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文學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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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是以台灣文學史為基礎架構，對六○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文學史，以「後現代」為重心切入探討，並以黃凡（1950-）、平路（1953-）、張大春（1957-）、林燿德（1962-1996）四人的小說為主要觀察文本，讓「後現代」藉由四人的小說銜接台灣文學六○年代後各階段的文學流派、文藝思潮與文學現象。從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文學，擴及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都市文學，甚至是科幻小說，以及九○年代後與後殖民相混淆的文風，將後現代小說與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類相結合，突出台灣後現代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既承先又啟後的歷史位置。
目錄
自序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
第一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生背景及作家表現
第一節 鄉土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遺留的問題
第二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早期的文學嘗試
第三節 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質
第四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懷疑論式政治小說
第二章 從都市文學到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興盛與轉型
第一節 具有「過渡性格」的都市文學
第二節 順勢而起的「後現代思潮」
第三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興起、流行與轉型
第三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科幻小說嘗試
第一節 西方與台灣的科幻小說發展
第二節 科幻小說潛藏的後現代性格
第三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科幻創作成績
第四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
第一節 九○年代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
第二節 平路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意義
第三節 黃凡復出後的後現代小說呈現
第四節 張大春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方式
後記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雛形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生背景及作家表現
第一節 鄉土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遺留的問題
第二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早期的文學嘗試
第三節 現代主義小說的特質
第四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懷疑論式政治小說
第二章 從都市文學到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興盛與轉型
第一節 具有「過渡性格」的都市文學
第二節 順勢而起的「後現代思潮」
第三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興起、流行與轉型
第三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科幻小說嘗試
第一節 西方與台灣的科幻小說發展
第二節 科幻小說潛藏的後現代性格
第三節 台灣後現代小說家的科幻創作成績
第四章 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
第一節 九○年代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
第二節 平路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意義
第三節 黃凡復出後的後現代小說呈現
第四節 張大春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方式
後記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雛形
參考書目
序／導讀
後記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雛形
