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惡女十二名錄：殺人者的鮮紅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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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惡女
疑案辦網站主編　唐墨

你能想像嗎，一百年來，臺灣的女性死刑犯只有四人。日本百年來也不過二十餘位，遠遠低於男性死刑犯的判決人數。

這是我一邊看《東洋惡女十二名錄》時，腦中不斷浮現的數據。犯罪學從十八世紀發展至今，已經從單純仰賴嚴刑峻法，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來趨避犯罪行為的論調，漸漸轉變為透過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心理學等學門，探究罪犯的身心狀況，研究犯罪動機；從眾所周知的犯罪心理學，逐步發展出防範機制，架設社會安全網等提前預防犯罪的實質行動。

在這漫長的犯罪研究歷史中，女性犯罪樣本一直都是稀缺資源，或許跟人類歷史長久以來，無論東西方的女性都習慣被教育成柔弱順從的角色有關，也因為女性的情感抒發與社會地位都遭到普遍性的壓抑，當人們得知罪刑重大的犯人是女性時，往往會冠上許多帶有貶意的形容詞，透過異化的手段，貶斥女罪犯，藉此持續穩固女性應該柔弱順從的刻板印象。例如「蛇蠍女」、「女魔頭」、「黑寡婦」，還有很常聽到的「最毒婦人心」等詞彙，過度強調罪犯的性別身分，而在描述男性罪犯時卻大多只用「歹徒」、「兇手」這種幾近機械化而且毫無創意也喪失特殊面目的名詞。歐美獵巫運動被判定的「Witch」，絕大多數都是具備知識的女性，原先泛指使用巫術的人，「Witch」現在卻幾乎是女性專用詞彙，女性被視為獵巫的首要目標，宛如今日媒體對女罪犯所投注的特殊眼光。

《東洋惡女十二名錄》的作者劍山，在翻閱日本昭和時代的文獻資料時注意到這些問題，整理了十二位日本女罪犯，並試著釐清在犯下難以理解的罪行之前，這些所謂的「惡女」，其實不過就是一個女人、一個人，與其著眼於性別，不如去探究身為人類的她們為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那個必須改從夫姓的社會，從根本上壓榨了女性生存與思考的空間？

又或者，我們也可以從數據逆推，如果女性犯罪人數遠少於男性，可能是肇因於社會背景使然，那又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女性成為重大刑案的兇手？

本書的「惡女」是專指那些惡行重大的女性，以及她們所處的社會，是怎麼樣讓她們變成這樣的女性。回顧日本語境，日本女人所認為的「惡女」可能是表裡不一、自我中心、拜金等形象；而日本男人對「惡女」的看法卻是喜歡話人長短、被同儕排擠、不會看場合說話的KY、甚至有時候也可以作為外貌羞辱，用以形容長相不符主流審美的女性。

日本男人對「女人」的要求就是文靜乖巧，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見；而日本女人懼怕那些追求自我實現的女人，將渴望在社會獲得成功的女人，視之為「惡女」，似乎是服膺於日本男人的觀點。看似歧異，實則互為表裡。

透過劍山的整理與爬梳，我們不難讀到日本女性地位的在這百年之間的轉變，猶如序文提到那些對照著重大社會事件的歌。日本流行歌經常反映了現當代的女人形象，例如一九八○年川中美幸的〈ふたり酒〉，歌詞從男性角度出發，主觀地認為只要女人跟著男人走，就必然能獲得幸福。而隔年，島倉千代子的〈鳳仙花〉和都はるみ的〈ふたりの大阪〉，則展現出「拙於言辭的兩個人互相理解扶持」和「無論男女，在愛情裡面都沒有輸家」的愛情觀。

關鍵的一九八○年，日本法定遺產繼承持份，配偶從原先的三分之一提升為二分之一；女權作家Betty Friedan的訪日旋風，讓女性主義團體的訴求持續被社會看見；以女大學生為客群對象的公寓激增，各行各業也不斷開發出以女性為主要對象的商品及服務。

在泡沫經濟湧動之前，女性的能見度與社會地位逐漸提升，「惡女」的形象與定義也漸漸發生改變。同樣是一九八一年，中島美雪的名曲〈惡女〉所唱出來的惡女形象，是一個擅長玩弄愛情，但又會為了愛情而在早班列車上打著赤足而哭泣的女子。與其說她顛覆了日本對「惡女」的觀點，不如說她正確地描述了時代的脈動，「惡女」不再只是人物設定的可能選項，任何女人都可以擁有「惡女」的一面，那不過是女性面對自我後的覺醒，被男性視之為惡罷了。

（本文作者唐墨為高野山真言宗學僧，法名言德。目前任教於世新大學中文系，同時也是懸疑、犯罪主題網路媒體「疑案辦」主編，著有散文《違憲紀念日》、推理小說《清藏住持時代推理系列》、《酒保神探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