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資本1949～台商學：跨時代的台商學，1949年以來台灣資本與家族企業傳承的那些故事

【內文試閱】

第一章

冷戰架構下的東亞政治經濟結構與台商（一九四九～一九八九）

 

台商，這名稱對許多人來說並不陌生，我們的家人、親戚或鄰居可能就是其中一員。但對於台商的起源與他們的身分，並不是每個人都了解他們在不同時期所展現在經濟發展上的意義。事實上，要了解台商的起源，我們需要回到二十世紀一九五〇年代。當時的台灣才剛從日本的統治中解放，這個時期的台灣，一方面忙著建設國家，另一方面則見證本地工商業資本的快速發展。不過，這並非一夕之間的事，它是在當時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國際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尤其是在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中，台灣的經濟發展獲得特殊的地位。

 

戰後，為了抵制共產國際陣營在亞洲的蔓延與平衡蘇聯的力量，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積極組建一道政治和軍事的防線，台灣、日本、南韓和菲律賓成為這道防線上的重要樞紐。而為了鞏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礎，美國不僅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轉移，更重要的是，它打開自己龐大的市場，讓這些國家的產品得以出口到美國。這樣的國際背景，為台灣商人帶來無數的機會。他們不僅受益於美國的援助（以下簡稱美援）和市場開放，更重要的是，這段期間培養了他們的國際視野和經營能力。簡單來說，冷戰時期的國際結構為台灣商人提供一片廣闊的舞台，他們在舞台上綻放光芒，也為台灣經濟寫下一段輝煌的歷史。

 

 

一、冷戰與東亞發展型國家興起

 

（一）發展型國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面對嚴峻的重建挑戰。然而，短短十幾年內，日本不僅成功地恢復經濟，而且透過大型跨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擴張，穩固其作為世界頂尖工業大國的地位。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日本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經濟奇蹟的象徵與模範。許多鄰近國家，如台灣和南韓，細心研究並模仿日本的發展策略，期望重現相似的成功。這些國家迅速崛起並與日本的協同發展，形成一種被描述為「雁行模式」的經濟結構，意指一系列國家像雁群般，按照一定的順序逐步發展。日本的經濟奇蹟不僅在國際間引起廣泛關注，也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從其經驗中，學者們進一步探討「發展型國家」這一概念，希望找到更多的共同特點和成功的要訣，供其他後發國家參考。

 

發展型國家這一主題在學術界的討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一九八二年）的研究更是公認的里程碑。他從歷史的深度背景出發，細緻探討日本在戰後為何能夠取得經濟奇蹟，並在此基礎上首度提出發展型國家的基本框架。

 

根據詹森的理論，一個發展型國家應具備以下四大特質：首先，它必須有一支高效、有能力的經濟精英官僚團隊，這些官僚不僅具備深厚的專業知識，還要能夠有效地執行政策；接著，這樣的官僚團隊需要在一個能夠提供相對獨立自主的政治環境中工作；第三，這個國家在經濟領域的干預策略，應該要能夠與市場機制互相協和、互補，確保經濟順暢運作；最後，這些策略需要有一個中央協調機構進行整合和領航，例如日本的通產省，它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發揮關鍵作用。 詹森的這套模型，不僅能夠有效解釋日本的成功，也為解析戰後台灣如何步上發展之路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詹森提出發展型國家的模型後，學者間同意：政府，特別是執行經濟計畫的官僚機構對於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普遍性特徵。從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經驗中，我們可以明確觀察到，政府官僚的主動介入和策略性的產業轉型政策，是這些國家取得經濟飛躍的核心要素，而不僅僅是依賴自由市場的機制。在這些東亞國家中，政府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監管者或仲裁者；相反地，它更像是一位策略家，透過巧妙的政策制定、資源配置及激勵機制，來引領和塑造市場的發展方向。這些政府不僅具有前瞻的眼光，預見未來的產業趨勢和機會，而且在實踐中，也展現出與民營企業合作的能力，共同推動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透過這種策略性的互動，東亞的發展型國家成功地整合官僚主導和市場機制，形成一個獨特而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鑲嵌在東亞政經結構下的台灣發展經驗

 

二戰結束後的台灣，經濟面臨的是一片破敗景象。從農業到工業，生產線都受到嚴重打擊。根據當時經濟部部長尹仲容的回憶，戰火使得原先進行中的農產改良和水利建設被迫中止，肥料短缺嚴重影響了農作物的產量。在工業方面，大部分現代化工業設備在戰爭中損毀，僅存的少數設備則因長時間頻繁使用而快速衰敗。 深入觀察當時的經濟數據，一九五一年的台灣人均所得僅約一百三十七美元。 與其他地區相對照，這一數值還不到當年世界人均所得的一半，而與經濟巨頭美國相比，更只有其十分之一。在整個東亞地區，台灣的經濟表現只稍微優於當時還在從戰火摧殘中復甦的中國大陸和南韓。 這樣的數據清楚地揭示台灣當時的經濟狀況：一個受戰爭影響、經濟基礎薄弱、且極度貧窮的地區。除此之外，台灣在政治上也是冷戰的第一線，面臨共產國際擴張的威脅。

