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

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       馬勇/文
 

很久以來，總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國的政治選擇，以為幾乎在所有關鍵時刻，中國人都作了不太正確的選擇：洋務新政失敗後選擇了維新，維新失敗後選擇了憲政，憲政失敗後選擇了共和，共和失敗後重選了帝制……分析過往一百多年，中國人幾乎將世界上所有主義都嘗試了一遍。
 

現實的中國，我們無意在這裡討論。歷史的中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每一次歷史選擇並不一定是必然，但其內在的邏輯一定還會或隱或顯地呈現。
 

中國從農業文明認同並走向工業文明，用了很長時間，19世紀60年代開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不管怎樣評估，那都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一個與傳統不一樣的中國由此開始，「四民社會」漸漸解體，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一個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發生。
 

洋務新政自以為聰明地將「體用」分為兩段，以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模仿西方現代化。洋務新政確實將「後發優勢」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在三十年左右，在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績。
 

但是，「後發優勢」同時也是「後發劣勢」。後發國家在利用模仿先發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進，那麼所有的模仿不是導致後發國家的制度創造，而是為落後的制度背書，證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動工業化、現代化的模仿。於是，中國在洋務新政幾十年的進步下，遇到同樣的後發國家日本時，卻不堪一擊，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戰敗是近代中國歷史的新起點，從那之後至1928年北洋政府結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難得的時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創造、現代文明的興起與發展，都是中國在1860年走向現代之後最健康的一段時期，彷彿百家爭鳴在現代中國的重現。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體制缺乏效率一樣，1895年之後的維新、新政、憲政，直至共和，確實在效率上無法讓人滿意，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竟然在關涉自身利益的參戰問題上長期爭執，久議不決，錯過了參戰的最佳時機，極大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科學技術的發展既造福於人類，也是殘殺同類的利器。一直引領中國學習西方的梁啟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懷疑資本主義對中國未來的意義。中國在學習西方六十年之後，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假如不發生山東問題，或者說中國的山東權益能夠在巴黎和會收回，中國人對於公理戰勝強權應該不會失去信心。無奈，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見識太淺，在對外交涉上留下了許多硬傷。巴黎和會沒有讓中國人如願，中國人也就對公理漸漸失去信任。
 

當時，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而且蘇聯新體制在列寧「新經濟政策」主導下，確實具有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魔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活力在新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充分發展。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融合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優點，這是當年一度讓中國人嚮往的原因之一。
 

列寧、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發展，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並不一定認同蘇維埃體制，但對列寧拋給中國的橄欖枝，對列寧構建的政黨、政體的紀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時的蘇聯，延續馬克思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一樣，狂熱地推廣共產主義。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共產主義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並從一種理論上的研討進入實際的政治運動。
 

共產主義進入中國和亞洲以後，特別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實踐中的政治運動進入之後，「反赤化運動」在中國在亞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後資本主義世界又不幸發生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社會主義蘇聯由於實行政府管控的經濟制度，一枝獨秀，這也是中國急劇「北向」的一個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這標誌著中國轉向蘇聯已由一種可能變為現實。
 

由此反觀近代中國在十字路口的選擇，應該看到這都是中國人面對現實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李澤厚對中國文明有一個「實用理性」的評估。如果用這個觀點回望明代中期以來，中國面對西方所作出的每一個重要選擇，我們能感到中國人常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系統討論近代中國政治選擇當然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這一點感想只是在拜讀了葉曙明先生的新著《山河國運》之後的一點感想，以供葉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