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
本書是世界重量級思想家拉圖的經典著作,不以偉人當作一個時代的答案,在不斷的角力當中界定社會、創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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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布魯諾.拉圖 追蹤 ? 追蹤作者後,您會在第一時間收到作者新書通知。
  • 譯者:伍啟鴻
  • 出版社: 群學 追蹤 ? 追蹤出版社後,您會在第一時間收到出版社新書通知。
  • 出版日:201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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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是誰創造「巴斯德」並且站上歷史的舞台?誰又在這洪流中逐漸隱沒?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細菌學之父,醫學邁入新時代的象徵,法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如今以巴斯德為名的街道遍布法國大小城鎮,他的成就無可質疑,然而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卻向這公認的事實提出疑問:為什麼人類生活環境的改善全數歸功於巴斯德的天才?

本書是世界重量級思想家拉圖的經典著作,不以偉人當作一個時代的答案,他將巴斯德放回在普法戰爭中落敗的法國。戰後法國政府力圖振作,而改造國民體質是走向富強的必要項目,在這樣的背景下,拉開了法國十九世紀公共衛生運動的序幕。與此同時,巴斯德在實驗室與細菌交戰,最終掌握細菌的特性,並提出細菌傳染導致疾病的理論,然而這一時一地一個團隊的研究成果竟透過新聞媒體迅速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可,讓他成為細菌的代言人。這時衛生專家接手把實驗室的成果導向法國再生的關鍵,將巴斯德高舉為科學精神的象徵,而細菌則是全法國都應該齊心對抗的敵人,使得公衛運動的推展逐步取得正當性,深入各個層面,上至城市下水道開鑿的施政績效,下至不可隨意吐痰的個人道德要求。

有別於偉人獨自改變世界的線性敘事,拉圖呈現一幅紛亂的景像,其中的人物懷抱各自的企圖,彼此結盟、互相利用,為了說服對方而四處奔走,在不斷的角力當中界定社會、創造歷史。

本書特色

◎認識法國公共衛生的歷史,衛生清潔如何轉變為施政績效與個人的道德約束。
◎解構偉人敘事,指出時代的變革是眾人為實現各自的目標與利益而持續角力的過程。
◎拋開抽象的理論語言,學習以一種更深刻的方式來描述這個世界。

作者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

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

譯者

伍啟鴻

清大哲學所碩士。近年投入生態農業,試以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摸索人類物種的定位,以及群我的相處之道。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陳榮泰

清大歷史所碩士。因學習科技與社會(STS)而接觸拉圖的社會學以及塞荷的哲學。近來關注複雜系統(包括生態農業)中的知識與倫理問題。譯有《失控的佔有慾:人類為什麼汙染世界?》。

目錄

導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上篇 巴斯德:細菌的戰爭與和平
前言:材料與方法
如何對無可爭議的科學提出異議?/構成我們世界的方法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衛生專家:具爭議的革新運動詮釋者/自生自滅的衛生學運動/衛生專家對巴斯德深信不疑/反對者:柯霍和佩特/我們當中有叛徒/「我們」的數目遠非我們所料/從社會的科學到聯結的科學/如何變成無可爭議/衛生學與必經關口/衛生專家為自己創造時勢/必須懂得如何完成一門科學/從無可爭議的新行動者,到權威而專制的新施為者

第二章 你們將成微生物眼中的巴斯德!
如何測量巴斯德派學者的位移?/毒性的變異/傳染環境,或背叛轉譯/巴斯德本人如何位移/實驗室作為無可爭議的支點/巴斯德派學者的彈簧跳/第二階段:返回實驗室/證據的劇場,或如何以最大多數形成無可爭議的局面/普儀堡,第三階段的開始/見微知著:第三階段的終止/巴斯德派就是風格/巴斯德學院的《年鑑》/《年鑑》的滑動進程

第三章 戰爭與和平
嚴酷的時勢/軍醫/醫師認為巴斯德具有爭議/如何捍衛醫病之間獨特的密談關係?/一位行動者把另一位變成病人/當被動的病人成為行動者/為防革命,我們來準備演變/勝人者人亦勝之,譯人者人亦譯之/最終達到的強制/熱帶的梭倫,巴斯德派的肖像

跋:過渡

下篇 不可化約論
導言

第一章 通往權勢之路
第二章 聯結的邏輯(社會學)
第三章 人類的邏輯(人類學)
第四章 非化約的「科學」

序/導讀

導讀

布魯諾拉圖的巴斯德/陳宗文(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巴斯德(Louis Pasteur)何許人也?