要談「台灣後現代小說史」，除了需對後現代文學在台灣的具體成績及發展做回顧與梳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台灣」置入觀察的脈絡之中。過往對後現代文學的研究多半從羅青、蔡源煌等作家、學者的引介與模仿做為討論的起點，但如此便容易產生「後現代」僅是西方舶來思想，並認為其暴起暴落正證明了它只代表著部分作家一廂情願的模仿學習，終將因其外來性格而被取代及揚棄的誤解，此可以趙遐秋與呂正惠合著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為代表；又或者認為後設小說的沒落便代表著後現代熱潮已過，而忽略了後現代小說反成台灣九○年代新生代作家創作基本型態的現象。因此，在本書討論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脈絡時，並不侷限於後現代在台灣風行的一段歷史，而是從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文學，擴及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都市文學，甚至是科幻小說，以及九○年代後與後殖民相混淆的文風，將後現代小說與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類相結合，因為如此才能突出台灣後現代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既承先又啟後的歷史位置。以下，將以「開端」、「銜接」、「盛行」、「轉型」四個階段來依序說明本書對台灣後現代小說發展史所建立的雛形架構。
一、開端：鄉土文學所遺留的問題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未竟之功
七○年代鄉土文學的風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台灣知識份子對國際情勢的理解與失望，其回歸鄉土的想像是他們投射政治、社會熱情的主要管道，因此，在六○年代中期便已開始耕耘鄉土文學的作家如黃春明、陳映真的作品開始獲得討論，鄉土文學開始以反抗現代主義文學－此一在七○年代被視為虛弱、無病呻吟、脫離社會與人民的文類－的姿態問世，所以，擺脫虛無晦澀的蒼白貧弱，走向關懷社會、民族的勁建有力，關注「民族性」、「社會性」、「寫實性」、「民眾性」的鄉土文學現實主義風潮成了引領七○年代台灣文學最重要的主流。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使鄉土文學的理念與訴求在與官方意識型態的爭辯下更廣納了人民的同情與理解，再加上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可說是一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訴求的、從作家開始蔓延全台的熱情的濃縮。
鄉土文學是在反省國際情勢、戒嚴體制後以「回歸」為宗旨、以「鄉土」為對象的訴求下所壯大的文類，因此，其對台灣鄉土與社會、政治的關懷精神即使在鄉土文學沒落之後也得以繼續影響台灣作家。然而，在八○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原先藉鄉土小人物發聲的「文學行動主義」被馴化與收編，而激進者則認為鄉土文學訴求反應過慢，突出原先在鄉土文學中的政治訴求而成為政治小說，或甚至直接從政以實現其政治理想。因此，鄉土文學便在政治意識型態的介入後失去其於六○年代中期的初始面貌，且如筆者所討論的鄉土文學所遺留的問題：「現實主義的霸權本質」、「現實主義與外在政治現實」、「現實主義文學的文學『工具化』」、「統獨的意識型態紛爭」、「鄉土文學的『馴化』」等，鄉土文學實等待著有志改革的作家出現以挽救頹勢。然而鄉土文學所發展出來的溫和鄉土派及統、獨派政治小說家只是在延續鄉土文學的本質問題而未能改變之，所以鄉土文學在七○年代所反對的現代主義文學反而有了可以改變面貌出世並再次產生影響力的機會，在政治小說於文壇震天價響的同時，都市文學的問世便代表了與台灣現實主義傳統相頡抗的「前衛」（周芬伶語）、「變異書寫」（劉紀蕙語）的傳統再次發揮了影響力。
現代主義文學在五○年代反共文學及戰鬥文藝氣焰高張時可說是一塊文學淨地，許多不願為政府從事政治宣傳的作家寧可加入現代主義文學的陣營，在政治高壓之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表現的疏離感，成了台灣知識份子表現對政治與社會疏離的方式。但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台灣也有了與西方現代主義相同的發展環境，最重要的是都市的高度發展，因此，擺脫政治的糾纏，表現對都市的關心，是「都市文學」興起的前兆。
再者，雖然現代主義文學向內心、向純粹經驗的挖掘探究是在政治高壓下的安全抒發，但其挑戰禁忌，衝撞大敘述的所代表的道德正當性，其力道雖未如鄉土文學對官方意識型態的反抗來的強，但也提供了作家在政治、社會論述之外衝撞大敘述的又一管道。所以，八○年代後的新世代作家，在外在環境改變之下，對大敘述的瓦解有了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一由外一由內、一由政治一由道德的創作成績可供參考，其瓦解大敘述的力道便在環境文化丕變的推波助瀾下呈現出來。
再次，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不確定感」既來自於對外在政治的疑慮，也來自於變動劇烈的環境，而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所建立的對不確定感的抒發，成了其對藝術形式技巧做實驗創新的根源。西方現代主義對應當時社會與人們對時間感與空間感所做的形式變化，台灣的優秀作家已多有模仿。就在這樣的形式技巧創新的風潮下，藝術至上的理念隨之播散開來，也因此，當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將文學工具化，以政治正確做為評論作品的依據時，對變質後的鄉土文學感到不耐的作家轉向現代主義文學汲取營養是理所當然的。
