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

摘錄一、回不去的黃金年代：往昔如異邦一去不復返

           二戰後西方國家歷經一段太平安樂時期，那個年代的生產力成長使所得急速飆升，尤其是西歐（英國除外）和日本，（參見＜圖19＞），伴隨的好處也被廣為分享。因此，許多社會民主主義左派（或美國人稱的社會自由主義者）認為，後來經濟上犯的大錯是放棄了那段期間採行干預主義的做法，轉而朝向自由市場經濟。²

           唉，1950年代和1960年代〔法國人稱1945年至1975年為「輝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高所得國家享有快速、公平的成長機會，不過機會不會長存啊。在那個年代，這些國家仍然獨占工業專業，同時也有年輕且持續成長的人口，妥善運用兩次大戰之間和二戰時期的創新。他們善用這些機會，創造強勁的投資與消費，事實上，與許多人預期相反地，那個年代的大挑戰並不是刺激需求，反而是抑制需求。在歐洲大陸和日本，因為戰損嚴重必須重建，戰後機會特別充沛，可能的話，仿效美國，發展一個大眾消費市場。在這種環境背景下，很長一段時間未出現二戰前凱因斯學派所謂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導因於長期的需求不足，最早於1930年代後期出現），直到七十多年後的2010年代才再現。³

           那段期間不僅是許多左翼稱為的政府干預時期，也是經濟自由化的年代，尤其是貿易自由化受到諸多組織與機制的支持，包括：1948年生效的馬歇爾計畫、1948年創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1961年創立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1947年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以及1957年創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因此，對高所得國家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市場開放和貿易自由化其實是戰後時期的延續，也就是說，高所得國家大部分的貿易自由化早在1980年前就發生了，此後出現的則是其他地區的貿易及市場自由化，促使得全球競爭大增。

           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推翻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凱因斯學派的共識，儘管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價格衝擊也是導致通膨的部分原因，凱因斯學派理論仍然行不通了。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摧毀了政策制定者可加以利用失業與通膨之間的穩定消長關係的「菲利浦曲線」（Phillips Curve）⁴，使得他們拋棄凱因斯學派的總體經濟學理論，轉向貨幣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機制，反對1960年代積極總體經濟管理，不過，這類反對既是無可避免，也是必要。

           中國自1978年起推行改革開放、蘇維埃帝國在1989年至1991年間解體、印度自1991年起開放促使世界經濟轉變，這也是無可避免的。此後，世界經濟不再只有開放的西方經濟體與封閉的開發中經濟體，也不再只有西方經濟體占工業專業，後者不僅是自然的改變（知識會散播），也是正確的改變，因為西方人不可能、也無權永久獨自享有力量與財富。

           往昔的「福特主義」經濟是由使用中等技能勞工、有強大工會的巨型工廠主導的經濟，現在近乎消失了。其中一個結果是，數量遠多於以往的大學文憑者，成為中間偏左政黨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何中間偏左政黨愈來愈側重革新激進派理想。老一輩勞工階級成員傾向仇視一些政黨鍾愛的理想，例如：認同氣候變遷議題、快速減碳政策與措施、敵視支持這些理想的人（有大學教育程度的年輕人。另一方面，工會組織式微，有組織的勞工階級分裂孤立，導致這些階級的許多過往成員現在支持民族主義理想，例如：英國脫歐，支持右翼煽動家，例如：川普。

           不過，就算透過反制進口的保護政策，以更高的代價把一些工業生產移回國內，使用機器人的趨勢仍然持續著，而且還可能加速進程。⁵同樣地，高工資經濟體失去先進工業專業的獨占地位也是不可逆轉的情勢。這些變化永久地削弱高工資、中低技能勞工（尤其是男性）的就業前景。此外，日益占據就業市場主力的服務業，許多服務工作也比較信賴女性工作者，尤其是照顧小孩和老人的工作。

