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裡的大象：日常生活中的緘默與縱容

【自序】
人，為什麼集體沉默

這本書的種子，遠在我童年時期就埋下了。在我成長的屋子裡，每個房間都躲著某種觸碰不得的「大象」，身旁總是圍繞著儘管大家心知肚明、卻始終不說出口的「公開的祕密」。

一九五○年代，在我所成長的台拉維夫（Tel Aviv），也是如此。在這城市的某些地區，非猶太人在一九四八年以前的生活，所留存下來的，大體只剩阿拉伯地名了。多年以後，我目睹一些人為了抗拒他人粉碎「大象」的企圖，而選擇集體沉默並因此吃盡苦頭，益發讓我對「親身經歷的事情」與「公開承認的事情」之間的微妙張力，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然而，最終驅使我撰寫這本書的，是我在擔任博士班主任期間的一段特殊經驗。一九九八年春，我被迫處理一連串威脅著系上倫理與社會結構的棘手事件。這起事件，儘管眾人皆知且深植於心，但在恐懼與羞愧的交互影響下，許多同仁居然公開地視若無睹。他們對於這起事件的反應，和這起事件本身一樣，都讓我苦惱，卻也同時引發我智性上的好奇。我曾經寫過關於「察覺過程」（process of noticing）社會面的論文，因此我對「忽視過程」（process of ignoring）的社會面，開始產生越來越濃厚的興趣。至於沉默對個人以及群體所造成的、至今仍難下定論的長遠影響，我也有越來越深入的認識。

隔年，我在系上所主辦的一場全國性研討會中，發表了我對「沉默與否認的社會結構」的初步看法。我的談話引發熱烈回響，但出席那場演說的十幾位同事當中，事後只有兩位向我提及這件事；這正好證明我的論點，也就是：我們通常不願意公開談論「不談論」這件事。三年後，二○○二年十一月，我開始著手寫這本書。

希伯來文的「沉默」與「癱瘓」，源自同一字根
南茜．瑞恩（Nancy Raine）在她的回憶錄《沉默之後》（After Silence: Rape and My Journey Back）中，描述了書寫沉默是一樁多麼艱難的任務，因為，「書寫」這動作本身，往往會觸碰到沉默這主題的痛處。的確，這雖是我的第九本書，卻也是最難下筆的一本。許多日子裡，我整天寫了又改、改了又寫那些對我而言顯然會引發過多聯想的句子之後，我頓時領悟，為什麼希伯來文中的「沉默」與「癱瘓」，竟然源於同一個字根。

這本書，寫的是沉默，但與他人對話仍然是必要的，我要特別感謝Kathy Gerson、Debby Carr、Jenna Howard、Ruth Simpson、Ira Cohen、Allan Horwitz、Ethel Brooks、Miriam Bauer、Dan Ryan、Karen Cerulo、Ellen Idler、Carolyn Williams及Suzanne Zatkowsky，他們讓我不致被周遭這股迫人且痛苦的沉默徹底吞沒。

感謝Yael Zerubavel、Ruth Simpson、Debby Carr、Tom DeGloma、Dan Ryan、Chris Nippert-Eng、Kathy Gerson、Jenna Howard、Arlie Hochschild、Lynn Chancer、Allan Horwitz、Samantha Spitzer、Kari Norgaard、Johanna Foster及Wayne Brekhus熱心審閱文本初稿，並且提供許多有用的改進建議。構想演變過程中，我跟子女Noga及Noam Zerubavel，以及Kristen Purcell、Anat Helman、Kathryn Harrison、Carolyn Barber、Viviana Zelizer、Robin Wagner-Pacifici、Jan Lewis、Doug Mitchell、Frances Milliken、Ann Mische和Zali Gurevitch等人的討論，也使我受益匪淺。感謝我的編輯Tim Bartlett，他協助我以廣大讀者較能接受的方式發表我的見解；感謝約翰．賽門．古根漢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他們的二○○三年研究經費加上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慷慨的補貼，讓我能告假一年，全心全意撰寫這本書。我也欠Paula Cooper一聲謝謝，她把這份稿子潤飾得好極了。

最後，我要對我的妻子、伴侶兼終身摯友Yael Zerubavel獻上特別的謝意，在這趟漫長而艱巨的旅程中，感謝有你一路相伴。謝謝你不沉默的理解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