總結上述，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這兩種在台灣文壇曾各領風潮的文類皆有因極盛而變質的過程，在缺陷暴露的同時一種新的文類便將再起，現代主義文學的蒼白虛弱被鄉土文學的社會關懷所替代，鄉土文學的政治侵擾與文學工具化也將被新的文類所替代，「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代表的是對政治紛爭的中立價值，而「都市文學」則代表了從鄉土文學現實主義的「文學工具化」回歸現代主義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轉向，雖然兩者並非如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般是獨領風潮的文類，但兩者對後出並在八○年代後的台灣文學佔有主流地位的後現代小說卻是中繼且必要的，因此筆者一以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一凸顯其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過渡性格」來說明之。
二、銜接：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及都市文學的承接與過渡
從黃凡的〈賴索〉開始，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便有了具體成績與典範之作，對比諸多政治小說的門類如林燿德所區分的右翼統派政治小說、左翼統派政治小說、獨派政治小說等都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在政治小說仍延續鄉土文學的政治侵擾而不自覺時，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在黃凡的帶領下走出了價值中立、嘲諷政治信仰的道路，而這樣的書寫方式，更代表著八○年代之後隨著解嚴轉型期的到來一直延續下去的面對政治文本時的態度，所以，一般在台灣文學史中聊備一格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實應更提高其重要性，因為其代表著的是七○年代的鄉土文學到八○年代中期的後現代小說之間重要的中介，如本書所討論的，幾乎在八○年代中期書寫後現代小說具代表性的作家都曾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書寫經驗，其對政治信仰的否定與後現代對一切價值的否定實有著銜接與承繼之處，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與流行不僅為後現代小說鋪路，更證明了台灣後現代小說雖初始曾招致過度經營文學藝術層面而忽略文學社會影響力的批評，但後現代主義對他們而言僅是一新的文化刺激，後現代小說僅是一新的敘述模式，他們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雖站在嘲諷與不提供價值的政治立場，但他們對社會、政治的關心在他們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早已得到證明，相對地，他們的政治、社會關懷是不會在後現代小說的撰寫時便消失的，他們只是在宣揚後現代小說的初始時暫時隱去其直露的政治關懷，並在模仿學習的過程中摸索出後現代形式技巧得以與當下台灣相結合的可能。所以如筆者於第一章所討論的，四位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撰寫經驗，而在後現代文學的風潮開始後，雖曾有過僅以後現代形式技巧以表現思想內涵的小說實驗，但將政治與後現代相結合的作品更多，如黃凡的《躁鬱的國家》、《寵物》，平路的《是誰殺了×××》、《行道天涯》，張大春的〈四喜憂國〉、《撒謊的信徒》等皆可為例，因此，後現代思潮的傳入雖又帶來了形式實驗與技巧創新的熱潮，但在鄉土文學中所留下的對社會、政治關懷的精神卻未被遺忘，而九○年代後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也更延續了形式與代表台灣現況的內容的調和，因此，從鄉土文學到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再到後現代小說的轉型便是此一脈相承的形式與內容相調和的路子。
都市文學在形式上與現代主義文學接近，且其題材也不同於鄉土文學藉由鄉土小人物反映政治、社會、經濟訴求，而是將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所傳達的疏離感與不確定感藉由「都市文本」來展現。但「都市」在此已不再是一個客觀題材，不僅在內容上涉及都市人集體潛意識及對都市文化的批判，一種重新認知都市的思維也在更複雜繁瑣的敘事形式中呈現。而八○年代台灣的都市已具體成形，且許多新世代作家便是在台灣工業化、都市化的過程中成長的，所以掌握都市的「現實」，並改變七○年代以來政治干擾文學的現象，都使都市文學成為新世代作家戮力表現其與前行代作家差異的最佳場域。以都市經驗為背景的都市文學自無法掩蓋其「並時、多元」的性格，因此，此一主要傳承自現代主義文學的文類，在作家的書寫中自然容易在以創新形式技巧呼應其都市劇烈變動的時間感與空間感的同時，有了後現代文學產生的可能。筆者曾以黃凡的〈紅燈焦慮狂〉為例，說明後現代小說在後現代風潮尚未開始前便有了提早出現的可能，也更代表台灣在後現代主義傳入前的都市文學便已是最接近後現代小說的文類。
筆者之所以稱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為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是因為在後現代小說出現之後，便不須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指稱，這除了因為政治小說的熱潮來去迅速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後現代思潮傳入台灣後，在台灣的作家所試圖在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所呈現的中立價值，甚至是價值的瓦解都有了更強的力量支撐，原先在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要表現的嘲諷與懷疑，到了後現代小說中可得到更多元的呈現方式，即使其意在抒發政治理念，也是以後現代文學形式所表現
