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傳(下)

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