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選擇：亞太秩序與兩岸政經的新平衡

推薦序一

趙春山

顏建發博士是我多年好友，他說話慢條斯理，看起來十分「溫良恭儉讓」。建發兄學而優則仕，曾在民進黨執政時短暫擔任公職，但我們一直保持長期聯繫。雖然建發兄和我政治立場不同，但都能理性討論彼此共同關心的問題，並且尊重對方不同的意見。就因為擁有這樣的互信，當建發兄邀請我為他的大作發表讀書心得時，相信他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知道我會雞蛋裡挑骨頭，因此客氣地請我可以不客氣地給他「批評指教」。

以「台灣的選擇」作為主題，或許因為作者判斷，台灣當前的內外處境，已面臨必須決定「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建發兄從學術的觀點，對於各種環境因素做了精闢的分析，其中包括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美國再平衡政策牽動的亞太新秩序，以及台灣政黨輪替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建發兄的分析相當客觀，他認知到中共改革開放後取得的重大成就，並且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了中國大陸經濟條件改變後，可能引發的一些社會問題。對中共而言，這是一個際遇與挑戰並存的時刻。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出檯的龐大深化改革方案，顯示出「習李體制」旺盛的企圖心。無論今後中共改革成敗如何，都會影響到台灣的選擇。

同樣地，對於中國大陸周邊國家而言，中共崛起也讓它們產生了際遇和挑戰並存的矛盾心理。周邊國家覬覦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但伴隨的卻是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建發兄從「圍堵」的觀點，分析美國再平衡政策對亞太國際關係的影響。但因美國與中共一直存在一種「既聯合、又鬥爭」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為了突出他們之間的「對抗面」，而忽略了其中的「合作面」。美國今後是否出現再平衡政策的「再再平衡」？中共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是否讓美中關係產生質變？這些都是未知之數。目前斷言亞太秩序會呈現何種面貌，可能言之過早。

影響台灣的選擇，關鍵還是我們自己。遺憾的是，認同問題和政黨惡鬥，不但窄化了我們選擇的空間，也虛耗了我們選擇的籌碼。想想看，台灣如果不能自我定位，又如何能為兩岸關係定位。事實顯示，台灣內部曾長期存在「不知為何而戰」的困惑。

影響所及，台灣一度陷入邊緣化的危機，甚至走過一段自我孤立的道路。建發兄身歷其境，對此必當有所感觸。所幸，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地位後，馬英九總統以憲法為依據，確定了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並從正視現實的角度，採取了兩岸和解和活路外交的策略手段。不可否認，兩岸關係和對外關係，目前都是處在最佳的狀態。

建發兄在本書結論中認為：「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這仍是目前乃至未來相當時間內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這樣的判斷符合現實，只是，我們必須建構的是兩岸互利共贏的經濟關係，而非誰讓利給誰的依賴關係；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也非止於安全的層面，還應包括雙方共同享有的價值、制度和生活方式。

最後，感謝建發兄讓我擁有對他大作先睹為快的機會，也佩服他有接受逆耳忠言的雅量。根據報導，民進黨內部正在進行大陸政策的檢討，我們期待其中包含了諸如建發兄這樣理性的聲音。在台灣，只有理性面對，才能進行藍綠溝通，才能做出符合全民利益的最佳選擇。

推薦序二

林濁水

建發君說，他1990 年開始投入中國研究的領域。1990，這時間再湊巧不過了。從這一個時間點開始，他見證了兩岸從早期單純的不相往來迅速走到今天難以置信的複雜的整個過程。在這期間，他既做學術研究，教書，又在政府部門工作還曾擔任民進中國事務部主任，這些不同的經歷既要求他入戲當演員又要求他出戲當觀察
家，在既入戲又出戲中，他累積的豐富學術研究和實務經驗，現在都轉換成他這部大作的紮實內容。

有這些好條件，建發君卻說他不想依循學界正宗要求，提出一個理論架構然後把歷史過程填上去並作預測；他要依問題意識舖陳出歷史事實。二十年來無論是國際大勢、東亞格局、兩岸關係，變化實在太快、太新、太複雜了，所以建發君這樣做，並不只是基於過度的謙虛，也是合理明智的選擇。

1990 年，北京正為天安門事件帶來的國內外衝擊而驚魂不定，1991 年蘇聯帝國更有如天崩地裂地瓦解，但再一年，1992，鄧小平便透過南巡講話把中國從退縮中再推回改革開放的軌道上，這很湊巧地和台灣李登輝總統推動的開放兩岸經貿接軌了起來，此後雖然經李登輝總統以戒急用忍踩煞車，但是2000 陳水扁總統一上台立刻以積極開放猛踩油門，於是台商全球運籌架構配合中國的磁吸作用，兩岸經濟在全球化中快速整合，而中美也形成了盛傳一時的Chimerica 體制，而台灣成為銜接中美貿易的一個樞紐，美、中、台緊密結合成為Chiwanrica 架構，在這體制中，中國經濟成長快如飛，而美國和台灣則成長愈來愈減速。1990 中國GDP 只有3,878 億美元，才台灣1646 億的2.36 倍，日本30,522億的12.7%，美國58,033 億的6.7%。但是到了2009 中國GDP 一舉以5.2 兆領先日本的5.0 兆，成為台灣0.39 兆的13 倍！美國14.8兆的35.13%。這大大地使台灣心驚。