在法國社會,幾乎無人不知巴斯德這位民族英雄等級的科學家,書店、圖書館裡有一大堆他的傳記,他的事蹟是兒童讀物的熱門主題,他的名字被用來為法國大小城鎮的街道廣場命名。如果在google map裡搜尋rue Pasteur、avenue Pasteur、Boulevard Pasteur或Place Pasteur,會得到一大串結果,甚至在加拿大魁北克、過往為法國殖民地的一些非洲國家,也到處都可以見到巴斯德這個名詞。「巴斯德」一詞已經成為法國文化中,代表著現代安全社會的象徵。而位於巴黎十五區的巴斯德研究院,也成為見證巴斯德傳奇的所在。這樣一位人物,確實值得拿來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對象。

作者拉圖(Bruno Latour)又是誰?

作者拉圖是哲學家、社會學家,或者就他自己的論點來看,也可以說他什麼家都不是。雖然一般人也許不認識他,但拉圖這個名字已經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TS)領域的響亮名號,在台灣STS社群內也相當為人熟知。他在里爾(Lille)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經過在非洲和北美的多年田野經歷(這對哲學家而言是相當罕見的經歷),於1982年起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並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edialab)的負責人。從拉圖的簡短經歷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就是一位擅長運用支點來傳播理念的學者。於是,當拉圖遇上巴斯德,就產生了這本有趣的書。

行動者網絡理論

透過拉圖持續的筆耕,分析各種不同領域中的建構現象,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已成為STS領域的顯學。但在台灣除了少數翻譯文章或二手介紹,迄今只有一本拉圖完整書作的翻譯,是2012年群學出版的《我們從未現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拉圖早期出名的著作是以英文出版的《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和《行動中的科學》(Science in action)等作品。而第一本完整的法文著作,是1984年的《微生物:戰爭與和平》,也就是各位手上這本《巴斯德的實驗室》的初版。此書是拉圖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有一部分後來也曾獨立發表,  並且已經在台灣翻譯收錄在群學出版的「科技渴望」系列專書之中,  成為台灣STS學界的經典文本。這篇經典文章的標題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這段文字不僅是STS名言,並且也在許多本土STS研究裡面被廣泛使用,作為描繪某種特定科技現象的基本句型,例如「給我A,我將B起C」。在台灣社會中,對於「行動者網絡理論」或「轉譯社會學」(或譯「轉變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 traduction)的認識,長久以來多只靠這一篇文本,甚少有其他中文譯文本可以參酌,實在是很大的缺憾。

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主要是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立場,用來與社會學主流的「現代」與「後現代」重要文獻進行對話。由於該書是以法文寫作,原初設想應是偏重以法語世界的讀者為對象,如果欠缺法國思想文化的相關知識背景,這本書閱讀起來並不容易。以活生生的巴斯德作為主題,相對來講就比較容易為讀者接受。此次《巴斯德的實驗室》可以翻譯成中文出版,是相當值得慶賀的事。但讀者不能高興得太早。人們會在這部著作裡面發現,拉圖絲毫不以巴斯德的生平為主軸,反而以一個時代,以一群人(甚至不只是人),來重新讓人認識「巴斯德」的現象。拉圖透過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作為對照,如同《戰爭與和平》一書不談論拿破崙的英雄事蹟,這部著作也不在談英雄巴斯德。拉圖談的是在科學戰場中的人物、在戰亂中的無名小卒,甚至是細菌病毒,是因為他們才有微生物學歷史戰役中的戰爭與和平。

理解巴斯德的幾種方式

前述的說明可能還是很模糊。希望透過接下來介紹幾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讓讀者可以更進一步瞭解這本書的特殊之處。

