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原鄉紀遊：走進蒙古高原帝王州

序

北緯四十一度線的征戰與融合（魏堅）

陳萬雄先生是我的摯友，也可以說是內蒙古文博界的摯友。我們相識於二十多年前對「草原文化」的推廣，並因此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記得是一九九四年的五月初，那時我在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副所長，正在主持南流黃河西岸鄂爾多斯寨子塔遺址的發掘。當時所裡兩位年輕的業務骨幹參加了在鄭州西山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的田野培訓和考核，為了他們能夠順利過關，我決定去鄭州西山一探究竟。那日下午，為了節省時間，我從遺址東側的懸崖邊下到高差約九十米的黃河岸邊，跨過「七○一黃河戰備大橋」，搭上唯一的一趟長途班車趕回了呼和浩特，湊巧的是正好趕上當晚內蒙古文化廳為香港商務印書館陳萬雄總編輯舉行的歡送晚宴，此乃與陳萬雄先生酒桌初識。第二天，我搭航班飛鄭州，沒有想到陳萬雄先生就和我鄰坐。

有了前一晚喝酒的鋪墊，飛機上自然交談甚歡，藉此我也了解了他對編寫「草原文化」專題圖錄的主要構想和基本思路，此乃與陳萬雄先生飛機深聊，並從此開啟了二十幾年學術、文化的深入探究和友情的不斷昇華。萬雄先生行思敏捷，精力充沛，且性格豪爽，為人篤誠，言談交往之中，常能感受到他的熱情和大度。雖然他的粵式普通話講得並不標準，常常會在講話時把「我們這些做編輯的」說成是「我們這些做騙子的」，引起哄堂大笑，但是他極具感染力的為人之道，卻使我們這些北方漢子個個對其折服，並願意與他合作共事。九○年代中期，他正積極籌劃，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整理出版《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同時在認真領會蘇先生「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的基礎上，準備編撰一套圖錄，他稱之為「中國地域文化大系」，即是利用考古學的資料，將全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以若干冊圖文並茂的大型圖錄完整呈現出來。

這樣一個浩大的文化工程，恐怕除了萬雄先生的膽魄和氣度，無人敢於承擔起來。當時的「草原文化」和「東北文化」就在首刊發行之列。於是就有了萬雄先生在這本書中提到的「成吉思汗原鄉」的考察。那時，我們一輛麵包車，一行八人：香港商務印書館的陳萬雄先生、張倩儀小姐、李家駒和溫銳光先生；內蒙古方面有文物處蘇俊處長、考古所的我和博物館傅寧先生、陶平順師傅。西迄陰山腳下、黃河兩岸的巴彥淖爾和鄂爾多斯，東至大興安嶺西麓的呼倫貝爾和赤峰紅山，在呼和浩特東郊探訪過舊石器時代的大窯南山，在錫林郭勒草原拜謁了草原都城元上都……晝夜兼程，跋山涉水的勞頓和歡聲笑語，溫故知新的喜悅充斥了整個行程——那是一次東西五千里，上下八千年的歷史文化巡禮！

而勤奮、細心的萬雄先生記下了考察中的所有這一切。現在奉獻給大家的，就是他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以赤子之心，「一生傾注中國歷史文化的探索和思考的心路歷程。」誠如萬雄先生書中所言，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長期活動的地區主要在蒙古高原的大漠南北。這個地區疆土遼闊，東起大興安嶺，西接阿爾泰山，北界西伯利亞，南逾陰山，大體上包括清朝初年以來所稱的內、外蒙古。遼遠廣袤的內蒙古自治區，就地處蒙古高原南緣的漠南之地，東西橫跨東北、華北、西北三大自然地理單元，大部分疆域處在北緯四十一度線以北，由東向西，燕山連綿，陰山橫亙，中國歷代長城也基本分布在這條山系南北。特殊的地理環境，多變的氣候條件，形成了形態各異的自然經濟類型，也造就了源遠流長、色彩紛呈的燦爛古代民族文化。北方草原的古代文明，從其發端便是以農業與牧業、狩獵與畜牧多種經濟形態相互交錯的形式，在這一區域孕育和發展。舊石器時代「大窯人」石器撞擊的火花，與「北京人」燃起的火焰同樣耀眼。地處西拉木倫河兩岸的原始村落，同一曲黃河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並稱為內蒙古的「兩河流域」文明，其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中，應是最耀眼的星座之一。

