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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與喘息：我所經歷的中國和文學
定價280元 -
Tayal Balay 真正的人
定價250元
內容簡介
真正的說話，是人的靈魂的呼吸。
而我們日常的言說，只是肉體和生命活著的交流和傳遞。
僅是一種聲音而已。
「因言獲罪」的文字獄到底存在不存在？
作家寫作的政治風險到底存在不存在？
以銳利之筆、審判之刀，直書對文學失記的抗爭與言論的自由！
「從今天開始，請讀者不要再說我是中國最受爭議、禁書最多的作家了。說我是中國作家就行了。說我是一個有些正直並有些獨立個性的作家就足够了。」
在中國作家中，閻連科屢被稱為最受爭議、禁書最多的作家，對他而言，他選擇沉默以對。因為作品被爭論和禁止，大多不是作家有意而爲之，而是無意而爲 之。《受活》的寫作，使他被一脚踢出軍隊；《風雅頌》的修改，是他作家人格缺陷的鏡子和軟弱性的實踐圖；《四書》為其在寫作中讓獨立人格更完善的修補與生 成；至於《丁莊夢》則是他經過一番自我審查所表達出的熱情與愛，但也成了他寫作最大的墳墓和滑鐵盧，讓他與「被禁」劃上等號，並成為「文學的脫北者」。
審查不僅是審查，而且是一種權力！在本書中，閻連科以一篇篇鞭闢入裡的文章，從剖析美國「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文學自由風潮談起， 直指中國高度集權與相對寬鬆的雙重標準下對出版的審核；中國政治與中國市場經濟，和中國權力與中國文學的特殊關係；進而對自我作品「被禁」的反省與恐懼， 並期許在集權陰霾中寫作的自己，讓筆尖散發出光亮。
我們沉默久了，似乎已經不會講話，也不願講話，如同總是吃飽就睡得豬狗。我們對命運中的現實視而不見，不言不語，最後不僅不會講話，也不會想念，不會 思考，如同總是吃飽就睡的豬狗。……每一次，不知能說出多少真話來，但一定要自己不說出諂言和假話；說不出人人都默許的真話來，但一定要自己說出自己以為 的真話來。——閻連科
目錄
讓我說話（自序）
01國家失記與文學記憶
02沒有尊嚴的活著與莊嚴的寫作
03美國文學這個野孩子
04我對禁書和爭論的幾點看法
05我的一份文學檢討書
06在中國寫作的特殊性
07恐懼與背叛將與我終生同行
08在高度集權與相對寬鬆的雙重天空下
09被牧放的羊或逃群而行的獨立性
10一種寫作的風險
11我的理想僅僅是想寫出一篇我以為好的小說來
序／導讀
自序
讓我說話
日漸地發現，真正的說話，是人的靈魂的呼吸。而我們日常的言說，只是肉體和生命活著的交流和傳遞。僅是一種聲音而已。因此，也就不斷地自問：我說過話嗎？我會說話嗎？我都說過一些怎樣的話呢？
二〇一三年的三、四月間， 我用二十幾天的時間，如蜻蜓騎馬般的輕淺和捷快，從美國的柏克萊大學到溫哥華的UBC，之後返轉德州大學、北卡大學、杜克、耶魯和哈佛， 一路下來，最後是紐約大學、斯沃斯莫爾學院和羅格斯大學，瘋了一般，走、走、走！講、講、講！馬不停蹄，口無歇息；如同人為堤壩的水庫，終於決堤後又橫流 複歸於山川的河道。講那些平俗在中國總是去想而不曾講、不敢講、也不願講的；講那些在我頭腦中一閃而過時被我伸手抓住的——這我才對自己有所領悟：你原是 一個不會演講而又偏愛說話的客家，如一種不會唱歌卻愛四處鳴叫的鳥聒。我嘲笑自己，也愉悅自己。發現講話會給人帶來一種快感；發現講那些平素不講、不願、 不敢講的話時，會讓人的靈魂顫抖、哭泣、微笑和進入更為長久的沉默與喘息。
我們沉默久了，似乎已經不會講話，也不願講話，如同總是吃飽就睡得豬狗。
我們對命運中的現實視而不見，不言不語，最後不僅不會講話，也不會想念，不會思考，如同總是吃飽就睡的豬狗。
這次在美國十幾所大學的奔跑，為了奔跑而言說，為了言說而奔跑，就終於使我發現，我原來也是一個愛說話的人，也是一個有想念的人，和豬狗有所差別的 人。於是，就又問自己，此前你在你的生活裡，每天都在說呀說，其中有多少是廢話和虛話（還有假話）？這次你每天都在說呀說，其中拋掉了多少廢話、虛話和現 實的修飾話？美國沒多好，只是「讓我說話」的機緣，使我有一種浸入內心的感念。
