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

雞尾酒的哲學咖啡館│阮若缺

一、現象學與存在主義之崢嶸
    現象學為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產物，替當時迷惘、徬徨的年輕人指點了部分迷津，當然也包含沙特。存在主義是六○年代時方風行的哲學思想，為二戰後的青年解惑、開釋，替法國一九六八年的學運、嬉皮文化提供了堅實的論述，不言而喻。作者這部《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總體而言，可視為一本哲普小說，以及近代哲人相輕史，莎拉‧貝克威爾以空間與時間為主軸，胡塞爾、海德格、雅斯培、沙特、波娃、梅洛龐蒂、卡繆等人之間觀點的異同，呈放射狀展現，與其說是場哲學饗宴，倒不如一場哲學雞尾酒盛會來得貼切。
    當我們讀到齊克果談焦慮，海德格論科技，梅洛龐蒂談認知科學，沙特爭自由，波娃評壓迫的狡猾機制，卡繆倡叛逆，就如同一場雞尾酒盛會，他們的哲學論述攸關人生，直指人類最基本的兩大議題：「人類是什麼？」以及「人類該做什麼？」
    我們就從德國的哲學家介紹起，首位登場的便是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特‧胡塞爾，他曾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釋，尤其不要花時間在質疑事務是否真實。也就是說，先別管這東西的實質如何，只管盡可能描述它。」而真正將現象學發揚光大，進一步改造，引發反響的，則非海德格莫屬，但一九二○年代，胡塞爾與海德格這對師徒之間產生思想上的分歧，他們咸認為自己正邁向一個新的、更刺激的領域，對方則被拋在後頭，迷失，被誤導而停滯不前。
    胡塞爾認為，海德格的哲學錯在停留於「自然態度」或「常識」層面，他覺得海德格並沒有把世界積累起來的各種假設擱置一旁，而這正是應該被「懸擱」的，海德格沉溺於「存在」，忘了現象學存而不論的基本概念。而在海德格看來，忘掉要領的是胡塞爾本人，他往內轉向唯心主義，表示他列為優先的，乃是抽象的沉思，而非具活力的「在世存」。《存在與時間》開宗明義即表示，他不要理論性探討，不要成為羅列定義與論證；他要的是「具體」探索，從「此在」這一刻正在做什麼起步。
    然而，海德格具反猶思想，與當時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關係匪淺，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接受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責任是要執行新的納粹法律。他成為納粹黨員，並非權宜之計，乃出自個人信念，這到底是「政治正確」或是「政治不正確」，歷史自有公評。不過，同年，他的《存在與時間》再版，海德格給胡塞爾的獻詞，則從書中消失……這是種「漂白」與劃清界線的做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風向轉變了，昔日好友雅斯培看出端倪；「海德格的思考模式，在我看來是根本上不自由，獨斷而拒絕與人溝通的，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破壞性影響。」果不其然，海德格被拔除教授權，只能鬱鬱終其一生。此外，在海德格寫給馬庫色的最後一封信，則將猶太大屠殺與戰後德國人被逐出蘇聯集團東歐地區相提並論，正好刺中共產主義同情者馬庫色的心。他在回信中指出「根本不在人與人之間可能對話的範圍內」。假如海德格無法理性思考、無法與之對話，也就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試著與他對話、思辨，只能不再跟他說話。
    至少早年，前往德國追研現象學，而後回法國演繹出一套新理論的沙特，他們的最大共通點就是很願意傾聽「最弱勢」者的聲音。海德格與一九三四年獲得前去柏林工作的機會，他向托德瑙堡一位「農民」鄰居請益，鄰人靜默地搖了搖頭，無獨有偶，沙特拒絕接受諾貝爾獎，則是因為不願自己的獨立性受到限制。海德格的拒絕是他個人的隱退，脫離世俗的紛爭；沙特則是對受到不公平待遇者，回應他們的要求。
    再者，兩人的名著《存在與時間》與《存在與虛無》，探討的都是人類存在的重大課題，其共同處是它們都是未完成之作，不過在著作結尾都提及可能有下集。海德格承諾會推導出最後結論：「存在」的意義在於時間；沙特承諾會對存在主義倫理提供一個基礎；結果兩個承諾均未實現。
    海德格從未遠離他的家園，沙特卻總是往前開拓，對事物發展出新的反應，或能夠將新元素和老舊概念調和在一起，海德格叮囑人們必須思考，而沙特則自體力行，不斷實際在思考。海德格有他的重大「轉向」；沙特卻是轉向、轉向、再轉向。
    他們兩人在「轉向」問題上具差異性：海德格的轉向令他從決斷轉向「順其自然」，反正他死鴨子嘴硬，認錯是萬萬不可能的；而沙特的轉向則被解釋為修正，結果令他更加決斷，更投入，更公開，更不妥協。其實有時因促擁者的吹捧，不論對錯，他也騎虎難下。