1992 中國重回改革開放後，大家想像的緊接在冷戰結束的世界新秩序，是福山描述的歷史終結的永恆的民主和平，為迎接這幸福的新秩序，太平洋第一島鏈上的國家全面急急要求美國後撤在東亞的軍事佈署（包括2008 剛剛上台的馬政府，稀奇的是反而遠在東南亞的李光耀採取相反的立場。）；然而1996 台海飛彈演習復活了美日安保條約，到了2013 年，島鏈上各國大U-Turn，唯恐美國放棄亞太再平衡策略，不「重返亞洲」。2013 年，國家安全會議，防空識別區等冷戰初期設施隨著海上軍事演習愈來愈頻繁，規模愈來愈大而全面在第一島鏈上復活重生，島鏈上緊張遠遠超過冷戰時期。

在二十年來太快、太新、太複雜的變局中，種種依據舊理論對新形勢提出的洋洋灑灑解釋或簡潔的論斷，經常在提出來時非常吸睛，但受到的關愛往往沒什麼可以維持三年時間而沒被遺忘放在一邊的。公開提出的論述固然這樣，隱藏在政策後的論斷也是如此，最典型的是一代現實主義縱橫大家季辛吉，他以為《上海公報》一旦簽成，兩岸的統一將是幾年內的事情；號稱最現實主義，從不浪漫幻想的鄧小平也在同樣的基礎上平靜篤定地斷定中國80 年代解決台灣問題，如今，他們兩人的期待早就落空了。

儘管之後自信的睿智論述、政策主張仍然持續被提出，但仍然只是用來證明台灣雖小，但牽動出來的兩岸關係，它變化的快、新、複雜，真是遠遠超過這些和鄧小平、季辛吉一樣絕頂聰明的英雄豪傑的想像之外而已。例如，台灣將在國際權力轉移過程中被擠壓到毫無空間的主流論斷言猶在耳，我們卻已發現，因各強國適度地採取中立化台灣的策略，而台灣命如同橫掃東亞上空的巨颱的颱風眼似的，相對地處在平靜的空間。

本書書寫另一個明智之舉是，在敘事過程中以中國的政策當作鋪陳的主軸。

沒有主觀價值立場，就不可能擬定出什麼優秀的大戰略；但是主觀掛帥扭曲了對客觀事實的理解當然也是個災難。中國的主觀政策又實際成了台灣、美國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不幸，美中台不管是當權者或學界謀士，能免於主觀掛帥時不致忽略中國真實的意圖的真是幾希，於是對於因為巍巍崛起而益發想要改變亞太現狀的中國，便弔詭地產生「既過又有不及」的理解和判斷。這類的誤判在台灣一切以炒短線為時尚的作風之下更形嚴重。

回到北京的政策主軸，─中國始終把終極統一當作它和台灣進行政、經、文化，官方、民間交流的政策前提，建發君除了提醒我們在擬定兩岸政策時記得這一點外，他還特別指出了一個國民黨因為受制約於自己價值觀以至於完全沒有感覺的中國策略：中國和台灣經濟交流，並不是只是為政治目的以至於處處以對台灣讓利為原則；事實上，建發君清楚地指出，中國和台灣談判ECFA 的同時卻封殺台灣和其他國家簽FTA 並不只是一種政治性的外交封殺而已，更是一個經濟上以中國為軸心hub，使台灣成邊陲spoke 的經濟戰略擠壓。

對照建發君這一個點醒，我們可以清楚國民黨想像的「兩岸經濟互惠」和「依賴中國讓利」戰略是多麼的脆弱；而「兩岸零和」關係的內容，恐怕也不只是綠營強調的會造成「台灣產業空洞化」和產生「政治傾斜」而已。其實兩岸hub vs. spoke 之爭恐怕比建發君提到的中國對台灣的ECFA／FTA 策略還早。1990 年代國民黨的偉大夢想，亞太營運中心就效法新加坡或香港而以台灣為hub，以中國spoke 的策略。1990 年代台灣經濟仍然處在被大家讚美是四小龍之首並為中國取經對象的顯赫地位，中國對台灣的經貿關係既愛且怕，對國民黨的偉大夢想更加戒慎恐懼，所以直到陳水扁執政時期都是口稱台灣不應抵制三通，而實際上的抵制者反而是北京。

等到馬總統上台，不敢再幻想自己是hub 中國是spoke，反而大U-Turn，只想「站在中國大巨人肩上成為小巨人」，依賴中國而633。這給了北京利用馬執政團隊在意識形態支配下認為有通台灣就發的夢想，透過把兩岸航線界定成國內線，讓雙方的航運的hub vs. spoke 關係從此底定，台灣的海港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