夏商之際，隨著北方地區氣候的乾燥和變冷，畜牧業便也悄然興起，伴隨著遊牧民族登上歷史舞台，北方草原的青銅文明也翩然而至。周、秦、西漢以降，東胡、匈奴、鮮卑、烏桓、突厥、契丹、党項、女真、蒙古、滿族等北方各少數民族，如浪潮般一次次地興起，他們離開興安嶺，跨過草原、大漠，在與中原王朝的長期較量中，不斷充實和壯大自己，一旦時機成熟，便越過陰山，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華民族就是在周邊民族不斷地融入中逐步形成，特別是在北方民族強勢融入，並不斷注入新鮮血液中日益更新和壯大。

北緯四十一度線造成了農牧差異，也造成了征戰和融合，而這種征戰和融合恰恰是中華民族不斷創造新歷史的原動力。中國歷史的朝代序列在魏晉南北朝之後，常常以「唐宋元明清」一以貫之，這應當說是一種不完整的表述。北宋時北方有遼、西夏並存，「澶淵之盟」後的百年和平，造就了北方經濟和社會的高度發展，以至於俄語至今仍以「契丹」稱呼中國；南宋時北方仍有金、西夏並立，偏居東北一隅的海陵王甚至把都城遷到了北京，就此開創了北京建都的歷史。但在以中原為中心的觀念支配下，史家居然沒有給遼、金、西夏修史，即便是後來補修的《遼史》和《金史》，也是十分簡陋，錯謬百出。今天看來，北宋的二百八十萬和南宋的二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當然不能代表當時的中國，但卻依然有人對南宋的滅亡和元朝的統一發出「厓山之後無中國」的哀嘆，站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上看，這實在是狹隘的歷史觀和民族觀。

即便是享國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在永樂北征後不久，就在比漢長城更偏南的區域修建了「萬里長城」，將北元——蒙古部落阻隔在長城以北，實際上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代。因此，我們沒有權利不去正視和思考這一歷史的真實。否則，我們就將永遠無法去認識歷史上一個意義完整的中國。草原民族在大漠苦寒的環境下，長期過著騎馬射獵、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養成了胸襟開闊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他們在融入中華文明之時，便為中華文化帶來了蓬勃向上、生機盎然的新鮮血液和發展動力。同時，草原民族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豪邁氣概，也打通了歐亞大陸上的壁壘，猶如一座橋梁，使中西文化得以交流。與此同時，草原文明也在這種交流中發展繁榮，其獨樹一幟的文明成果，又被其他民族吸收借鑑，使草原文明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一九九六年初，為了配合「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之《草原文化》和《東北文化》在香港出版的宣傳推廣，我和蘇俊先生，以及遼寧文博界的徐炳琨和孫守道兩位先生，受陳萬雄先生之邀，赴香港參加了一次精心準備的學術推廣活動。那次活動除了學術講座外，有和媒體的懇談見面會；有香港電台關於「草原絲綢之路」的錄音訪問；有報社記者對考古生活的單獨採訪；有晚餐的美酒，也有下午在咖啡館的「快樂時光」。記得在一次學術講座中，我以「中國的史前史應當重新架構——以興隆窪、紅山文化系列為例」為題做了發言。

這個議題引起了前來參加講座的饒宗頤先生和香港學術界的熱烈回響，饒先生隨後做了長篇的講話，認為以往對信史的認識只可以到中原的商周和北方的東胡，而考古的發現完全可以重建中國的史前史。會後的餐會中，饒先生熱情地邀我「到香港來教書」，雖因種種原因此事未有結果，但饒先生對歷史文化的重視和對晚輩的提攜可見一斑。應當說，萬雄先生策劃的這次活動完全超出了預期的設想，香港媒體的大量報導，包括「美國之音」的相關播出，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萬雄先生生在南國，讀書做事也在南國，卻因探尋中華文明的多個源頭，來到了北方，投身於草原，完成了對「另一種文明的體驗」。

幾年的奔波與不斷地思考，用他自己的話說，「令我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有重新的認識和理解」。這裡反映出的是他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深刻認識和對草原文化的執著熱愛。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當這位精力過人、工作起來不知疲倦的文化學者在「重遊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大草原，勾起舊憶，喚發了感情，又以退休之身，重新動筆」之時，這部凝聚著大半生感情與思考，飽含著諸多好友囑託的「舊帳」，終於要面世了！這或許是對歷史的思考，或許就是對過往歲月的回憶，我相信，每一個經歷過的人都會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老友所囑，匆匆寫就。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