           一方面，曾經壟斷工業專業技術的國家，分享盈餘型的老產業已經走入歷史。當老產業所在地的工廠消失時，其過往所創造的所得、對當地服務的需求，以及為當地服務創造的就業機會也隨之消失。另一方面，網路外部性（尤其是地區網路外部性）也帶來重要的分享盈餘新模式，倫敦、紐約、上海、矽谷，以及許多類似的地方已經成為極富生產力的商業匯集中樞。⁶一些新區域的網路外部性，以及其他老地方的去工業化，二者結合起來，使得地區的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明顯提高。因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新的研究分析發現，過去二十年間，在高所得國家，高端地區和其他大多數地區之間的生產力差距擴大了60％。」⁷

           就連20世紀中期的福利國家也只能創建一次。當時的高所得國家中，只有美國距離福利國家最遠，尤其是在保健方面。⁸此外，只要福利國家建設完成，這些國家在人民福利支出的空間會比二戰後期間要少很多，不過，這不妨礙政府持續承受以各種亂七八糟理想為名、且往往思慮相當不周的額外支出壓力。

           總而言之，我們無法回到過去，往昔其實如同異邦，試圖回到過去不是好政策，儘管，川普競選時喊出「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展現了十足聰明的政治手腕。生產力成長率減緩、人力資本成長衰減、轉向生產力成長率低的產業、勞動市場轉型、老一輩勞工階級式微，以及伴隨這些而來的種種社會變遷，從許多方面來說，其實皆是成功的結果，但確實也限制了我們現在能夠懷抱的期望。如同下一節更詳細的討論，高所得經濟體的成長潛力已經減緩，未來不再如同往昔了。

摘錄二、富豪民粹主義與南方策略

           儘管承受許多壓力，絕大多數的高所得西方國家仍然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民主國家，脫離歐盟後的英國也一樣，依舊維持著核心體制，至少目前為止是如此。但美國的情形就有點不同了：人民選出了一位懷抱專制野心的民族民粹主義者當總統。美國的故事很獨特，基於這個國家的規模及其歷史定位，故事具有更重大的含義。

           導致川普當選所側重的種族認同、民族主義和文化戰爭（墮胎、槍枝、性別權等等議題的爭論），不僅是不民主的自由主義、精英經濟失敗、去工業化等令人不安的經濟狀況和及文化變遷的結果，也是精英政治策略下的結果。

           一個致力於所得分配頂端0.1％者的政黨，如何在普選制民主制度中勝選掌權呢？⁵⁴答案是：富豪民粹主義。⁵⁵這讓一個在2016年大選中贏得總統寶座和參眾兩院多數席次的政黨，通過一個把資源從美國所得分配底層、中層、甚至上中層轉移至高層的減稅法案，並且大大提高絕大多數人的經濟不安定性。⁵⁶

           這項策略有三種元素，第一、找到主張這些政策能夠使財富「涓滴」（trickle down）至全部人民的知識分子出面背書，這是「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的主張。⁵⁷ 第二、在大眾中挑起族群與文化分化，舉個最重要的例子：鼓勵人們思考自己是「白人」、「反同性戀者」、「基督徒」優先，較弱勢的人次要、位居第三或完全無足輕重。第三、扭曲選舉制度，手段包括：阻擾選民（voter suppression）、不公正地畫分選區，以及廢除政治上使用錢的相關限制。後面兩種元素應該被稱為「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理由有二：第一、精英階層向來以這種手段在美國南方取得執政權；第二、民主黨人在1960年代通過民權法案後，共和黨立即開始採行這種策略。這種策略雖不是完美奏效，但成效也夠好了。⁵⁸

           供給面經濟學是一個優異的政治口號，但事實上，邊際稅率和經濟成長率之間並不存在這種關聯，不意外地，畢竟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邊際稅率高得很，但那二十多年間也是高所得民主國家成長最快的時期。雷根主政時期的減稅並未使美國經濟強勁成長。過份簡化「涓滴」概念的效果是很好的政治宣傳，不過是有疑問的經濟學。⁵⁹川普降低公司稅也是如此，減稅並未使私人部門的非家戶實質投資顯著增加。降低公司稅基本上是讓股東獲取暴利，如同降低遺產稅是讓大筆遺產的繼承人獲得意外之財。