 

一九五〇年，當韓戰在遠東地區點燃戰火，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成為新遷台的國民政府的保護傘。除了軍事保護，美國國會亦於隔年通過《共同安全法案》，恢復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支援，不僅確保台灣政治穩定，同時也對台灣經濟復興產生援助的作用。從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五年，美國每年向台灣提供大約一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這筆援助使國民政府得以購買大量的棉花、黃豆和小麥等基本物資，確保物價穩定。在一九五〇年代，美援不僅提供台灣重要的經濟支援，也深刻地影響本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多數台灣家庭都曾體驗過排隊領取印有兩隻手緊握象徵中美合作標誌的奶粉和麵粉，那時有些民眾甚至會使用這些純棉的美援字樣麵粉袋製作衣物。公立小學也將奶粉作為學童早餐飲品原料，改善台灣兒童的營養。由於美援與美國駐軍的影響，牛奶和麵包進入台灣民眾的日常飲食，這不僅豐富膳食，也逐漸改變以米食為主的傳統飲食習慣，例如台灣隨處可見且深受喜愛的「蘋果麵包」，就是在一九六〇年代由退伍軍人劉哲基首次推出。美國文化在台灣逐漸生根，當時許多台灣人視美國生活方式為理想，可口可樂、牛仔褲、搖滾樂等「舶來品」成為「好日子」的象徵。據筆者（許作名，現為永佳捷科技董事長，以下簡稱筆者）回憶，當時家中與駐台的美軍有業務往來，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家中曾有一台附有雙層烤箱的美式四口瓦斯爐，而且父親也曾駕駛過由駐台美軍帶來的二手雙門跑車。當時台灣最優秀的人才以留美為優先選項，產生了「來來來，來台大（台灣大學），去去去，去美國」的現象。此外，美國也提供開發貸款基金，協助台灣發展基礎建設，包括水利、電力、交通；以及興建工業設備，如水泥、玻璃、煉鋁等（見表1.1）。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美國援助對台灣的深遠影響。

 

表1.1 美援開發貸款基金運用情況（單位：美元）*

受援單位 借款合約金額 比例

亞洲水泥公司設廠貸款 2,992,000 4.5%

石門水庫興建計畫 21,485,000 32.6%

鐵路設備建設計畫 3,026,000 4.6%

土銀轉貸建造漁船冷凍及漁用引擎 683,000 1.0%

小型工業貸款計畫 2,483,000 3.8%

啟業化工公司計畫 1,000,000 1.5%

台鋁煉鋁更新計畫 1,343,000 2.0%

採購柴油電力機車計畫 5,896,000 9.0%

中華開發公司 8,780,000 13.3%

建設台灣南部微波幹線計畫 1,979,000 3.0%

台電南部火力發電廠 14,399,000 21.9%

新竹玻璃公司擴建新廠計畫 1,516,000 2.3%

台電深澳火力發電設備 234,000 0.4%

總計 65,816,000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2006，《國際發展合作的概念與實踐》，頁232。

 

與此同時，政府也利用美援購入大量的工業原料，並以統一分發的方式給予民間企業。 這種方式顯示了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是如何融合「發展型國家」模式和干預經濟手法，推動國內產業崛起。美援不只於此，它希望台灣能夠採取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政策。為回應這一壓力，國民政府於一九五九年提出「加速經濟發展計畫大綱」，旨在四年內實現每年八％的經濟成長率，並逐步實現台灣的經濟自主。到一九六〇年，國民政府大幅縮減經濟管制，建立一個較為市場化的金融體系，從而使台灣逐步走向更為自由和開放的經濟體系。 

 

二戰後，東亞的政治版圖進行重大調整，這不僅對區域內的國家政策產生影響，也對台灣的國際貿易結構帶來改變。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至台灣後，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此時的台灣將貿易重心逐漸轉向美國和日本。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所接受的外資主要來源是美援，而日本則是以較少的直接投資和更多的技術合作方式與台灣合作。 事實上，這一時期，台灣的外來投資中，多達六〇％是基於技術合作，並以日本和美國作為主要的合作夥伴。這種模式是基於外國企業提供技術支援，而與台灣的民營企業結盟，進行生產和營運。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經濟的轉型和發展不僅受到二戰前的經貿背景影響，更受到了冷戰時代東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格局的推動。

 

（三）政府的主導角色

 

