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渡文明：大搶救還是大疑案？改寫非洲歷史的廷巴克圖伊斯蘭手抄本事件

推薦序

占領、毀壞、解放：廷巴克圖神話的誕生

李易安（文字工作者）

*本推薦序有劇情雷，請讀者留心。
在臺灣，廷巴克圖這個地名的知名度並不算高，但在西方語境之中，廷巴克圖作為異國風情、遙遠國度的代名詞，卻由來已久。

如果你以廷巴克圖作為關鍵字上網搜尋的話，可以看到這個地名如何在各種歌曲小說之中被引用客串，甚至還有印度非營利組織的名字，和廷巴克圖的英文名字只差一個字母，發音也大同小異。總歸來說，廷巴克圖的確是塊好招牌，可以輕易讓西方人聯想到神秘質地，甚至有時還帶有「我們應該幫點什麼」的呼喚。尤其二○一二年，阿拉伯之春的迴聲席捲北非的沙漠後，遭到聖戰士占領的廷巴克圖再次聲名大噪，而法國後來的確也派兵干預，終結了聖戰士的行動。

對廷巴克圖感到耳熟的臺灣讀者，或許曾在影展看過《在地圖結束的地方》這部電影，或曾在書店架上看過另一本主題類似的書─《廷巴克圖的盜書者：搶救伊斯蘭古手稿行動》。

然而，和電影中的內斂語氣，以及看似旁觀的視角相比，本書的作者卻有相當明確的立場和呼籲；而和《廷巴克圖的盜書者》帶點英雄主義的樂觀語調相比，本書又多了翻案的驚奇與警世的意味。

精心設計的篇章規劃，無疑是本書的一大亮點。在作者的安排之下，全書由兩條敘事線反覆交纏，帶領讀者不斷在近代和當代來回穿梭，同時巧妙地將這兩條線雙雙收束在「占領」、「毀壞」與「解放」三個子題之下。

敘事前進的結構本身，或許就隱含了作者想傳達的訊息之一：今日北非與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動盪，都和兩個世紀以來西方人在非洲的活動，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內部張力交纏在一起。我們或許可以問：當代的伊斯蘭國、極端分子，以及廷巴克圖的搶救手抄本行動，與歷史上西方人在非洲的現身，甚至與歷史遺產的「普世價值」，到底有哪些千絲萬縷的關係？

至此，本書的核心論點，和其他關於廷巴克圖手抄本的報導和專書，似乎並沒有太大差別：手抄本的存在，挑戰了一個在西方世界流行了好幾世紀，而且至今仍在影響我們如何看待非洲的想法，亦即非洲是落後、不文明，而且沒有歷史的。在這個意義上，不論廷巴克圖的手抄本是用何種語言寫就、為哪些政權服務的，總歸都是人類共同擁有的重要資產，因而需要阻止聖戰士銷毀它們。

然而就在過去和當代的兩條敘事線，終於要在書末匯流、皆大歡喜的時候，作者居然筆鋒一轉，開始討論起搶救手抄本的行動，如何也成了另一種神話。對此，作者親自做了調查、舉出了可疑之處，並提到其實沒有聖戰士摧毀手抄本的證據，甚至指出所謂「手抄本被聖戰士燒毀」的說法，也可能只是為了掩飾盜書的行為而已。有些學者也批評，手抄本的運送過程和規模經常遭到誇大和渲染，讓搶救工作簡直成了一門好生意。

該章的結尾，同樣戲劇性地收在一個令人有些錯愕的場景之中。至於解救手抄本的組織是否清白，作者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的解答，但他的暗示和立場卻已夠明顯。

由此，本書原文書名中的「book smugglers」（字面上的意思是「走私書的人」）或許帶有雙關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將珍貴的手抄本，在聖戰士的威脅和監視下偷偷運出來」；在此，書是他們搶救的對象。第二層含義，則是「以手抄本為藉口，偷偷地營私牟利」；在此，書成了募資話術之中的符號。然而第二層含義中的符號之所以成立，仰賴的依然是人類文明遺產所擁有的「普世價值」；當代發生在非洲大陸上的動態，或許表面上脫離了西方對非洲的殖民控制，卻依然逃不出西方語境和價值體系的影響。

再回看篇章結構，我們也可以發現兩條敘事交錯安排的另一個巧妙之處。就在我們複習過各種堆疊在廷巴克圖之上的神話和想像之後，最後才赫然發現，自己竟然可能也正在目睹另一個神話的誕生。在本質上，搶救手抄本這個神話，和其他今日已經荒謬過時的神話一樣，也都是對意識形態視而不見、對於事件的複雜內裏過度簡化的產物。

對我來說，讀到手抄本搶救行動遭到「翻案」的心理過程，或許和書中提到的許多歐洲「探險家」，在真正抵達廷巴克圖時的幻想破滅頗為類似。甚至更貼近讀者一點來談，這種「想像中的偉大城市，實際上只是不起眼的地方」的幻滅心情，簡直就是世界上所有遊客都曾經喟嘆過的主題。

