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譯者序

◎賴明珠

我第一次讀川本三郎的書，是在一九八四年，書名叫《都市的感受性》。

這本書不但對東京這個都市做了透徹的分析，也對都市中的新銳作家村上春樹、村上龍、漫畫家大友克洋、導演森田芳光等，做了深入的介紹，引起我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動機。

事隔多年，這次有機會翻譯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感覺意義特別不同。

事實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本書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出版了。這次因為拍成電影，重新改版，並出中文翻譯版。翻譯這本書，能對六○年代和八○年代兩個重要年代加深了解，自己感覺很幸運。

原來川本三郎不只是評論家，也曾經是新聞記者。

本書所描寫的正是作者年輕時候，二十幾歲大學剛畢業，到「朝日新聞社」當記者，上班前三年所發生事。以一生來說，是正值青春就碰到巨大改變的關鍵時期。

以時代來說，剛好碰上美國越戰打得最激烈，嬉皮風盛行到亞洲，日本全共鬥學生運動最熱烈的時期。政治動盪不安、社會型態轉型、意識型態轉變、兩性觀念開放、文化藝術創新、音樂活動頻繁、經濟發展起飛的最精彩蓬勃時期。是一個充滿反傳統、反體制、充滿顛覆、動盪、和創新的時代。也是一次次抗議都被壓制下來，身邊很多人死去，充滿挫折和傷痕的時代。

作者川本三郎，一個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看到報紙上自由攝影師從越戰前線拍回來的照片，熱血沸騰立志要當新聞記者，第一年沒錄取，不惜等一年重考，一面待職，一面在新宿打工。考上記者後，隨前輩記者站在自己原來就讀的東京大學法學院大樓屋頂，觀看對面安田講堂事件的現場，學生們困在裡面和機動隊對峙丟石頭的場面。心情上彷彿還是學生，身上卻戴著採訪臂章站在記者冷眼旁觀的立場。雖然可以安全出入校園，心情卻七上八下左右為難，看不下去，終於走出校園。

採訪學生運動的大學生、高中生；採訪美軍基地反戰酒吧的酒保；和週刊封面女郎美少女去看電影；到東京街頭流浪一個月，接觸各種奇怪人物寫成專欄；和美國記者一起採訪機場抗議活動；最後採訪一個思想犯的殺人事件，為了嚴守記者的職業道德，不肯向警察透露消息來源，不惜被捕入獄的精神掙扎。

作者年少輕狂時的一頁往事。

年輕人的正義感和天真，遇到大時代一件又一件的重大事件，一個又一個奇人怪事，驚慌、害怕、憤怒、挫折、孤獨、羞辱。

被報社免職，告別記者生涯，轉為自由作家，成為專業文藝評論家。

經過十幾年的傷痛之後，作者終於能平心靜氣而毫不藏私地一點一點寫出當年的往事。

一頁青春的自白，一頁時代的見證。

我很驚訝，或許可以說很巧合，川本三郎這本《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和村上春樹的近作《1Q84》提到的時代背景，可以說互相輝映。換句話說，可以拿《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來對照解讀《1Q84》。

一九八二、八三年我從幾本雜誌的書評上看到村上春樹的名字和簡介，開始讀他的作品。但直到八四年讀到川本三郎的《都市的感受性》，才對村上春樹這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村上春樹並翻譯他的三篇短篇投到《新書月刊》。從此二十多年來在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過程中，能順利掌握村上文體的特殊風格和微妙氣氛，我想第一個應該感謝的就是川本三郎。

仔細回想起來，從《聽風的歌》、《1973年的彈珠玩具》到《挪威的森林》，很多作品也都提到全共鬥時代的事情，村上春樹和川本三郎二十幾歲青春時期，確實共同呼吸過東京六○年代後期到七○年代初期的時代空氣。

川本三郎是東京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當同學拚命用功準備司法考試，拿律師資格時，他卻寧可去看高達的電影，去報社應徵新聞記者。

那時越戰打得正兇，美國反戰情緒高張，嬉皮高喊「Peace & Love」的呼聲和生活風潮流傳到日本，蔓延全亞洲。記得當時的臺北，男生留起長髮，穿喇叭褲，女生穿起超短迷你裙。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讓我更能具體感受到，造成他寫《都市的感受性》中，東京〈無機的都市惡夢〉、〈變貌的時代空間〉、〈自閉時代的作家們〉的時空背景和前因後果。