理解巴斯德的第一種方式,就是把他視為一位十九世紀法國代表性的科學家,以他的生平事蹟作為現代社會進步的象徵。現代科學是重要科學家的貢獻所致,由於巴斯德是科學家的典範,理解巴斯德就等於理解人類文明如何經由少數科學偉人的貢獻,而得以從十九世紀進入到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時代。這是傳統上認識巴斯德的方式,標準手法就是讓巴斯德成為一位英雄。過往關於巴斯德有許多的英雄傳奇版本,其中尤其是他操作鵝頸瓶的實驗特別令人津津樂道。巴斯德主張的「細菌說」,透過將肉汁裝在鵝頸瓶中進行公開的實驗,在現場觀眾、記者與官員的見證下,完勝當時主流的「內源說」。看似僅僅透過他一個人完成的這場實驗,就奠定了現代細菌學說的基礎。

第二種理解巴斯德的方式,也是認識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一種方式。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一種精神表現,必須跨過許多的障礙。巴斯德的精神就是科學理性的精神,代表著科學的進步。他的成就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路徑,巴斯德正好擔綱連結傳統生物學和現代生物學的這一棒。這類的主張並不少見。巴斯德的科學精神使得人類文明得以跨越各種非理性的障礙,進入到科學時代。將人類精神狀態區隔出時代分野的階段論是這類主張的典型。階段論不僅用來解釋科學發展,也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甚至在社會學自身源頭的理解上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孔德的三階段論)。因此,當人們進入到科學時代,科學可以超越社會以及其他的外部因素,成為一個高貴神聖的領域。

第三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就是忘掉巴斯德這個人,而只是把巴斯德當成一個名詞。在談巴斯德的科學工作之前,我們不要預設巴斯德會有多麼大的成就。而且,不管誰是巴斯德,若只有他一個人,也實現不了科學成就。這就是本書的基調。拉圖並不認同前面兩種認識巴斯德的方式。對拉圖而言,與其稱「巴斯德」,不如稱之「巴斯德派」,並且這樣一群行動者是不斷透過結盟而擴展開來,斷不是巴斯德一個人的獨立貢獻。這也是本書題名「戰爭與和平」之源由,是以托爾斯泰同名的鉅著來指稱英雄之不足,而有賴更多不同的人物,甚至那些默默無聞者,才有戰爭與和平的「偉大」故事。

從細菌到巴斯德的實驗室

基本上,拉圖是先在英美世界取得成功,再回到法國建立起他的地位。他幾本重要的著作,像是前述的《實驗室生活》、《行動中的科學》等,都是先以英文著作出版,再由他人翻譯成法文,回到法國出版。但巴斯德這本書卻是先以法文出版,再由他人翻成英文(英文標題是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所以,拉圖著作這本書顯然有不同的對話對象。另外,本書1984年初版的書名是《微生物:戰爭與和平》(Les Microbes: guerre et paix),但在2001年的新版改為《巴斯德:微生物的戰爭與和平》。此變化主要在回應這十多年間對本書的批評,尤其如Karin Knorr-Cetina指出的,本書雖把細菌微生物當成重要的行動者,卻未曾討論微生物到底是什麼。如果把巴斯德,特別是加上引號的「巴斯德」作為標題,可能比起「微生物」作為標題還來得有意義。而且相較於「微生物」,以「巴斯德」之名理當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    

雖然拉圖希望讀者以不同的世界觀來看待他在書中處理的主題,但是對於本地的讀者而言,由於不像一般法國人有著關於巴斯德的背景知識,反而更不容易理解拉圖到底在談些什麼,這樣談又有何意義。雖然書名是巴斯德,但如果讀者事先不太認識巴斯德,讀完之後還是不知道誰是巴斯德。另外,若是讀者欠缺科技與社會或科學史的知識背景,也不容易掌握這本書的價值。為此,這裡要向讀者推薦一部法國電視台France 2籌製的單集電視影片,是2011年由Alain Brunard導演的Pasteur。影片不同於過往對巴斯德的英雄崇拜式觀點,雖然同樣有描寫巴斯德個人特質的元素,但已不再忽略當時各路不同行動者的在場,以及如何形成「巴斯德們」的歷程。咸信此影片的拍攝多少也受到拉圖著作的影響,對於建立相關背景知識略有幫助。