手持護照在他國的奔走，是我對每一處「讓我說話」的緣場，都有感念的謝意。
遠行，不僅是一種行旅，還是對說話的渴求。
我似乎是為了說話而遠行，如一隻飛出城廓而報信鳴叫的雀鳥。
因為終歸是一隻鳥，沒有為預備鳴叫而腹言，也就在一路的奔波飛息中，努力讓這次的說話，最好不是上次的疊言。每一次，不知能說出多少真話來，但一定要 自己不說出諂言和假話；說不出人人都默許的真話來，但一定要自己說出自己以為的真話來。這本《沉默與喘息——我所經歷的中國與文學》，就是這次在美國各大 學一路演講後，根據口袋留下的紙條與賓館紙簽上寫的三言五句的提綱，加之回憶的補缺，而成全的所謂的一本書吧。凌亂，但實在；聒噪，卻也誠實。
感謝給我說話機緣的許多朋友；感謝翻譯和出版《沉默與喘息》的美國、日本、韓國的同道；不為會說話而乖巧，只為能說話而努力。
二〇一四‧三‧十九
試閱
一、失憶與失記
二○一二年三月，我在香港相遇瑞典教授、漢學家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先生，他告訴我說，他在香港的城市大學短期教書，面對教室中的四十個都出生於八○年代的中國留學生，他問他們到：「你們知道中國的『六四』和劉賓雁與方勵之先生嗎？」那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們，面面相覷，一片啞然。於此同時，我想起香港的另一位老師告訴我，有次她問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們：「你們聽說過在那場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中國餓死了三千萬到四千萬的百姓嗎？」她的這個問題，讓那些學生們不禁啞然，而且面帶驚愕的疑惑，彷彿這位香港教師，正在講台上公然編造中國的歷史，攻擊他們正在日漸崛起的祖國。彼此談完這些事情，我和羅多弼先生坐在一家安靜的越南餐廳，長久相望，不能聲言。自此之後，一個早被人們私下議論——而非公然討論的那個中國問題：國家性遺忘，便如楔子樣楔入我的頭腦和骨血的縫隙，時時憶起，都會隱隱聽到體內淌血的一絲聲息，都會有與國家遺忘相關的一連串的問題，馬隊般踏著記憶的血道，來到我自責的廣場：
那些出生在八○、九○年代，而今都是二十至三十歲的中國的孩子們，是否真的成了遺忘的一代？是誰在讓他們遺忘？他們被遺忘的方法是什麼？我們這些有著記憶的前輩，應該為他們的遺忘承擔些什麼責任？
清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感覺這種遺忘的稱謂，在中國應該被稱為「失記」更準確。因爲遺忘更多的是讓記憶拋棄過去和歷史，而失記，則包含著「對現實與歷史有選擇的拋去和留存」，甚至還包含著「今天對記憶的新創造」。是的，正是這個失記的境况，在我們的國家，讓新一代的孩子們，成了記憶的植物人。歷史和現實，過去與今天，都正在失記和被失記，正在被一代人所齊整、乾淨、力求不留痕跡的遺忘著。失記和遺忘、真相與失憶，每天都在備受關注的一些語言、文字、頭腦中發生著衝撞和爭奪。我們一直以爲，歷史與人類的記憶，最終會戰勝暫時的忘卻，而回到良知的真相中。而事實上，事情恰恰相反。在今天的中國，遺忘戰勝了記憶，虛假戰勝了真相，臆造成爲了歷史和邏輯連接的鏈條和接口，就連今天剛剛目睹發生的事情，也在以驚人的速度，被選擇性失記所拋棄，只剩下一些真假難辨的碎片，殘留在社會、生活和人們的頭腦中。而這些碎片，也會在明天不期而到的到來後，被自然和人為地置入快速失記的籃筐，高高掛在人們視力所不及的黑暗之角落。
二、什麼被失記