因而《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不但是川本三郎自己的「青春手記」或對自己年少輕狂的「懺悔錄」，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個關鍵性大時代年輕人的「世代集體風俗實錄」。可以說為日本同時代許多作家的小說解開了許多謎題。

例如為什麼村上春樹的小說經常提到學生運動？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死去？為什麼有那麼多大學生中途退學？為什麼年輕人到全國各地去流浪？為什麼新宿車站附近流浪漢瘋子和藝術家特別多？那個時代流行了哪些歌曲？

川本三郎比村上春樹大五歲，年齡相近，興趣也相近，兩個人英文都很好，喜歡讀世界文學、看各國電影、聽爵士音樂。性向接近，自然對事情的感覺也很接近。

安西水丸在畫川本三郎和村上春樹兩人的頭像時，眉毛、鼻子、眼睛，五官幾乎完全一樣，只有川本頭髮長一點，村上頭髮短一點不同而已。有人還問過村上，他們是不是兄弟（《村上朝日堂反擊》，P239）。

村上春樹剛出道時，川本三郎就率先在文學雜誌上介紹。〈一九八○年代虛無世代 村上春樹的世界1〉（《SUBARU》八○年六月號）、〈都市中的作家們，村上春樹和村上龍〉（《文學界》八一年十一月號）、〈讀《尋羊冒險記》村上春樹的世界2〉（《文學界》八二年十二月號）。這三篇都收錄在《都市的感受性》中，成為解讀村上春樹早期作品的重要參考。

川本三郎是一位文化素養深厚，能洞見時代趨勢和作家特色的傑出評論家。雖然後來有許多人研究和評論村上春樹，然而以我個人的主觀似乎都沒有一位能超過川本三郎。臺灣的讀者能比全世界的讀者率先讀到村上春樹作品的中文翻譯，我想也應該感謝川本三郎。

六○年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村上春樹的近作《1Q84》中所提到六○年代的安保事件、全共鬥事件、安田講堂事件、聯合赤軍事件。都能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找到事情的來龍去脈。更能了解為什麼六○年代對日本往後的影響會那麼深遠。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也是一本充滿爭議性的書，價值觀從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讀。那殺人事件，應該堅持記者立場「隱匿消息來源」不報警？還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場立即報警？作者心理非常矛盾，當時報社主管也未能給他適當指點。

一個事件改變了作者的一生。

被警察逮捕，被報社免職，從一個青澀記者變成自由作家，後來成為傑出評論家，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空。這個轉變，或許反而是作者和所有讀者的福氣。

書中有許多自省的地方，學生自問：「你是誰？」作者自問：「記者，你是誰？」

許多人紛紛離去或死去。

大學生陸續離開校園。

有人尋短，有人互相鬥爭、抹殺。

天使般美麗的少女，也拋棄生命！

那個時代經常下雨。

雖然「雨」真的下了，但「雨」也暗喻子彈，就像中文有「槍林彈雨」的說法。村上的小說，常下雨。

那個時代美國歌曲，下雨也帶有反戰意含。心情上，其實並不簡單。

書中淡淡寫來，卻藏著深深的沉痛。

她死掉了，我卻活下來，現在，寫著這樣感傷的文章。

死曾經是「我們」生的中心。

…………

與其說喜歡爵士樂，不如正確說，是喜歡深夜可以暫窩的爵士喫茶店的我，和那些比我小五、六歲的瘋癲夥伴們，說要舉行一個柯川的「葬禮」，我們就到新宿西口的淨水場去。

…………

另一位H也是個輟學的年輕人。在東京的高中、大學一路參加學生運動，六九年夏天不再去大學了。然後離家出走，到日本列島像侯鳥般旅行。在福井鄉下當起農夫，到伊豆大島做樵夫的工作，到東京隅田川旁的山谷當土木工人，也當過長程卡車司機。這是當時學生運動所衍生的一種「脫落野郎」的生活方式。

…………

只能默默、呆呆地，眼看著自己所做的夢，想相信的語言，一一死去而已。

…………

我那時第一次明白，「不寫成稿子也是記者的工作之一」。

分析自己，也分析別人，分析別人，也分析自己。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雖然是作者個人生涯中的一段短暫回憶錄，卻也成為見證一個時代的最佳紀錄，成為考驗年輕人價值觀的教本，成為解讀時代現象、世代個性、和各種作品的參考書。