當然，作者的翻案，本意或許不在於指控；海達拉家族對手抄本的投入，也不是一個章節就可以全盤推翻的。要批評的人甚至也可以說，本書作者沒有披露太多自己的調查過程，帶有「翻案」性質的內容，也是直到倒數第二章才真正出現，不論是論證或篇幅都有些單薄，最多只能算是「合理的臆測」。但這不妨害作者的用意。他依然提醒了我們必須謹慎，任何一面倒的讚頌，內情可能都並不單純。手抄本作為一個空白的符號，可以被填入各種意義、被不同的人利用，而解救手抄本的行動，當然也可能成為被吹捧、流傳，然後被牢牢記住的神話。

但如果要切實地認識伊斯蘭世界、認識非洲複雜多樣的樣貌，任何過度扁平、鼓勵讀者不加思索的神話故事，永遠都是我們需要警覺看待的對象。

序（節錄）

一八二五年夏天，萊恩從的黎波里出發，走進撒哈拉沙漠華氏一百二十度的酷熱之中。土地在一年中的那個時候是如此乾旱，連他的駱駝都瘦成了皮包骨。他的嚮導在沿海地帶表現得溫和親切，愈往南走卻變得愈貪婪，當他們走到大小相當於加州，一片熾熱的塔奈茲魯夫特平原（Tanezrouft）時，他顯然是把萊恩出賣給了一群圖瓦雷克人（Tuareg）。全副武裝的男人在深夜包圍了這位探險家的帳篷，開槍射擊並拔刀砍殺，然後把他拋下等死。萊恩對自己在這次襲擊中傷勢的敘述，是殖民地部檔案卷宗裡最不同凡響的創作之一。那是一八二六年五月十日在廷巴克圖北方兩百英里處的一個沙漠營地寫下的，直到此時為止，他送來的信件都以一種華麗而前傾的銅版印刷體寫成，而這封如今已霉斑點點、摺線被撒哈拉塵土染黑了的信，字跡卻是忽上忽下、凌亂潦草，據他解釋，這是用左手寫下的。

「親愛的領事：」他寫道：「我寫這封信，交給不確定能否送達的信差，只是為了告知：我正從嚴重創傷中復元……遠遠超過最樂觀的預期所能估計的。」事件的詳情是令人驚異的「卑劣背叛與戰鬥」故事，但只能容後詳述；眼下他要告知領事的，是在攻擊中遭受的創傷數量及性質：

從頭開始，我的頭頂被軍刀割傷五處，左太陽穴三處，每一道傷口都深可見骨，另一刀砍在左臉頰，造成頷骨骨折，耳朵也被砍裂，留下很不雅觀的傷痕；另一刀砍在右太陽穴，頸背也有一處可怕的切口，稍稍劃傷了氣管。

他的臀部上也留著一枚火繩槍彈，這發彈丸一路穿透他的身體，擦傷了脊椎骨；右臂和右手掌也有五處軍刀刀傷，「橫切過手臂四分之三」，兩手腕骨也被穿透了；左臂也有三處刀傷並且骨折，右腿輕傷一處，左腿兩處，包括一處「可怕的切口」，更不用說他用來寫字的左手手指受到的打擊。

細看這份創傷清單，一如焦急的領事六個月後在的黎波里收到信件時那樣，讀者們想必也在尋找撤退的跡象。萊恩必定打算一等身體狀況許可，就盡可能從最快的路徑撤退，並籌畫一套在歸途中防範盜匪的辦法吧？恰好相反。地平線彼端不曾被歐洲人視線驚擾的廷巴克圖吸引力實在太強，他絕不願在此時放棄而自取其辱。他告訴領事，即使有傷在身，仍然「進展順利」。他還不想帶著「許多重要的地理資訊」返回英格蘭。他已經發現許多必須在非洲地圖上更正之處，如今只求上帝假以時日，讓他完成任務。

將近兩個月後，萊恩再次來信。他的狀況惡化了。營地遭受類似黃熱病的「可怕疾病」侵襲，使團半數成員喪生，包括他最後僅剩的僕人。「如今我是使團裡唯一還活著的成員，」他痛苦地告知領事：「我的狀況一點都不好。」但他對自身命運的預感是這麼強烈，他決心繼續前進：

我非常明白，要是我不去探訪，全世界將永遠（對廷巴克圖）一無所知……因為我所說的「在我之後絕不會再有基督徒造訪它」，絕非妄作論斷。

六星期後，萊恩終於實現了他偉大的抱負，在一八二六年八月十三日踏進了廷巴克圖。接著發生一件有些詭異的事：他沉默了。

整整五個星期，他完全沒有寄給領事隻字片語。直到九月二十一日他才再度寫信，而這封信只有短短五百字。他仍然用左手握筆寫字，此時的筆跡變得逼仄而僵硬。他告訴領事，他的性命受到威脅，急著動身離開：