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政府的角色相當重要。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刻，一九四九年時任台灣省主席陳誠，決定進行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革，以恢復民心並重建經濟。他推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不只是為了緩解農民的經濟困境，更深層的意義是以國家的強制力量重塑台灣鄉村的社會格局。這一改革結束了傳統的地主制度和其經濟霸權，將農村的經濟基石從地主手中轉移到農民手中。雖然一些地主依然擁有部分土地，但他們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影響力大幅下降，逼迫他們尋找新的生計方式。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的背後，有其政治和策略考量。在與共產黨的競爭中，國民政府希望透過土地改革，阻止中共在台灣農村煽動革命，同時也向大眾展現其政策優越性，以鞏固政治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土地改革的思維並不只在台灣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占領日本的盟軍總部也實施相似的土地改革，意圖避免土地過度集中導致社會不滿，進而形成共產主義的滋生土壤，這一現象被學者稱為「冷戰土改論」。根據這一觀念，美國在冷戰期間支持多個開發中國家進行土地改革。在台灣，由美國協助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成為推動土地改革的關鍵組織，成員不僅參與土地登記工作，還參與「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生管會），是戰後第一個管制型機構。省主席陳誠成立生管會的目的，是將公營事業管理權轉移至省政府，確保物資生產與分配更為高效且符合需求。生管會的人事由省政府絕對控制，委員皆由省政府派任，主任委員則是省主席陳誠兼任。生管會的職權相當大，管控公營事業的預決算、人事、生產、營運、投資等計畫。生管會設立的專案小組具有管控資源、協調民間生產的重要功能，如紡織小組的成立，就是為了促進紡織業之間的聯繫與協調生產，因而納入民營廠商代表。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擔當關鍵角色。這個直接隸屬於行政院的機構涵蓋外匯貿易、政府預算及美援基金的管理、農業和工業建設等多個方面的主管工作。經安會更像是一個決策審議中心，其中的工業委員會尤為核心，它成為台灣首個專責於產業政策的單位。

 

工業委員會主委尹仲容對於經濟的看法相當前瞻。他認為資源的短期管理和管制雖然必要，但長期來看，台灣經濟的穩定必須仰賴工業化帶來的生產增長。為此，他組建一支專業團隊於工業委員會，致力推進工業化。這個委員會不只著重於推動工業發展，更進一步促成跨部會協調合作，以協助企業解決行政上的問題，這種做法後來成為台灣產業政策成功運作的藍本。

 

可以將尹仲容領導下的工業委員會，視為詹森所描述的發展型國家模型中的日本通產省，其主要策略是透過政府的強烈領導和介入，推動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現代化和經濟成長。 一九五三年，工業委員會提出「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工業部門計畫」。該計畫的核心策略首先是利用美援資源，優先發展對國際收支有貢獻的產業，促進台灣的「進口替代」產業；其次是支持公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並採取保護政策。 在工業委員會的扶植下，許多企業蓬勃發展，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無疑是後來成為台塑集團的福懋塑膠工業公司。 

 

更值得一提的是，利用從大陸撤退時帶來的黃金儲備，陳誠決策發行新台幣。這一策略不僅為當時的經濟帶來資金流動性，還成功打下物價穩定的基石，有效控制潛在的通貨膨脹風險。除此之外，台灣處在冷戰背景的國際局勢下，得到了美國的經濟協助，然而單純的援助並不足以確保長遠的繁榮，政府領導階層顯然明白這一點，因此他們配合美援，策劃出一套經濟和產業的發展藍圖，逐步引領台灣邁入工業化時代，為未來的經濟奇蹟打下堅實基礎。

 

藉由實際的數據，我們能深入解讀台灣在二戰後二十年的經濟成長。一九五〇年代，台灣展現出鮮明的復甦跡象，工業生產成長率達到了一一ㆍ九%，ＧＤＰ成長率也高達八ㆍ一％。但這個時期，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著的是物價年增率高達九ㆍ八％的通膨壓力。然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台灣經濟的發展更上一層樓，工業生產和ＧＤＰ的成長率進一步攀升至一六ㆍ五％和九ㆍ一％。值得稱讚的是，當時的政府與相關機構有效地掌握經濟調控手段，使得物價的年增率大幅下降至三ㆍ四％。 

 

這不僅反映出當初的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時，對於宏觀經濟的調控有著適切的策略和手段，也顯示台灣已經成功地從戰後的混亂中站穩腳跟，進入了持續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美國政府對於台灣這樣的經濟奇蹟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台灣是一個能夠充分善用外部援助，並透過內部努力，持續促進經濟發展的模範。

 

（四）小結

 

台灣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激勵人心的歷程，這背後有著豐富且多元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援助和台灣政府的政策，使台灣從戰後初期的經濟萎靡，到後來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繁榮。首先，美國在台灣的發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戰後的美國援助不僅幫助台灣重建戰亂中的基礎建設，也是台灣在國際貿易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助力。東亞地區冷戰政治經濟結構為台灣提供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使其得以專注於內部發展。至於內部因素，政府在台灣戰後經濟復甦中扮演了決定性角色。台灣政府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加強農民的經濟地位、推動工業發展，同時鞏固政府的政治地位。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生管會和經安會扮演著推動台灣工業化和產業政策的關鍵角色。新台幣的發行和美國的經濟援助為台灣的經濟奇蹟提供資金和資源支持，使得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六〇年代間，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和工業生產雙雙成長的同時，也成功控制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