必須承認，這個國家在一九四九年誕生之後，革命和被革命每日都在襲捲著這個泱泱大國。革命在創造政權，創造歷史，創造現實，也「創造記憶」。而記憶和被記憶，自然失記和被迫性失記，都在國家性的「失與記」的範疇中，成爲一種革命的選擇與手段，被有序漸進地推進和實施。封建歷史的一切，因爲都是封建的，帝王將相的，當然就不再提它了。辛亥革命也已經遙遠了，把孫中山的名字留下來，而與這個名字相關、無關的重大事件和歷史之細節，也都從史書和教科書中有選擇地删去著。就是今天還活著的中國老人都還歷歷在目的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共有哪些黨派、軍隊、志士在內槓、抗日、流血和犧牲，也都被有選擇地記住和遺忘。這一關於失記的行爲，是一種國家性策略，及至到了後來，這個國家在以一個人的瘋狂與熱情，帶動著整個民族沸騰的革命和建設中，最早以運動延續戰爭，以革命替代生產的發生在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减料、反官僚主義），在今天看來，在四九年後的中國所有的革命運動中，是最具現實意義的一次，但因爲革命者的熱情和戰爭年代在革命者身上延續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成功經驗，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被普及和擴大。許多地方都在分配著抓和監的人頭指標，不是你有沒有這「三反五反」的革命對象，而是你必須有這樣的革命之對象。因為「三反五反」在四九年後新中國革命運動的首次意義，為一九五七民族災難的「反右」清理，奠定了實踐基礎，因此，關於它和那場讓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直到今天想來都還不寒而慄的「反右」運動，就被强制地從人們記憶的庫房移向了失記的倉庫。從此，人們就不可以再在記憶語言中談論提及了。而後的大躍進、大煉鋼鐵與隨之而來的遍及整個中國、據統計餓死有三到四千萬人口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讓整個世界都隨之起舞的十年「文革」，都因其荒誕、殘酷、廣衆和令整個人類都爲之震驚和啞然，因此而不敢、不能、也不願再去還原這一歷史相貌，讓孩子們的記憶中有著歷史的真相。延續到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後，和越南那場百姓、人民、軍隊都不知因何而起的戰爭，無論中國或越南到底陣亡了多少士兵和死去多少無為的生命，也是隻字不再去提了。發生在一九八三年的那場暴風雨式的「嚴打」，所謂法律，就是權力的上牙和下牙的一次敲碰，因此有多少年輕相愛的戀人，因爲在街頭親吻，而被當作流氓送進了監獄，有多少人因窮盜物而人頭落地，也不再回頭追問了。
當然，一九八九年夏天那場讓整個世界到今天都還記憶猶新的「六四」學生運動，當它以槍聲、流血和流亡作為尾聲時，世界所有記憶的展台上，都還鮮擺著事件的真相和細節，可卻在它所發生的國度裡，人們和孩子們，都在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快速强盛的歡呼中，對它感著陌生了，開始忘卻了。那時的記憶，對許多當事的目擊者，都如觀看了一場恍若隔世的夢境劇；而那些曾經熱血沸騰的參與者，當年的年輕人，今天人生成功或失敗的中年們，也就一字而了結：「傻」！一個「傻！」字，對自己行爲的自嘲和對失記的滿足，已經了斷和遮蔽了個人命運、集體記憶和民族歷史中最爲血痛的瘡口。還有什麼呢？還有今天所發生的一切，爆發在改革開放時期面際之廣、人數之衆，讓人無法查考的因賣血而起的愛滋病；黑煤窯、黑磚窯，隔三錯五的瓦斯爆炸和大塌方；毒餃子、毒奶粉、毒雞蛋、毒海鮮、地溝油和遍布甚廣的含有嚴重致癌物的青菜、水果和昨天計畫生育中的暴流産（指計畫生育中殘暴的強行流產方式），今天城市、鄉村無處不在的强拆和對上訪人員惡截的不法與無禮，如此等等，現實中所有有損國家形象與權力機制的負面事件，都會迅速因强制性失記而成爲昨日之煙塵，在一切報紙、雜志、電視、網路和可有文字記憶的地方通過刪去、禁言的方式，達到失記的目的。
