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
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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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目錄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譯者序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線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譯者序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線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序／導讀
譯者序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層，找了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了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了。」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只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了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線拚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後來，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面更重視，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向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裡，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只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出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需要時，只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面，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出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裡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於寧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出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歷史，才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歷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裡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講歷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裡，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胡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家）、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顏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現在，居於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裡，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裡，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了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了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幹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裡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歷盡艱險多年，回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代表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困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裡，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儘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家鄉、遠離家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裡，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家，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鉅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出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儘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回國休假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了，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家，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回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裡。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裡寫出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了「許許多多年了」。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了。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回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出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了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污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髮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了。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了。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幹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了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裡短期出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了。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出，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裡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只望著塘裡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了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回去工作了。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沒錯，該回去幹活了。對手報紙昨日登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千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了。
再說，你的家、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秋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只要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只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回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裡戰鬥，在那裡死去。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回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了？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制。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線的事，或英國撤出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線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出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回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歎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線、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寧，還只是權宜之計，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歷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儘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面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了。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歷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了。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制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不斷壓制，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只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出現，則不等回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層，找了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了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了。」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只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了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線拚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後來，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面更重視，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向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裡，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只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出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需要時，只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面，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出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裡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於寧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出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歷史，才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歷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裡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講歷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裡，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胡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家）、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顏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現在，居於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裡，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裡，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了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了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幹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裡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歷盡艱險多年，回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代表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困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裡，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儘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家鄉、遠離家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裡，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家，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鉅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出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儘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回國休假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了，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家，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回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裡。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裡寫出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了「許許多多年了」。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了。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回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出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了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污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髮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了。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了。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幹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了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裡短期出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了。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出，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裡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只望著塘裡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了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回去工作了。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沒錯，該回去幹活了。對手報紙昨日登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千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了。
再說，你的家、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秋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只要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只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回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裡戰鬥，在那裡死去。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回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了？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制。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線的事，或英國撤出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線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出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回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歎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線、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寧，還只是權宜之計，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歷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儘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面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了。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歷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了。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制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不斷壓制，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只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出現，則不等回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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