或許因此，也使川本三郎成為一位傑出的評論家。

二○一一年六月

推薦序

青春與告白——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辜振豐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就是作者川本三郎對於青春時代的告白。一九六九年四月，作者進入朝日新聞社擔任記者，先後任職於《週刊朝日》、《朝日雜誌》。顯然，他所處乃是學運當道的六〇年代，一開始認同抗爭運動所散發的熱血，因此極力要做個硬派記者，到抗爭的現場報導學生的一舉一動。在多年的採訪過程中，先後面對很多「全學連」主將，甚至後來的赤軍連份子。尤其是，採訪到一位叫K 的思想犯而有積極互動，但K後來犯下殺害自衛隊軍官事件，並把殺人證據——死者的臂章——交給作者，但他為了顧及職業道德，湮滅證據，以致遭到判刑。

作者隱忍十幾年，終於完成《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內容就整個事件坦白交代，並且評論六〇年代的點點滴滴。川本三郎是日本知名的評論家，對於西方文學知之甚詳，因此本書頗像西方的告白文學。過去，奧古斯汀和盧梭都寫過《懺悔錄》，而左派學者也曾出書批判自己，例如法國的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和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也寫過《自我批判》。內心有魔咒的存在，總是需要語言文字的呈現，才得以解除。顯然，作者的青春、理想、困惑、絕望、罪惡感也因為此書而讓他的精神得以再度復活。

不過，要了解本書，熟悉日本六〇年代是有必要的。二戰之後，美軍進駐日本，開啟了美日的結盟關係。但正當日本重建時，年輕人並非沉溺於消費名牌商品，而是投注於各種抗爭，如反越戰、反體制、反美國帝國主義、反成田機場建設。當時的抗爭主力就是充滿活力的青年學子。學生在社會階層中一直處於邊緣，他們往往受到漠視，更不用說權益。他們在學校中經常接觸到各種新興思潮，以至於對於國際現勢、政治、社會的各種問題較為敏感。難怪，最富於改革和抗爭的一群要算是年輕人。

自日本大正時期以來，左派學生早已形成一股勢力，在戰爭期間受到軍國主義政府的壓制，但戰後立即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們認為抱著書本，並不是很踏實的作風，因此如何展開具體實踐乃是最重要的課題。此後，很多高中生和大學生開始跟日本共產黨互通聲氣，同時各地的學生會也展開全國大串連。然而，經過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日共的獨斷作風，儼然形成一個小體制，處處耍弄權力，使得他們的抗爭難以伸展，同時國際共產陣營的變化，更連帶地影響兩者之間的關係。

例如，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回大會，赫魯雪夫針對過世的史達林展開批判，到了十月更派兵大舉鎮壓匈牙利。對此，支持蘇聯的日本共產黨也難逃學生的質疑和批判。這一來，支持日共的學生黨員乃和這個組織漸行漸遠。強調自主性的青年學子便加緊腳步在各地積極串連。當時，最具活力的組織當推「全學連」，而他們最大的貢獻就是「安保鬥爭」。

所謂「安保鬥爭」，顧名思義就是為了阻止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而展開的反帝、反政府的鬥爭。一九五二年，日本和美國在舊金山締結「日美安保條約」，文中明訂美軍可以繼續駐留日本，這就是因應當時的全球冷戰結構，其目的就是加強兩國的合作，以繼續鞏固資本主義體制。一九五七年，日本更同意美軍可以更新武器，於是首相岸信介公開聲明「日美新時代」的來臨。接著，便是準備簽署修訂版的「安保條約」。不過，內閣的這項舉動卻激起日本民眾和學生的大力反對，因為一來日本政府的主體性蕩然無存；二來日本隨時會再陷入戰爭的火坑。

此後，一波波的抗爭活動相繼爆發。以全學連為主體，加上勞工大眾共計兩百多萬人大舉上街抗議，而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力，以便大舉鎮壓。令人驚訝的是，一九六〇年元月十日，為了抗議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群集街頭的人數竟然高達五百八十萬人。此後接連的抗爭持續進行，但不幸的是，元月十五日在衝突過程中，東京大學女學生樺美智子遭警察的棍棒打死。這個事件非但激起民眾學生的憤怒，而且東大校長更嚴詞批判警察執法過當。這一來，給予政府和警方不小的打擊。大家對於政府的反感立即升到沸點，而學生所散發的反戰和反體制的訴求更獲得民眾示威鼎力支持。

