分在華組裝的美國企業，將開始撤回美國生產，除逆襲中國大陸產業，並且重組全球供應鏈。這項供應鏈重返美國的政策，是歐巴馬「再工業化」大策略中的一環，深深改變了過去二十年的全球製造版圖。

美國2011年推動「先進製造業夥伴」振興製造業計畫，源自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於該年6月24日提交的「確保美國在先進製造的先導地位」報告，強調產官學合作，以振興美國正在衰退的製造業能量。報告中規劃，將於4年間投入5～10億美元，推動當時設定的四個領域與目標：1、強化攸關國家安全關鍵產品的本土製造能力；2、縮短先進材料由開發到推廣市場應用的時間；3、開發下世代機器人；4、研究開放創新的節能製造技術。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就有一批美國學者為文警告，伴隨著新營運模式「外包」（Outsourcing）與「離岸生產」（Offshoring）的全球布局，美國製造的競爭力已逐漸下滑。亞洲世紀的崛起，意味著美洲霸權的殞落。這記警鐘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才敲醒美國正視中國崛起後的全球再平衡，與美國槓桿在互聯網的優勢啟動再工業化。1947年，杜魯門的圍堵政策以軍、政拉動社、經，造就了「亞洲四小龍」這些美國盟友在西太平洋的一片盛世。近七十年後，「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再度牽起盟友的手，這次防堵的不是社會主義赤化全球，而是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中國製造。

握有全球最優質人才的美國，以再工業化政策聚攏最前沿的研發創新與生產製造，不到十年時間，就重返製造的榮耀：頁岩油（氣）破壞了阿拉伯世界的石油霸權，也不經意地顛覆了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國的石油出口、雙率與國內經濟。機器人與積層製造這些新興科技還沒發威，美國僅僅倚賴新能源技術的開發與供應鏈回流的引導，就已經大幅重振美國的產業競爭力。台灣難以比擬資產雄厚的美國，限制條件較多的大環境中，也必須有自己的選項。

台灣要靠「新台商」殺出一條生路

台灣經濟發展的轉捩點，一般認為是在推動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於民國55年12月3日在高雄港，成立了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台灣在一個甲子前遭遇美國經援停止、國內資金短缺、人口快速增加、與農村勞力過剩四大挑戰，為因應各種產業經濟需求，並填補當時國家經濟發展所欠缺的大量資金與高級技術，以「拓展對外貿易、吸引工業投資、引進最新技術、增加就業機會」為四大目標的加工出口區，集中統轄各相關機關行政權並簡化行政程序，開「單一窗口服務」的先河，後續的科學園區接棒，台灣產業一棒接一棒帶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由台灣目前的成就反溯，許多人懷念那個極具挑戰的時代，政府與有為有守的政府官員所展現的睿智與執行力。

六十年前的加工出口區，顧名思義包括了「加工」與「出口」兩大策略，以準自由貿易區的機制瞄準全球市場。六十年後，台灣的產業型態與層次更加複雜，技術層次從當時的輕工業初級加工，到目前的高科技（半導體、生物科技等），個別產業所瞄準的海外市場，在跨境電商推波助瀾下，挑戰更顯多元。當年還掙扎於從大躍進這個失敗政策中恢復元氣的中國大陸，早已非吳下阿蒙，搖身一變成為台灣資訊電子產業的客戶。激烈的變局中，台灣一優四劣：優勢在於，台商全球調度資源的能力無庸置疑；但劣勢包括：創新能力難以展現在規模經濟中、精實管理還有精進的空間、製造在追求智慧化前還有許多精密的課題待補、雲端控制實體的軟體能力，可能是未來競爭力的最大罩門。

未來幾年，自由經濟區與區域經貿合作如何推動？五大創新產業該如何配置資源？能源結構如何快速調整？網羅全球人才如何與在地就業困境脫鉤？資本市場（或政策有限的資源）如何導入強化競爭力的領域？如何掌握互聯網+所提供的外部規模機會？同步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選項，將是台灣能否成功地再工業化的關鍵。而所有的台灣廠商，勢必須針對以上六大挑戰，通過7S的戰略再造，蛻變為「新台商」，台灣才能在接下來全球供應鏈大遷徙潮的衝擊下，殺出一條生路。