拉圖在「巴斯德」這部著作中有明顯的意圖,就是利用巴斯德的事蹟來驗證行動者網絡理論。這是拉圖對巴斯德的轉譯。故此,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像是非人行動者、網絡、聯盟或同盟等,不僅非常不同於過往人們熟知的巴斯德故事,也與傳統理解科技發展過程的用法很不一樣。這部書的結構也相當有趣。拉圖是分三章來討論巴斯德的「戰爭與和平」,並在講完故事之後,用抽象方式,以一種維根斯坦式的風格來主張故事中的理論意涵。書的結構因此分成兩部分:主題故事的部分和一個「後附的」(suivi)理論部分。後附部分的核心主張概念是不可化約論,分

試閱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第一章 微生物由強而弱 衛生專家由弱而強

1. 我們有必要談論「巴斯德」,甚或巴斯德嗎?

顯然,我選擇來研究的反例,之所以變得無可爭議,是因為人們把它描述成:「由巴斯德引入醫界的革命」。這句話關乎原由與時期的認定。我們也可以說,這句話呼應了某個主流的觀點;這觀點在一場戰役裡脫穎而出,其他在不同時候追求不同目標的行動者最後落敗了。當我們談到該世紀末的衛生與醫療的時候,是否一定要談到巴斯德呢?這一切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在《戰爭與和平》當中,托爾斯泰對政治哲學有著一番論述,而巴斯德在這裡,就好比書中描繪的拿破崙。

在書中,托爾斯泰喚來了好些人物,以深入探討一個對他而言是關鍵的問題: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偉人,如拿破崙或庫圖佐夫(法俄戰爭時統領俄軍的將軍),到底做到些什麼?托爾斯泰花了快八百頁,才把功勞重新歸還給人群,反觀當時的歷史學家,卻只把功勞歸給某些人的品德與才華,整場運動遭到收割,被呈現為少數偉人的創舉。但托爾斯泰成功了,現代歷史學都支持他的理論,認為偉人只有相對的重要性。至少,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真的。但是談到科學人物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崇拜一個人物的長處與天賦,而不去思索讓他平步青雲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我們頂多會承認,在科技或科學領域中的發現和[被發明的]機器,的確需要「人群」加以散播。至於科技創造,則跟人群毫無瓜葛。偉人獨自守在實驗室裡,單憑他的概念,以他個人的精神力量,獨力挑起改革社會的重擔。在政治偉人那裡,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怎麼到科學偉人的時候卻是這麼難以接受?

如果托爾斯泰對拿破崙聖傳義憤填膺,那麼當他看到我們在法國打從最初就賦予路易.巴斯德的東西,他又會說些什麼呢?巴斯德完成了一切,他革新、改革了醫學,創立了新醫學、新生物學、新衛生學。龍杜希(Landouzy)臨死前嚷道:「沒有一個時代會像巴斯德時代一樣,為同代所立功業之多,讓你們每天都歡迎晨曦的到來」(1885, 25.7, p. 107)。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一個時代,都能把名字掛在全法國城鄉的大街上,都能禁止人隨意吐痰,促使人去挖鑿排汙系統、接種疫苗、開啟血清療法等等。他,巴斯德,單憑一己之力,或至少,憑藉他思想的力量,就完成了一切。這種說法,就如同「庫圖佐夫打敗了拿破崙」一樣站不住腳。我們必須這樣去看待所有的「大人物」:

唯一能夠解釋火車頭運行的,是與所見運動相當的力量概念。而唯一能解釋群眾運動的,則是與群眾整體的運動相當之力量概念。(Tolstoy II, p. 710)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如果說,全歐洲在上世紀末的生存條件得以轉變,我們也不能把這豐功偉業全數歸給一個人的天才;反過來,我們可以理解這個人怎樣跟隨、陪同,並時而超前這轉變,然後,我們又怎樣授予他獨一無二的責任(至少在英倫海峽的這一邊─法國是如此)。

與巴斯德同時代的人、巴斯德的信眾、歷史學家並沒有忽視這問題。他們完全承認巴斯德並非「獨自」完成一切,但很快又回來同意這觀點:他們假設一切都是巴斯德的「潛移默化」,或者其他一切都「潛在地」存在於巴斯德思想之中。布雷(Bouley)便這樣奉承他:

出現了一位人物,而為了說出我想講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我樂於借用博絮埃(Bossuet)著名的辭鋒:出現了一位人物,才智過人,難以置信。(1881, 20.9., p. 546)

這幾乎是跪地膜拜,因為我們居然將整個社會的迅速轉變,歸因於一個人的「思想」。崔拉(Trélat)喊說:「天才的力量竟可贏得這樣的戰役,你們沒有感到驚訝嗎?」(1895, 10.8., p. 170)。沒錯,如果一個人借力於世人,卻被誤以為是他個人的力量,我們當然驚訝不已(1.5.1.)。這就是被同樣的名字混淆了:巴斯德與「巴斯德」不同,所以我才要放上一對引號。我們不再如此看待拿破崙,或者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的天賦,為什麼對巴斯德卻依舊如此?如果我們以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俄國的戰役時沒有感到困難,為什麼不願將社會學運用到巴氏細菌學上?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

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我們猶豫的理由很簡單。分析家甚至不會猶豫。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可以分析的東西。實際上他們幾乎總是假設,科學的內容,還有觀念、動作、程序的傳播,都沒有特別的問題;只有觀念和動作的構成才是問題所在。他們對社會採用(古典)力學的觀念,授予[技術]一種慣性的力量,因此,一旦有人施力,就會一直維持下去,只有在連續碰撞之下力量才會消失。採用這種模型,便不得不把一切的力量都歸給巴氏實驗室,也不得不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看作是慣性質量(masses inertes),只能把力量傳遞開來,或者吸收其中某個部分(我們會說他們「適應或抗拒進步」)。但我們必須明白,社會物理學中並不存在慣性定律。要說服別人某次實驗成功、某個方法奏效、某個證明具決定性,便需要至少兩個人。某個觀念或某項實踐,不會單單由於甲給予乙一股力量便從甲移轉至乙,還必須由乙奪取它,繼而調動(déplace)它。說到巴氏學說觀念的「散播」,倘若只有巴斯德和他同事的力量,這些觀念便永遠不會走出師範學院實驗室的圍牆,甚至,我將會證明,它們亦永遠都走不進去。觀念,即便是天才橫溢,即便能濟世救人,都不可能獨自移動(déplace)。必須要有某個力量進來,找到它,然後為其所需而奪取它、調動它,並且(或許)背叛它。

這觀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只不過,若在哪裡看到某項實踐散播開來,我們就得要找到自主的行動者(acteur),而非認為是由慣性質量來被動地傳導力量。托爾斯泰想要把不屬於凱撒的東西從凱撒身上拿走,那就應該幫俄國社會重新定位,為所有角色重新訂立自主性。同樣地,我們必須把行動自由歸還給法國社會的一切行動者,把巴斯德的功績予以分解(décomposer)。問題接踵而至:要為細菌學成立一門社會學,就需要一個社會。

如果我們理想的讀者由1870年戰敗後開始披閱《科學雜誌》,他將會意外地發現很少人談論巴斯德,也沒多少人討論他的想法。大家還沒過問他。他的名字尚未觸及(traduit)任何攸關疾病的事物。大家都在談別的事,大家發表的證據都不是得自他的實驗室。2. 在健康與財富之間:無可爭議的衝突

如果雜誌作者沒有談到巴斯德,也沒有過問他的討論,有一樣東西倒是令他們感興趣,他們也把它變得如此無可爭議,以至於成為一切推論的前提;從巴黎圍城翌日,新系列的第一期直至我們研究過的最後一期(1919年12月),「革新為當務之急」的口號大量湧現、遍布各地。雜誌主任阿勒加夫(Algave)寫道:

若革新大業終能實現,大部分的成就非醫師莫屬,因為,國力首先取決於市民的數量與體格。(1872, 3.2., p. 102)

我們知道,自從1871年7月開始,巴斯德動員了科學來治療「普魯士下疳」(1871, 22.7., p. 73-77)。受到挫折與屈辱的不只是法國,更普遍來說還包括整個人類,尤其是城市居民,同樣需要革新。在1872年的長篇論文中,史多克(W. Stokes)爵士概述了已高度發展的英國新醫學現況。在一篇評語中,《雜誌》編輯部定義了那幾年間政治行動的新局面:

(英國人)這民族天生就有強烈的實用精神,他們不去討論原理,不去研究絕對,而是不屈不撓地豎立支柱,以支撐古老的社會大廈,把它變作可容新民居住之所。(1872, 6.7., p. 14)

我們無法把這改革大計(作者堅稱這是「社會」改革,而非「政治」改革)定義得更好。大眾醫學首先參與其中,再來是生物科學使其更進一步。史多克繼續寫道:

這是何等幸運的時刻啊!科學力量可以應用在預防醫學,繼而帶動社會秩序的進步!大英皇冠下的數百萬子民,居家習慣幾乎無異於下等禽畜,在一片悽慘廣漠之中,身體與道德墮落著;一個帶來毀滅的源頭,可能延伸到大地之極,並回到西方,對付那最高貴的人種。(同上,p. 20)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許多歷史學家已經強調,該時代正沉迷於追求人類的變革。《雜誌》的所有文章都是以此為前提,不但談論醫學,還在那幾年中間談到體操、殖民、國際貿易、教育、經濟、戰爭,尤其還談到法國的人口縮減。里歇(Richet)說這是「法國有史以來遭遇最大的危險」。每一篇文章都以不同的口吻,但重覆相同的旨要:我們需要強壯的人。

今日,國家政要心之所繫,莫過於人類生命的重構和重組。而獨立與生存,則是攸關國家不久的將來。(1875, 3.4., p. 933)

必須強調,我引述的作者,全都深深懷疑傳染理論,很少聽他們談到滅菌,而且,他們的寫作是早在細菌學應用到人體醫學以前,大概有十五年之久。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但這場運動又是從何而來?我有權不花時間去回答這問題,這並不會牴觸我的意圖,因為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比我研究的時期還要早,加上微生物還尚未成為勝負的關鍵。但與此同時,要對此作一般的解答並非難事;於是,我將會指出這件事的起源,好讓某些人不會因為看不到「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s)而興味索然。不少歷史著作的直覺感知可從《雜誌》中的某些篇章得到證實,以此確認該時代所激發的力量到底來自何方。弗雷澤(Frazer)以三言兩語概述了該時代的發動者,那個「首動者」(primum movens),啟動了所有的能量,但自身卻不為所動,亦不為人知:時值十九世紀中葉,財富受到惡疾威脅,健康(Health)與財富(Wealth)之間產生了衝突,甚至達到決裂的地步。起先在英國的大城市、隨後則在歐洲大陸,「人類生命(它是生產財富之燃料)的耗損」,已導致名符其實的「能源危機」。全世界都不斷在說,人類的身子很差,快活不下去了。城市不能繼續做養老院和廢置場;窮人既悽慘又無知,身上滿是寄生蟲,常常是流浪漢或傳染病患。要重振並擴大剝削(或繁榮,隨你所願),就務必要搞衛生、辦教育、通風、洗滌、重建城市、挖下水道、裝置水池、學校、公園、運動館、診療所、托兒所。在我們感興趣的那個時代裡,這一切都不再引起爭議,也不再是有爭議的。他們便是從這裡動身去尋找力量,並實行特定的策略。

這場[運動]牽動的健康和財富遍及全歐洲,所動用能量之鉅,令人難以想像。這並非革命,而是如史多克所說的,這是「全國健康」的一心一德,以追求「國家的繁榮與道德」(1872, 6.7., p. 20)。這「勢差」(différence de potentiel)(我們重拾那個時代愛用的比喻)是所有行動者汲取能量的來源,在五十年間助建功立業;這便是托爾斯泰所需要的一種力量,實際上相當於社會體本身。巴派的人如同其他人,在此汲取能源,即便「巴斯德」這名字將會用來指稱這整場普遍的革新運動─我們將會看到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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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裝訂
    • 紙本平裝
    • ISBN
    • 9789869280341
    • 分級
    • 普通級
    • 頁數
    • 512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注音
    • 級別

商品評價

(共1 則好評)
  • me*******608 說:
    2022-02-04
    這本書的後半部分真是太好看了,尤其是其中的幾篇「插曲」,當作散文來閱讀都是十分優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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