作者身處的一九六〇年代，除了抗爭之外，也激盪出文化的火花。他們聽搖滾樂、觀賞有關不良和嗑藥的電影，如《午夜牛郎》、《逍遙騎士》。而學生也經由小劇場的演出展開抗爭，像唐十郎的「狀況劇場」、佐藤信的「黑帳篷」。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演出並未獲得批准，於是到處受到驅趕，例如，狀況劇場就曾經在新宿公園一邊被警察追，一邊在車上演出，而觀眾也跟著跑來跑去，因此創造出一齣別出心裁的前衛劇。這齣戲碼其中一位演員就是作者在書中提到那位叫「麿赤兒」的怪優演員，平時經常坐在他隔壁公寓前膝上抱著貓在曬棉被。後來，麿赤兒自組「大駱駝艦」劇團，十幾年前曾經到台北演出《死者之書》，大獲好評。

其實，在初期的抗爭中，連現場採訪的媒體記者也伸出援手，正如同作者指出，在採訪成田機場建設反抗活動中，TBS電視台記者提供採訪車給農民搬運「武器」的「方便」。這事情被發現後。「記者能涉入對方多深」成為採訪反體制運動記者經常面對的課題。」接著，他說：「比我資深很多的前輩記者們曾經談起，六○年安保時，用採訪車載被警察的警棍打得傷痕累累的學生們到醫院去的經驗。不過那還是在「人道」大義名分上站得住腳的立場，算是好的狀況。某種意義那還是個牧歌般的時代。」

所謂「牧歌」就是一搭一唱，民眾、記者、學運份子大家相互支持，但後來抗爭運動卻開始變質了。有些學運份子竟然到處丟炸彈、甚至到水廠下毒而危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其背後原因乃是基於權利鬥爭和路線之爭，其中學生團體更產生「赤軍連」。這個組織強調軍事武裝鬥爭，也企圖向第三世界輸出革命。此外，還會運用權力處決內部的「叛變份子」。一九七二年二月，赤軍連以「反共產主義」為名處死十二名同志，但同月十七日，以森恆夫、永田洋子為首的份子遭到逮捕。而另一批以坂口宏為首的六名殘餘份子，於二月十九日逃向長野縣輕井澤的河合鋼琴保養所「淺間山莊」，劫持管理員夫人牟田泰子充當人質。當時，警方出動一千五百名警察將建築物團團包圍。

經過十天的對峙和槍戰，警方於二十八日展開攻堅，救出人質，並逮捕這些赤軍連份子。當時，NHK 從早上九點四十分到晚上八點二十分現場轉播這場激烈的槍戰，收視率竟高達九十八・二％。顯然，民眾對學運的惡質化開始產生極大的反感。

但對於作者而言，在淺間山莊事件之前，他對於K殺害自衛隊軍官也慢慢產生「討厭的感覺」，正如同他引用哥哥的話——「（殺害自衛官）那個事件，我總覺得是個很討厭的事件，就算有信條的不同，但安田講堂事件、越南反戰運動、三里塚農民反對機場建設事件，都沒有討厭的感覺。但這次事件卻總是有討厭的感覺。」而面對淺間山莊事件，作者認為「自己所夢想的東西，化為泥濘完全崩潰解體。」看來，他跟哥哥以及一般民眾的觀點逐漸一致。到了七〇年代末期，學運逐漸銷聲匿跡，同時日本的經濟正急速成長，而正式宣告消費社會的來臨。

綜觀本書，我十分欣賞作者書寫過程中坦率而客觀的態度，就像他指出：「事件經過十年以上，我總算開始覺得或許能把自己的事件稍微隔一段距離、客觀地寫出來的時期了。」接著，他說：「被朝日新聞社免職，從此成為一個自由文筆者，對自己的事件也有不得不自己做一個了結的義務。」本書曾在《Switch》雜誌連載，一九八八年結集成書，由河出書房新社出版，而去年再由平凡社推出上市。同時也改編成電影，「我」由妻夫木聰飾演，K則由松山研一飾演。

多年來，台灣引進日文小說總是限於推理、愛情、時代小說，除了村上春樹的作品外，很少涉及一九六〇年代的內容。相信本書中譯本加上電影，讀者可以更深入了解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的光與影。因此，我誠心推薦這本精采而坦誠的告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