           事實顯示，南方策略的政治效果遠大於供給面經濟學所說的效果。民權法案通過後，美國南方從民主黨轉傾共和黨，在這過程中，共和黨也從1933年至1995年期間的眾議院長期少數黨轉變為此後的眾議院多數黨。⁶⁰例如，2019年時，舊南方邦聯的13州當中有9州的州長是共和黨籍，在參議院的26席次中共和黨人囊括23席，在眾議院的146席次中共和黨籍包辦了101席。相較於由民主黨稱霸南方的往昔，這絕對稱得上是大轉變。

           不過，大成功遠非只是攫取區域支持而已。還未脫離美國聯邦之前，南方各州的政治一貫主張維持種族壓制與剝削，因為南方的經濟仰賴奴隸制。在拒絕容忍南方各州相繼脫離美國聯邦之下，北方廢止所謂的「特殊制度」（peculiar institution，亦即黑奴制度），南方對此做出的回應是，通過一系列壓制種族的《吉姆．克勞法》。⁶¹距離美國內戰結束的一世紀後，北方採行民權，《民權法案》在出身南方的民主黨人林登．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擔任總統任內通過，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摧毀了《吉姆．克勞法》。⁶² 從此，南方開始藉由擁抱（及改變）共和黨，把其制度的一些層面移植至整個國家範圍。（諷刺地，主張廢除奴隸制的林肯是共和黨籍；打贏美國內戰的北方各州也是共和黨的起源州。）現在，共和黨人在最高法院長期占據多數、在國會擁有強勢地位之下，大老黨正逐步邁向他們的目標。⁶³

           這是策略高度成功的版本，而且見諸許多其他的民主國家，用種族、族群或文化認同來分化經濟情況較差的人。不過，這種策略最純正的形式出現於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基本特徵一直持續至今。內戰前的美國南方在經濟上極度不均，不僅包括奴隸在內的整個人口，甚至在自由的白人之間也高度不均，1774年至1860年期間，財富不均的衡量標準在南方白人之間拉大到了70％：「任何期待看到舊南方下層貧窮白人經濟情況好轉的歷史學家，都會發現這一證據。」⁶⁴ 1860年的普查顯示，最富裕的前1％南方人的財富中位數是最富裕的前1%北方人的3倍之多。由擁奴的商業大莊主假貴族知名統治南方，其經濟變化程度遠低於北方，精英階層是抽租者：他們必須靠著奴隸的勞力和地租過活。

           所以，成功的是這種「大莊主政治」（plantocracy）對貧窮白人灌輸種族優越的信條，而貧窮白人為南方邦聯奮戰，死傷無數。⁶⁵在美國內戰中，南方邦聯言明的目標是捍衛奴隸制（但有不少人否認這個明顯的事實），至少有26萬名南方邦聯士兵死亡（其中95,000人是陣亡，165,000人死於疾病、意外和其他原因）⁶⁶，這大約是南方邦聯軍隊總人數的20％至35％。⁶⁷但是，這些男人中有一大部分本身不擁有奴隸，他們基於對南方邦聯的認同感而願意犧牲，這認同來自於種族優越感，以及害怕淪為種族次等。⁶⁸最終，戰爭帶給他們死亡或戰敗。再也沒有比這事例更能顯露種族認同的政治力量了，當然，後來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孕育出不快樂的納粹主義世界，以及無可比擬的二戰大屠殺。種族主義真的很有效，能夠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尋求認同感，藉由「他者化」（othering）來取得優越地位。有什麼比膚色之類的明顯差異（不論從遺傳學角度看來，這說法有多麼不足為道）更容易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