台灣後現代小說史」的雛形
要談「台灣後現代小說史」，除了需對後現代文學在台灣的具體成績及發展做回顧與梳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台灣」置入觀察的脈絡之中。過往對後現代文學的研究多半從羅青、蔡源煌等作家、學者的引介與模仿做為討論的起點，但如此便容易產生「後現代」僅是西方舶來思想，並認為其暴起暴落正證明了它只代表著部分作家一廂情願的模仿學習，終將因其外來性格而被取代及揚棄的誤解，此可以趙遐秋與呂正惠合著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為代表；又或者認為後設小說的沒落便代表著後現代熱潮已過，而忽略了後現代小說反成台灣九○年代新生代作家創作基本型態的現象。因此，在本書討論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脈絡時，並不侷限於後現代在台灣風行的一段歷史，而是從鄉土文學、現代主義文學，擴及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都市文學，甚至是科幻小說，以及九○年代後與後殖民相混淆的文風，將後現代小說與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類相結合，因為如此才能突出台灣後現代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既承先又啟後的歷史位置。以下，將以「開端」、「銜接」、「盛行」、「轉型」四個階段來依序說明本書對台灣後現代小說發展史所建立的雛形架構。
一、開端：鄉土文學所遺留的問題與現代主義文學的未竟之功
七○年代鄉土文學的風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台灣知識份子對國際情勢的理解與失望，其回歸鄉土的想像是他們投射政治、社會熱情的主要管道，因此，在六○年代中期便已開始耕耘鄉土文學的作家如黃春明、陳映真的作品開始獲得討論，鄉土文學開始以反抗現代主義文學－此一在七○年代被視為虛弱、無病呻吟、脫離社會與人民的文類－的姿態問世，所以，擺脫虛無晦澀的蒼白貧弱，走向關懷社會、民族的勁建有力，關注「民族性」、「社會性」、「寫實性」、「民眾性」的鄉土文學現實主義風潮成了引領七○年代台灣文學最重要的主流。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使鄉土文學的理念與訴求在與官方意識型態的爭辯下更廣納了人民的同情與理解，再加上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可說是一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訴求的、從作家開始蔓延全台的熱情的濃縮。
鄉土文學是在反省國際情勢、戒嚴體制後以「回歸」為宗旨、以「鄉土」為對象的訴求下所壯大的文類，因此，其對台灣鄉土與社會、政治的關懷精神即使在鄉土文學沒落之後也得以繼續影響台灣作家。然而，在八○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原先藉鄉土小人物發聲的「文學行動主義」被馴化與收編，而激進者則認為鄉土文學訴求反應過慢，突出原先在鄉土文學中的政治訴求而成為政治小說，或甚至直接從政以實現其政治理想。因此，鄉土文學便在政治意識型態的介入後失去其於六○年代中期的初始面貌，且如筆者所討論的鄉土文學所遺留的問題：「現實主義的霸權本質」、「現實主義與外在政治現實」、「現實主義文學的文學『工具化』」、「統獨的意識型態紛爭」、「鄉土文學的『馴化』」等，鄉土文學實等待著有志改革的作家出現以挽救頹勢。然而鄉土文學所發展出來的溫和鄉土派及統、獨派政治小說家只是在延續鄉土文學的本質問題而未能改變之，所以鄉土文學在七○年代所反對的現代主義文學反而有了可以改變面貌出世並再次產生影響力的機會，在政治小說於文壇震天價響的同時，都市文學的問世便代表了與台灣現實主義傳統相頡抗的「前衛」（周芬伶語）、「變異書寫」（劉紀蕙語）的傳統再次發揮了影響力。
現代主義文學在五○年代反共文學及戰鬥文藝氣焰高張時可說是一塊文學淨地，許多不願為政府從事政治宣傳的作家寧可加入現代主義文學的陣營，在政治高壓之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表現的疏離感，成了台灣知識份子表現對政治與社會疏離的方式。但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台灣也有了與西方現代主義相同的發展環境，最重要的是都市的高度發展，因此，擺脫政治的糾纏，表現對都市的關心，是「都市文學」興起的前兆。
再者，雖然現代主義文學向內心、向純粹經驗的挖掘探究是在政治高壓下的安全抒發，但其挑戰禁忌，衝撞大敘述的所代表的道德正當性，其力道雖未如鄉土文學對官方意識型態的反抗來的強，但也提供了作家在政治、社會論述之外衝撞大敘述的又一管道。所以，八○年代後的新世代作家，在外在環境改變之下，對大敘述的瓦解有了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文學一由外一由內、一由政治一由道德的創作成績可供參考，其瓦解大敘述的力道便在環境文化丕變的推波助瀾下呈現出來。
再次，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不確定感」既來自於對外在政治的疑慮，也來自於變動劇烈的環境，而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所建立的對不確定感的抒發，成了其對藝術形式技巧做實驗創新的根源。西方現代主義對應當時社會與人們對時間感與空間感所做的形式變化，台灣的優秀作家已多有模仿。就在這樣的形式技巧創新的風潮下，藝術至上的理念隨之播散開來，也因此，當鄉土文學現實主義將文學工具化，以政治正確做為評論作品的依據時，對變質後的鄉土文學感到不耐的作家轉向現代主義文學汲取營養是理所當然的。