失記不是所有人的病症和意志之特徵，而是國家管理的策略和社會制度的一種必然。其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在意識形態中實行禁言的政策和方法；通過權力的控制，割斷一切可以延續記憶的管道，如史書、教材、文學和一切文藝的表現與表演。原北京大學的教授張中行先生有句名言：「如果我們不能說話，總是可以沉默；不知道該說什麼，總是知道不該說什麼。」費孝通先生在年老時去看望錢鍾書的夫人楊絳，離開時楊絳送他下了樓梯一語雙關道，「你年紀大了，以後不要再『逆風而上』了。」這些話今天聽來都是美談，但卻包含了中國知識分子多少在沉默中的心酸。我們有時會給沉默一種高尚的評價：「沉默是一種無聲的反抗。」但是沉默畢竟不是發聲，不是行動，如同長久不語就可能成爲真的啞巴樣，沉默久了，也就可能成了默認、認同和走入血液的習慣，成爲國家失記惡措的推手和助化劑，成爲那些讓你强制失記的人的贊同者或歌頌者。默認起來，全民失憶——這並不是哪個國家的獨創和獨有，世界上凡是獨裁、集權的國家，或某一集權的歷史階段，無不是採用這種繩索、鐐銬對語言的壓迫，從而使那些記憶良好的知識分子們，首先沉默和失記，漸次地再在集權所統治、禁囚的時間中，把失記擴展到民間、基層和百姓的生活裡。因此，當下一代對此一無所知後，這種强制性失記就大功告成了。歷史就被完美地重新改寫了。
三、失記之方法
强制性失記，是一種强漢對弱女的姦淫，其强漢的暴行，其實了無新意，一如某種動物對自己領地的捍衛。沒有這種捍衛，也就沒有那種動物的生存和生命。而集權之所以會在意識形態中採用對歷史和現實的强制性失記，也正是集權對集權的鞏固之必須。然在今天的中國，問題並不能籠統、簡單地歸咎爲國家與權力，還要去質問那些在强制性失記中心甘情願的知識分子們。他們甘願漸次地失去記憶，而最終達到權力所需的完全的忘記，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其他國家、民族和歷史最大的不同。以作家而言，前蘇聯的白色恐怖，其目的也是爲了集權、獨裁而採取著「文字獄」的遺忘之法，可結果，在那兒卻産生了布林加科夫、索忍尼辛、帕斯捷爾納克和雷巴科夫等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們的寫作，與其說是對權力、制度的抵抗，倒不如說是對記憶、遺忘的修復和療救。昆德拉的《遺忘》，是直接探討强權對他的國家和民族記憶的傷害和剝奪；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惡童三部曲》，則把民族最黑暗的記憶，拉至一切有著陽光照曬的地段去。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而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决非三十幾年前的那個如今日之朝鮮樣的國度，一切通向光明的門扉、視窗都是關閉、鎖死的。今天的中國，一扇窗子（經濟）是向世界開放的，而另一扇（政治）則因權力對其社會、人們的管理之需要，是關閉或窮力關閉的。問題就在這兒。與記憶、遺忘相關的中國式的國家失記的獨特性，就在這半開半閉的窗間與巧妙裡。
首先，在強有力的意識形態籠罩下，那半開的窗口是被意識形態籠罩監督的。沒有人可以監督國家的意識形態，而國家的意識形態卻無時、無處不在監督著知識分子每個人的言與行、口與筆。其次，因為那打開的一扇窗子有陽光透進來，世界之風、之光也就無可阻止地進來了。可以讓人感受到改革、開放和開明了。法律在記憶和遺忘中沒有具體意義，幾乎形同虛設，它既不保護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作家想像的自由，也不保護那些不願失去記憶的人們有記憶的權力。一切都寄希望領導人的開明和道德之情操。而這已經打開的窗扇和門扉，與其說是知識分子的思考換來的，不如說是權力在開明時候恩賜的。因為它確實來之某些人物的開明和恩賜，人們就易於滿足並在失記與記憶中表現出要求的謙遜。所以，有了這半扇、一扇打開的視窗，就不再特別向權力渴求、呼籲、爭鬥也把那本該打開的另外半扇、一扇視窗的權力還給人們了。一如長久關閉在黑暗監獄中的人，已經給你打開了一扇透光通氣的窗戶後，難道你還有權力要求獄門大開嗎？於是，有選擇的記憶，就在這打開的窗口進出流動著；必須的失記，就永遠被封閉在了那扇關閉的窗戶後。