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現代性之都

作為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教授已經訪問過台灣兩次了，二○○六年夏天他在台北時，應允在二○○八年秋天來台大擔任講座教授，希望此事成真。於是，當大衛．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的中譯本要出版約我寫序之時，我邀請現在客居巴黎，也喜愛這本書的胡晴舫，一起在中文版之前寫一點文字，或許是個不錯的點子。

巴黎，這個十九世紀的首都，身處二十一世紀卻留有歷史的城市容貌與混雜時新的都市氛圍，經常誘拐外來的遊客與專業者，他們為城市的成熟風韻所惑，對巴黎做去歷史與去政治的閱讀。我的意思是說，巴黎，被當作古董一般的觀看物，成為沒有主體的客體，或是孤立的對象來理解，而《巴黎，現代性之都》，哈維的解祕寫作，精彩揭示了當時巴黎的社會關係與都市經驗，應可提供必要的知識光線。

巴黎誘拐來者主要是奧斯曼（Haussmann ）開闢的林蔭大道。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對巴黎的無效抱怨，就是巴黎，教導我們把都市計畫化約為開馬路，但是，奧斯曼的林蔭大道，卻仍然美麗迷人。奧斯曼的林蔭大道是軍事有效調動鎮壓窗口躲藏的狙擊手、資產階級房地產投資的市場激勵元素、在節點之間車輛流動的延伸線、以及，它的消點透視，理性，再現的是資產階級城市權力控制的政治美學。

城市裡的林蔭大道作法得上溯至教皇的羅馬，以巴洛克軸線的張力，在朝香客的教堂節點之間，組織起空間的秩序。這種組織空間的價值觀是一種革命性的斷裂，一如歐洲十五世紀的人文主義建築師之所為。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 ）指出，這就是自菲利普．布魯涅內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開啟的去歷史化過程。自此，古典建築變成一個自主而絕對的建築「物」（architectural object ），或者說，建築客體，建築對象，開創出新的建築現實，掃除了前人文主義的中世紀仿羅馬式、哥德式建築、以至於中世紀城鎮。於是，過去，成為被建築師所挪用的形式元素，經由「設計」的過程，賦予教皇或大公的目的與價值，也就是給予意識形態支持，隨手擺弄拼湊（bricolage ）形式。與他們詮釋的古羅馬建築相較，這是重新建構一個新的傳統與歷史，其實是歷史發明，這是歷史的陰影，被稱為是歷史侵蝕的開始。以黑格爾的說法，就是客體性（objectivity ）與主體性（subjectivity ）間的分離。這個布魯涅內斯基開始的革命，蘊含在過去五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的辯論之中。

感謝女性主義建築史學者的貢獻，原來我們有所不知，一經她們揭露，就動搖了歐洲人文主義建築的知識中心。理性，人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達文西的圖解中，站在宇宙中心的，卻是一個白種男人。在思想的根源的現代性，或者說，也是現代建築根源，是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經驗。到了巴黎，皇權成為中心。凡爾賽宮的狩獵小徑、林蔭大道，輻射出去支配整個自然世界與人造城市，而其中心，則是太陽之王路易十四臥室的大床。至於奧斯曼將中世紀巴黎開膛破肚，重建巴黎，班雅明稱為「拿破崙帝國主義的紀念碑」，而哈維則幫助我們有能力回應巴黎：像巨大的白色奶油蛋糕一般，矗立在蒙馬特山丘上的聖心大教堂所掩飾的、大教堂與鎮壓革命的砲位所俯瞰的、在鬱鬱蒼蒼林木裡長眠的、就是一八七一年被屠殺的巴黎公社成員。巴黎的資產階級內鬥內行，外鬥外行，這就是為何相較於羅馬，以至於翡冷翠大理石表現的力量，巴黎華美，而其石頭雕像卻如豆腐般羸弱。

雖然哈維告訴我們，班雅明的《拱廊街計畫》並沒有包括一八五五年萬國博覽會尺度巨大的拱形空間，重要的是班雅明閒逛巴黎與閱讀方式。班雅明眼中，建築，是將世界空間化的方式，是資本主義神話建構的空間意象。所以，穿透拜物教的物神，巴黎做為十九世紀的首都，支配性的審美眼光忽略的是商品堆積之下的社會關係。哈維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地理學閱讀，巴黎，做為現代性首都，它再現的核心經驗就是斷裂（break ），這就是現代性的神話，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螺旋形前進的主題敘事，由空間關係開始，通過分配（信貸、租金、租稅）、生產和勞動市場、再生產（勞動力、階級、以及社區共同體關係），以及意識的形構，讓空間處於運動狀態，就像活生生城市真實的歷史地理學。