總結上述，現代主義文學與鄉土文學這兩種在台灣文壇曾各領風潮的文類皆有因極盛而變質的過程，在缺陷暴露的同時一種新的文類便將再起，現代主義文學的蒼白虛弱被鄉土文學的社會關懷所替代，鄉土文學的政治侵擾與文學工具化也將被新的文類所替代，「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代表的是對政治紛爭的中立價值，而「都市文學」則代表了從鄉土文學現實主義的「文學工具化」回歸現代主義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轉向，雖然兩者並非如鄉土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般是獨領風潮的文類，但兩者對後出並在八○年代後的台灣文學佔有主流地位的後現代小說卻是中繼且必要的，因此筆者一以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一凸顯其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過渡性格」來說明之。
二、銜接：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及都市文學的承接與過渡
從黃凡的〈賴索〉開始，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便有了具體成績與典範之作，對比諸多政治小說的門類如林燿德所區分的右翼統派政治小說、左翼統派政治小說、獨派政治小說等都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在政治小說仍延續鄉土文學的政治侵擾而不自覺時，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在黃凡的帶領下走出了價值中立、嘲諷政治信仰的道路，而這樣的書寫方式，更代表著八○年代之後隨著解嚴轉型期的到來一直延續下去的面對政治文本時的態度，所以，一般在台灣文學史中聊備一格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實應更提高其重要性，因為其代表著的是七○年代的鄉土文學到八○年代中期的後現代小說之間重要的中介，如本書所討論的，幾乎在八○年代中期書寫後現代小說具代表性的作家都曾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書寫經驗，其對政治信仰的否定與後現代對一切價值的否定實有著銜接與承繼之處，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現與流行不僅為後現代小說鋪路，更證明了台灣後現代小說雖初始曾招致過度經營文學藝術層面而忽略文學社會影響力的批評，但後現代主義對他們而言僅是一新的文化刺激，後現代小說僅是一新的敘述模式，他們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雖站在嘲諷與不提供價值的政治立場，但他們對社會、政治的關心在他們的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早已得到證明，相對地，他們的政治、社會關懷是不會在後現代小說的撰寫時便消失的，他們只是在宣揚後現代小說的初始時暫時隱去其直露的政治關懷，並在模仿學習的過程中摸索出後現代形式技巧得以與當下台灣相結合的可能。所以如筆者於第一章所討論的，四位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撰寫經驗，而在後現代文學的風潮開始後，雖曾有過僅以後現代形式技巧以表現思想內涵的小說實驗，但將政治與後現代相結合的作品更多，如黃凡的《躁鬱的國家》、《寵物》，平路的《是誰殺了×××》、《行道天涯》，張大春的〈四喜憂國〉、《撒謊的信徒》等皆可為例，因此，後現代思潮的傳入雖又帶來了形式實驗與技巧創新的熱潮，但在鄉土文學中所留下的對社會、政治關懷的精神卻未被遺忘，而九○年代後台灣後現代小說的轉型與延續也更延續了形式與代表台灣現況的內容的調和，因此，從鄉土文學到懷疑論式政治小說再到後現代小說的轉型便是此一脈相承的形式與內容相調和的路子。
都市文學在形式上與現代主義文學接近，且其題材也不同於鄉土文學藉由鄉土小人物反映政治、社會、經濟訴求，而是將在現代主義文學中所傳達的疏離感與不確定感藉由「都市文本」來展現。但「都市」在此已不再是一個客觀題材，不僅在內容上涉及都市人集體潛意識及對都市文化的批判，一種重新認知都市的思維也在更複雜繁瑣的敘事形式中呈現。而八○年代台灣的都市已具體成形，且許多新世代作家便是在台灣工業化、都市化的過程中成長的，所以掌握都市的「現實」，並改變七○年代以來政治干擾文學的現象，都使都市文學成為新世代作家戮力表現其與前行代作家差異的最佳場域。以都市經驗為背景的都市文學自無法掩蓋其「並時、多元」的性格，因此，此一主要傳承自現代主義文學的文類，在作家的書寫中自然容易在以創新形式技巧呼應其都市劇烈變動的時間感與空間感的同時，有了後現代文學產生的可能。筆者曾以黃凡的〈紅燈焦慮狂〉為例，說明後現代小說在後現代風潮尚未開始前便有了提早出現的可能，也更代表台灣在後現代主義傳入前的都市文學便已是最接近後現代小說的文類。
筆者之所以稱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為台灣後現代小說的「前身」，是因為在後現代小說出現之後，便不須有懷疑論式政治小說的指稱，這除了因為政治小說的熱潮來去迅速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後現代思潮傳入台灣後，在台灣的作家所試圖在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所呈現的中立價值，甚至是價值的瓦解都有了更強的力量支撐，原先在懷疑論式政治小說中要表現的嘲諷與懷疑，到了後現代小說中可得到更多元的呈現方式，即使其意在抒發政治理念，也是以後現代文學形式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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