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

自序

我原以為只是延續做一個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想到的小問題，沒想到一踏入晚明《孝經》的文本世界，它成了我過去七、八年間最主要的研究工作。中國文化中的孝或《孝經》，如此平凡老舊的主題，對於講究創新的學術研究工作而言，似乎不是明智的選題；然而令我驚訝的是，它其實深邃而複雜，複雜到讓我幾度覺得永遠無法完成這個工作。因此，這個研究經驗對我而言是寶貴而意義深遠的，它帶領我透視常識的表象，看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許多事物都輻湊交織在「孝」這個核心價值上，變得彼此關聯而更具立體感，也更有生命力。我想從平凡中看見另一層意義是令人欣喜的生命成長。

曾經有幾位美國學者告訴我，這是中國人的題目，其中一位更坦白告訴我，她覺得這個題目美國人不會感興趣。我大概總是把「想做中國歷史脈絡中的重要觀念和議題，而非移植歐美熱門課題」這類帶有捍衛主體性意味的說詞擡出來，也順便自我說服一番，雖然心中難免覺得遺憾。不過，再聽著那位年輕學者說她常苦思如何迎合讀者的興趣、設法把書的篇幅濃縮在三百頁內才有可能出版等等，我才看見原來自己享受一些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與資源，其實並不都真的那般理所當然，是應該心懷感激的。

首先，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豐富的學術資源、自由與尊重學術的風氣。幾年來，我憑著心中小小的感動、自以為理所當然地展開研究工作，我沒有受到任何質疑，而是許多支持與幫助，也從不必考慮書的篇幅，只要擔心自己有沒有能力書寫，而且我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寫作。這一切並不都是那麼理所當然，歷史中有太多時候，這些都是學者們的奢望。

這個研究連續六年獲得國科會的支持，讓我遠赴上海、北京、日本各圖書館，閱讀大量的《孝經》文獻。國科會和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也奬助我赴美交流訪問一年，從事書稿最後階段的寫作，我要向兩個單位以及各圖書館致謝。我也要特別感謝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提供我訪問的機會，在那優質友善的學術環境中，我學習良多，也才能有效率地完成本書的初稿。

許多長輩和師友，包括余英時先生、Willard Peterson、Benjamin A. Elman、黃進興、王汎森、羅久蓉、沈松僑等教授，以及其他近史所的同仁們，他們曾經花時間聽我說這個研究計劃，給我寶貴的意見。每一次聆聽和訴說，都幫助我整理自己混亂的思緒，也分擔了我的疑懼，我想他們當中一定有人感受到我面對這個計劃曾有的膽怯與無力感。廖肇亨、廖咸惠、胡明輝、林樂昌、Erling Johannes von Mende、Michael Szonyi等教授，曾提供我史料。我在日本時，承蒙夫馬進、馬淵昌也、小島毅、張啓雄、伊東貴之、永富青地、古勝隆一、佐野誠子、藍弘岳等多位教授的照應與協助。Martin J. Powers、王正華教授在圖象資料使用上給予指點；近史所圖書館主任林義娥小姐在圖書上給我極大的幫助；助理歐姍姍、陳惠玲、龔柏崴、李彥德、徐維里，則是與我共同工作的伙伴。對於眾師友的提攜與幫助，我獻上最誠摯的謝意。

本書部分篇章曾分別發表於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中研院文哲所舉辦的「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與「為道屢遷：中國文化生活中的宗教禮儀實踐與創新」國際研討會、哈佛燕京學社研討會、臺灣大學舉辦的「情境與聖化──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國際研討會、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首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中文系、暨南大學中文系、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以及美國宗教學會年會（AAR）。我要特別感謝杜維明、高明士、朱鴻林、李明輝、劉苑如、車行健、王學玲、王鴻泰、李廣健等教授的邀請，及與會學者的討論。我特別感謝楊晉龍、祝平次、黃克武、胡其德、李豐楙教授對本書部分篇章所做的評論。本書的第二、三章曾發表於《臺大歷史學報》；第四、五章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章的局部收入高明士主編的《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第七章收入林維杰、邱黃海主編的《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中國觀點》。我感謝這些期刊與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中研院文哲所授權重刊。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特別要感謝中央研究院出版委員會、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聯經出版公司在出版過程中的鼎力協助。

最後也是最深的感謝，我仍要獻給我的家人。這個研究計劃教我看見家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無可取代的神聖地位、家人之間超越生死的情緣，以及一種永遠鑲嵌於家庭人倫關係中的自我與理想社群的身影，當然感受最深的還是現代觀念、生活與傳統之間的落差。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我受到父母和長輩們的照應似乎永遠多於對他們的付出，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讓他們的心得著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