奧斯曼的現代性建構是問題的核心。《四百擊》裡的楚浮要我們緊盯艾菲爾鐵塔。這個不變的中心，這個與天地同在的符號，吸引著我們的目光。這個無用的東西，法蘭西的神話，歐洲的符號，十九世紀的營造，卻是結構整個二十世紀的精神：現代性霸氣。而巴黎經驗，已經等同經濟發展與城市建設的重要典範，往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柏林、維也納等城市輸出。譬如說，緊隨巴黎身後，維也納拆除防禦土耳其人的城牆與緩衝區，闢建環城大道（Ringstrasse ）。現代性建構的過程經常十分粗暴，都市計畫就是開馬路！紐約的羅伯特．莫西斯（Robert Moses ），作為權力的掮客，由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對紐約和長島進行創造性破壞。推動私人小轎車，排除公共交通，興建高速公路，打造城郊，摧毀傳統社區，尤其是貧窮少數民族的社區，數十萬人迫遷，是美國版本的城市建設與都市更新的典範。總算，在一九六○年代，貫穿曼哈頓下城區格林威治村的高速公路計畫，為珍．雅各（Jane Jacobs ）所代表的都市運動所阻，這就是《偉大美國城市之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的作者，被胡晴舫譽為「都市之母」的故事，更是推動現代建築與都市計畫範型轉移的社會動力。可是，珍．雅各才剛去世，哥大建築史教授希拉蕊．包隆（Hilary Ballon ）女士做為策展人，和紐約市立博物館合作，在三個地點同時舉行莫西斯的建設紐約回顧展，全面肯定其貢獻。竟然拒絕邀請昔日打破莫西斯的紐約神話的名記者，長島《新聞日報》（Newsday）的羅伯特．卡洛（Robert A. Caro ）參加，但是一名捐款贊助回顧展的富豪堅持要找卡洛出來演講。結果，「今年七十一歲的卡洛是個有脾氣的人，也不屑與那些哥大學院派教授同台，他自己單獨發表演講，全場爆滿。」這真是當前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的反挫嗎？一九七四年，卡洛的《權力掮客：羅伯特．莫西斯及紐約的衰落》（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直指莫西斯都市鴨霸的權力深處，徹底打破了神話。

同樣地，對這種現代性的反省，也可以在北京見到。為巴黎的奧斯曼爭議與紐約的珍．雅各主張所感動，新華社的記者王軍，出版了《城記》，整理昔日梁思成與陳占祥的方案與北京城牆拆除的決策過程，試圖廓清北京城半個多世紀的都市轉化所潛藏的爭議。

因此，哈維的《巴黎，現代性之都》，做為現代性的首都，提供了我們認識台北的角度。台北，以至於台灣的現代性歷史建構，首先必須面對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的特殊性。殖民現代性一詞最早為美國的Position 期刊之資深編輯湯妮．貝蘿（Tani Barlow ）所提出，作為其創刊號之主題，由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歷史同時性（historical synchronicity ）考察東亞的歷史複雜性。若借用其措辭，做進一步的理論改造，賦予殖民現代性的理論意義，指涉：沒有主體性之現代性。現代性建構最重要的社會心理過程就是「自覺」，這是「人的改造」，這是在後傳統秩序中「反身性的能力」的根源，也就是主體建構必要能力。而殖民現代性的建構關鍵在於少了這個部分，以致於「只能拉車，不識道路」，效率有餘，思想不足，不容易期待文化上的自主性重建。簡言之，一個被殖民國家框架住的，由上而下所強加的日本殖民國家領導權（霸權，hegemony ）支配與穿透了台灣社會。因此，即使在客體層次上，日本殖民的台灣有了宏大的公共建築，卻是在後藤新平的殖民威攝作用下的權力象徵。有了都市計畫，卻就是開道路，在漢人移民小農社會既有的土地分割的模式上，強加上現代圓環與格子，都市計畫就是既有城市的開膛手。有了比東京還要早就著手自來水供應，卻是做為日人尚不能把握的現代「上水」設備的實驗品。而下水道工程，這個奧斯曼主義者所稱道的建設，由於亞熱帶夏日排水量巨大，費用龐大，殖民者對殖民地下水道的最佳選擇竟是：陽溝無蓋，夏日淹水，任憑來去。有了一些技術、法治、衛生、教育與官僚效率，反而卻無由產生個體之自覺，主體之反身性（reflexivity ），這也就是主體（Subject）缺席之殖民現代性。同樣的邏輯，在一九五○年代台灣所移植的美式現代建築，其實只有形式的模仿，缺少了反省的能力，缺乏批判的能力，就很難走出新路。

現代建築在一九五○年代的冷戰歷史脈絡中移植台灣的過程，冷戰時期的世界強權對立，美國與台灣的依賴關係，塑造了現代建築移植台灣的主要性格。首先，台灣的學院與專業者對現代建築的理解過於表面。尤其是通過戰後美國的支配關係下所接受的現代建築，與二十世紀初歐洲各大城市造成風潮的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 ）在內涵上已經相去甚遠，以機能主義為言辭主張的建築形式主義、技術與結構的╱倫理的取向（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moral approach ）的建築形式主義、以及，大師的前衛角色，幾乎成為以美式建築工程技術教育移植為主要內容的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