二、沙特：傳記作家
    總的來說，沙特對二十世紀當代哲學，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他是個善用隱喻的人，可將複雜的理論，清晰表達，他所寫的《胡塞爾抽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指向性》一文，成為歷來最易讀的現象學入門論著。另外，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對的重大問題是：既然我們是自由的，就該善用自由。一九四五年他發表了《戰爭的終結》一文，鼓勵讀者要做出抉擇，選擇他們想要的世界，並將之實現出來。基本上，他是個樂觀的理想主義者。
    不過反對存在主義者，則說：「那是令人噁心的大雜燴，充斥著哲學上裝腔作勢、模稜兩可的夢囈，還有生理上的惺惺作態、病態的品味和欲拒還迎的色情心態……那是叫人必欲壓毀它後快的顧影自憐的胚胎。」
    沙特不以為意，反而對存在主義如何應用到個別人生很感興趣，因此他也喜歡寫傳記，並對一系列人物作傳：波特萊爾、馬拉美、惹內、福樓拜（未完成）、自己（《詞語》）。他摒棄順時記述方法，以人生歷程中的突發狀況和關鍵時刻為主體，還有他們在某些處境下做出什麼決定性的抉擇才重要。
    譬如，沙特把福樓拜的寫作方式追述到他在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兒時經歷：家人把他當「白痴」，因為他愛長時間凝望著空無一物的空間，或作白日夢，或看來什麼都不做。當沙特被問及為什麼要寫福樓拜傳時，他就指出是因為那些「邊緣事物」（marginal）。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瞭解沙特對惹內的看法了。在他眼中，惹內以違抗態度操作，把結果扭轉過來：他毫不壓抑自己，他的異化反而給予他逃脫之路。惹內賦予自己局外人的身分就是無業遊民、小偷、同性戀者或賣淫者，並把經驗中最受貶抑的元素——排泄物、體液、體臭、坐牢、暴虐性愛，變為讓他昇華的元素，糞便成了鮮花，監獄變為聖殿，將深具謀殺衝動的囚犯變成溫柔的人。這便是為什麼沙特稱之為聖人——Saint Genet：一個聖人將苦難化為純潔，把壓迫轉化成自由。

三、沙特與友人
    當然，沙特也並非聖人，他可說是哲人中前後立場最不一致者，無論是在蘇聯問題或是友誼問題上。因為他有時期望別人對他忠心不二，儘管政見不同。
    沙特和阿宏在求學時期十分親密，但在政治上歧見很大。於一九四七年，沙特曾期盼老同學阿宏對他表示忠心，卻未能如願，十分氣憤，於是跟對方完全斷絕來往。一九五五年，阿宏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直接抨擊了沙特及他的盟友，指控他們「對民主的失效無動於衷，卻樂意容忍最壞的罪刑，只要犯罪是出於適當的教條之名」。沙特也不是省油的燈，一九六八年五月，當阿宏反對學生的反抗行動，沙特則稱他不宜教書！
    此外，沙特還是個「愛作夢的男孩」，他追尋一種不可能的幻想，卻遇上一個頭腦清楚的正義使者——那就是更冷靜、更具智慧，且相貌更佳的卡繆，他儼然成為當時的明日之星。之後，沙特無法原諒卡繆在一九五一年提出跟共產主義大異其趣的標榜反抗的政治激進主義，並出版了長篇論文《反抗者》；沙特譴責《反抗者》為資本主義辯護，因而助長了右翼勢力，兩人經過一番你來我往的筆戰，終究導致決裂。
    沙特經歷困惑，然而走出來變得極端化，願意為理想國冒生命危險。而他的多年好友海洛龐蒂則常身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仍放棄了它，改而相信人生永遠不能被套入一種理想的框架。沙特也曾評判哲學家就該是「眾人皆醉我獨醒」之人，然而他卻自認為自己才是那個清醒的人。若雙方都堅持偏執，那就沒有繼續對話的空間。不過，私下訪問梅洛龐蒂時，他表示沙特「他是個好人」，而沙特則認為：「我會說，那是個不壞的人。」
    一九五四年，沙特還畫了一張圖表，表明如何和柯斯勒、阿宏、梅洛龐蒂、卡繆等人交惡。不過，沙特和波娃有個共同的弱點：他們都喜歡帶有不妥協身分和態度的人。

四、沙特與波娃
講到沙特，就不能不提波娃，他對她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她被過譽或低估？這仍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當初，波娃就讀索邦大學，並挑哲學唸，就代表她的奮力爭取一切。對她而言，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