這就是今天中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們，甘願在規定可選擇的記憶中寫作和被迫性失記中沉默和忘記的客觀環境與根由。對失記的心甘與情願，是一種智者的集體妥協，是群體記憶放棄後的相互理解與彼此心照不宣的認同。今天已經有我可呼吸的空氣了，也就不需要再爲明天的春日清風去做那無爲的犧牲了。讓記住的就記住，讓失記的就失記。如同一個聽話的孩子，因為聽話和乖巧，反而會得到更多的寵愛和糖奶。第三，對失記的默認與贊同，還源自這個國家的富裕和獎懲。贊同失記的，無論你是作家、教授還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只要你只看到只讓你看到的，不去看那不讓你看到的；只要你只去謳歌那需要你謳歌的，不去描繪那些需要遺忘、失記的；只要你的想像只去想像權力、歷史、現實需要你虛構、加工、創造想像的，而不要把想像的翅膀延伸到必須遮蔽、失記的土地和真實的天空中，那麼，就把權力、榮譽、金錢全都獎給你。反之，就把疏冷、禁言甚至獄牢獎給你（劉曉波和最近因在家庭爲紀念六四聚會而被權力冠以「涉嫌尋釁滋事」而被捕的哲學家、教授、律師們就是如此）。在今天的中國，金錢總有一種無可比擬的强大和力量，它可以讓雙唇緊閉，讓筆水枯乾，讓文學想像的翅膀，借助金錢的力量，飛向反真實和良知的方向。然後，再以藝術和藝術家的名譽，堂而皇之地完成歷史遺忘中的虛構和現實假象那有磚有瓦的華麗重建。在這兒，真相被埋藏了；良知被閹割了；語言被權力和金錢輪姦了。而被權力駕空的時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在幫助著國家性失記的完成；也在生養、培育著每個人的習慣性失記和對懷疑的懷疑。懷疑者總是受到懲罰，而甘願相信虛假與虛構的人，不懷疑黑色的下邊原來有著耀眼底白的人，他們把所有的獎勵都收入囊中了。於是，國家性失記的歷史之工程，也就大業告罄了。
在中國式的國家性失記策略中，强制性是全世界的共性和相通，妥協性與獎勵性，則是今天中國現實的獨有。三十多年前，中國對記憶者不肯失記採取的是完全的高壓和强制；而今天，這個富裕的國家，靈活而大方的運用著他大把大把的金錢，採取獎勵的方法，使你在記憶中妥協和放棄。在中國，就文學藝術而言，沒有一家民間或個人組織的國家獎項。幾乎所有的評比和獎勵，都是黨和國家的。有的獎項既便是地方單位的，這個地方和單位，也是黨的組織和國家體制管轄、管理的。所以，所有的文學、藝術、新聞和文化獎，也都是在失記和規定可選擇的記憶中操作運行的。不是說這些獎項是絕對的不公與不合理，而是說，它允許你在規定可選擇的範圍內創作、創造和想像。只要在這可選擇的範圍內，你有成就了，自然就可以獲得各種的美譽和獎勵。
中國作家協會和中國文聯以及各省、市一直到延伸普及到各縣、區的作家協會和文聯的主席、副主席，必須承認他們大都是這個國家、省市及縣區最有才華的作家和藝術家。在規定可供選擇的歷史、現實和真實的範圍內，他們中的多數，一邊沉默，一邊選擇，都在規定的失記和可選擇的記憶範圍中，發揮了最大的才華和創造力，創作出了讓失憶的就賦予它一片看不見真相的黑暗，讓記憶的就給它一片光明和頌贊的被權力認同的「好作品」，因此他們都成了作協、文聯的主席、副主席。這些主席、副主席的席位，不僅是一種權力與待遇，而且在更大的情况下，是你在你所從事的藝術創造中的成就、榮譽和象徵。因此，那些有才華、有追求的作家與藝術家，在記憶與失記的選擇中，妥協了，沉默了。讓記住的記住，讓失記的失記了，成了可選擇記憶的實踐者。充其量，也就在必須遺忘的歷史邊沿和必須失記的現實的區域散散步、觀觀光，撿一些記憶的碎片，打一些無傷大雅的擦邊球，贏來一些令人尊敬的喝采。如此，既表現了一個作家、藝術家的所謂良知與勇氣，又體現了國家在政治與藝術上的開明、開放和在創作、創造上的自由與包容。而這在實質上，只是妥協的不安和對失記抗爭的象徵性表達，和真正的自由、良知、勇氣並不是十分關聯的。而這種對失記的象徵性抗爭，其努力的結果，是讓權力進一步以藝術與創造的名譽，助長著國家性失記策略的推進和擴展。
四、文學對抗失記與失憶的延伸