老台商靠一只皮箱踩踏出台灣三三五的進程

今年是中華民國105年，若切成三等份：1911～1946, 1947～1981,1982～2016，微妙地分割出這一百多年的政經與社會發展。第一個三十五年與所謂的「民國時期」高度重疊，在那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時代，模糊且遠去的回憶大多被戰亂所占據。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後的三十五年期間，台灣這個蕞爾小島從農業（一九五〇年代的農業人口仍占總就業人口五〇％），快速脫胎換骨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民生工業、輕工業、石化與重工業以約十年的跨距，快速堆疊了台灣工業從無到有的風貌。在第二個三十五年期間，台灣孕育出許多冒險犯難、開疆闢土的廠商：一只皮箱、各地接單，是穿梭各國的經貿尖兵；謝東閔省主席倡議的「家庭即工廠」，在艱困的資源條件下，為台灣寫下了產業代工的序曲，也構成了中心衛星工廠的雛形。

綜稱為「台商的國際布局」，在第三個三十五年期間迅速演化，除了延續前一期的工業型態，台灣非常幸運地搭上百年僅見的革命浪潮，以資訊產業的騰飛作為御風而上的勢，以本身優勢的資訊電子產業人才發揮到淋漓盡致，由目前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在產值與出口均約占台灣的一半，可見其在台灣產業結構中舉足輕重的份量。

隨著第三個三十五年開始所遭遇的全球化浪潮，不能迴避的關鍵議題是，台商在全球製造網絡中的定位究竟在哪裡？在出口擴張的年代，台商僅憑藉貿易，即為台灣的經濟成長締造了「經濟奇蹟」的紀錄。但隨著台灣經營環境惡化，勞動力與環境成本快速上揚，促使台商海外布局的腳步，幾乎與一九八〇年代全球化趨勢同步。代工在那個年代從基本手工橫跨到資訊電子領域，不改變的是，台商在全球供應鏈中降低成本的關鍵角色，在中國大陸這座超級世界工廠崛起的年代，西進、南進與上進的廠商，紛紛展開了貿易之外的投資與全球布局。

西進舉步維艱，南進腳步雜沓！

中國大陸在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蓄積能量，進入21世紀則呈現飆速的動能，展現在世人面前的2008年北京奧運與2010年上海世博，已讓中國的綜合國力無庸置疑！中國GDP在2010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三十年的高速成長，使得三十年海東（台灣）、三十年海西（大陸）的台商際遇重演。成本若仍舊是唯一的競爭優勢，那麼台商在大陸這三十年間所擴大的生產規模，只是造成產業慣性的隱形障礙。

和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在六四天安門後，促使台商掌握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成長紅利。但這個兩岸產業合作的密切關係，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前即已顯疲態。以珠三角的台商經營為例，以「騰籠換鳥」為寓意的升級轉型，台商走得並不順遂。習慣了追求成本競爭與代工的台商，欠缺創新的勇氣、承擔創新的風險與支撐創新的系統架構，使得線性成長的模式遭遇顛覆式的變革時，顯得力不從心。加上二代接班的躊躇，使得許多台商低吟「不如歸去」！升級轉型在海峽兩岸喊得震天價響，台商卻舉步維艱，其中因素不盡相同，但在一個巨變的時代裡，僅掌握製造優勢將無以為繼的困境，會是一致的。

相較於西進，台商的南向走勢相對保守。東南亞真的是下一個機會嗎？對台商而言，十個東協國家在投資環境的吸引度並不一致：緬甸、寮國和柬埔寨成本最低、但基礎建設最落後；菲律賓、越南與印尼最像二十年前的中國大陸，兼具人口紅利與成本優勢，加上區域經貿組織（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關稅同盟，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是台商布局的重點；泰國與台灣的發展差異不大、新加坡早就把台灣拋得老遠、汶萊自成一格的富裕等，均不見得是台商布局的首選。蔡總統的新南向政策增加了印度，也是這些年來經濟部「雙印」布局的重點，但當地發展對多數台商而言，呈現既熟悉又陌生的面貌。台商在東南亞與南亞的布局，除了承襲過去成本考量的主軸思維，應在新興市場的商機上有更多想像，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迥異於當初登陸的策略，人才將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