我沒有時間詳述我在廷巴克圖（Tinbuctu）的見聞，但我應當簡短聲明：除了規模大小之外（周長不大於四英里），它在每一方面都完全符合我的預期……我在此停留期間十分忙碌，在城中到處搜尋記載，資料量龐大，取得各式各樣情報；而我說自己的不屈不撓充分得到了報償，如此的滿足也絕非常情所能測度。

寫下這封信的次日，萊恩離開廷巴克圖，從此也走出歷史之外。領事將最後一封信轉呈倫敦，並附上一段近乎宣布勝利的案語─這是「基督徒從該地寫來的第一封信」；但在傳達這個歐洲地理重大目標的資訊上，萊恩的遠征卻是一敗塗地。倘若廷巴克圖「完全」符合了他崇高的期望，詳情究竟是什麼？最令人困惑的是，萊恩斷言城中有著豐富的記載，而他從其中取得了「各式各樣的情報」。究竟是怎樣的情報足以引起一位軍人的注意？對於英國政府又有什麼用處？

將近兩百年後，人們清楚知道了所謂「城中的記載」，是多半以阿拉伯文寫下的大量文本的其中一部分，它們如今被合稱為「廷巴克圖手抄本」（the manuscripts of Timbuktu）。這座城市的文獻數量多到幾乎沒人知道確切數字，而萊恩似乎是第一個看到它們的歐洲人，儘管一般認為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它們包含了十五和十六世紀的廷巴克圖，乃至這個城市所屬的偉大桑海帝國（Songhay Empire）所謂黃金時代中一些最珍貴的書寫史料，並被專家們譽為相當於《死海古卷》、《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的非洲重要文物，見證了這片大陸鮮活的書寫歷史。

二○一二年，這段歷史似乎遭受威脅。在馬利南部一場政變之後，廷巴克圖被伊斯蘭北非基地組織（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的戰士攻陷。聖戰士隨即開始有系統地摧毀聳立於城內數百年之久的蘇菲派聖者陵墓。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廷巴克圖市長向全世界宣布，城內所有的古代手抄本也已付之一炬。

我清楚記得那個早晨。那時我是《衛報》的國際新聞主編，而馬利對我而言更有特殊意義。好多年前，在我十八歲時興起了駕車跨越撒哈拉沙漠的想法。我存錢買了一臺舊的路華（Land：Rover）汽車，和一位朋友一起從約克郡（Yorkshire）出發，經由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前往馬利，在一九八七年春天抵達。阿蓋洛克（Aguelhok）這座沙漠城鎮是跨越沙漠之行的終點，也是我們旅程的顛峰，我們一到那兒就有了新的想法：要是我們用這臺破車交換三四隻駱駝，一路騎到廷巴克圖去呢？我們能說的故事會有多麼精采！我們找到一位商人，交涉了一星期，但他只能找來一隻瘦小的駱駝，我們只好放棄這個計畫，繼續南下。我在古代桑海帝國的首都加奧（Gao）賣了車，繼續旅行到布吉納法索和象牙海岸，然後回家。我沒去成廷巴克圖，但我愛上了沙漠旅行這個想法。我在一九八九年開著另一輛車來到撒哈拉，但它太不可靠，無法冒險開到馬利。那座三百三十三位聖者的城市又一次可望而不可及。

二○一二年七月，我悲憤地看著聖戰士搗毀廷巴克圖紀念物的影片。隔年一月，當我們的特派員得知叛軍縱火焚燒這座城市的歷史文獻，我們在《衛報》線上版以頭條刊登這則新聞。幾天過去，情況逐漸明朗，手抄本其實並未被毀，實際上，他們都被城裡的圖書館員偷運到了安全地方。我開始深深著迷於這次行動的詳情深深著迷。在我看來，這次行動和羅伯‧克萊頓（Robert Crichton）的滑稽小說《祕密大戰爭》（The Secret of Santa Vittoria）遙相呼應，在那個故事裡，一個托斯卡尼小鎮的鎮民從納粹劫掠中搶救了一百萬瓶酒；唯一的差別在於，這次行動遠勝於小說：廷巴克圖的寶藏意義重大不知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這次撤運乃真有其事。於是我辭去工作，決心將這個故事寫成一本書。

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曾經留意到，世上有兩個廷巴克圖。一個是真實存在，坐落在尼日河（the Niger）轉彎進入撒哈拉沙漠之處的那個有氣無力的商隊城鎮；另一個則是完全虛幻、位在烏有之地的傳奇城市，它是心靈中的廷巴克圖。我打算沿著兩條交錯的軸線，敘述這兩個廷巴克圖：其一是西方長達數百年之久尋找、征服和理解這座城市的奮鬥，其二則是當代拯救它的手抄本與歷史免遭毀滅的努力。第一個敘述要探討傳說在形塑我們對廷巴克圖的看法時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個則要講述占領與撤運的故事。

而我那時還不明白，這些故事竟是多麼密切地映照著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