最近，瑞典作家、詩人埃斯普馬克正在中國出版他的七卷本長篇小說《失憶的時代》。其中的第一卷名字就叫《失憶》，寫了主人翁對他前半生包括愛情在內的一個人記憶的全面丟失和尋找。這是一部獨特而奇妙的小說，探討了個人記憶的來源和無來源以及在失憶（失記）中尋找記憶的過程和煩惱。在這部小說中，記憶成爲了一種生存和生命，不光是一種時間和事物。它與中國式的失記所不同的是，中國式失記是一種國家行爲，是國家權力對它的人民管理之策略，丟失的是民族的歷史和記憶，而失記者獲得的是金錢、權力和榮譽；是用自己的失記去國家和權力那兒領得一份誘人動心的換取物。而《失憶》則寫的是個人記憶，是一種個人對自己丟失的過去的行爲、言說、物事的回憶和尋找。在中國讀者看來，無論作家本人在寫作中有何樣的思考、感悟和想像，但它在中國的出版——都是中國式失記的寓言和預言。是一個國家性失記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和延續。我們在失記過程中，首先丟掉的是歷史中的民族記憶；然後再丟掉現實中的一切事實與真相；第三步，每一個有記憶的中國人，就都該像《失憶》中的「我」一樣，失去自己對自己生平的記憶、對情人的記憶、對恩愛仇怨的記憶、對歡樂苦惱的記憶了。讓大腦中記憶的區域，成爲一張潔淨的白紙，等待著社會、權力、他人依照他們的需要，重新去告訴你歷史是什麽樣子，社會是什麽樣子，你和你的過去是什麽樣子。
國家、權力和社會，渴望他們管理的人民——每個區域、階層和環境中的人，智商都如三至五歲的幼兒。他們希望對一個國家的管理，如同幼稚園中老師對孩子們的管教，讓他們吃了就吃，讓他們睡了就睡，讓他們娛樂了，他們就面帶天真、純淨的笑容，舉著頭大的紅花，在別人寫好的腳本上，投入自己的感情進行歌唱和表演。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只能讓有記憶的人失記，讓能表達的人沉默，讓成長中的下一代，腦子潔淨如洗，如同一張等待隨意塗鴉的白紙。然後，一個國家就有可能成爲一個巨大的幼稚園，成爲等待重新開墾並隨意沙漠或種植的處女地。可是，如同幼稚園中總有叛逆的孩子，總希望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些什麼，而不是老師讓做什麼，才去做些什麼。在這個國家，也一樣如此，總是還有那些不願失記的知識分子和作家們，他們總在爭取自己的發聲，爭取讓自己想像的翅膀，沿著靈魂、良知和藝術的途徑，飛越規定可以寫作的區域，到任何歷史與現實的角落，創造出承載記憶的作品來。
記憶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壞的唯一標準，但卻是衡量一個國家、一個黨派、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最有效的尺度。爲此，我總是抱著一個作家天真如孩童般的幻想，延續著當年中國老作家巴金先生的記憶之夢：在中國建立一個文革紀念館——而今，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三十餘年，它該成熟了、完善了，該有著巨大的包容、自省、記憶能力了。那麽，就不要單單是有人想到去建一個文革紀念館（連這個建館的建議今天也沒人再提了），就索性在世界上最爲闊大、遊人最多的北京天安門的廣場上，建一座「民族失記碑」，刻寫下我們的國家自某一歷史時期以來的全部傷痛與記憶，如反右、大躍進、三年饑荒的人類之災，十年磨難的讓整個世界都聞之起舞的文化革命以及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等，凡此種種的民族災難，都記刻在最醒目的廣場上，告訴所有、所有的人——國人與世人，我們的民族是完善的、成熟的，敢於記憶的。
因此，它也是真正偉大的、可敬的，敢為世人榜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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