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

前言

隨著「民族」話語的出現和不斷被政治化，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各 種官制的和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膨脹，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 的現實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這對周邊 的民族集團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何以形成影響，並形成了何種影 響，是本書探討的主旨。

本書為近年筆者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之 關係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系列中文書籍的第四部，前三部 分別為出版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2013年，352頁）、《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 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2015年，424頁）， 和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2014 年，298頁）。筆者之所以重視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 之關係的角度檢討中國的歷史進程，不僅是因為中國的近代歷史進 程開始於一個由來自「周邊」的「異民族」統治之王朝時代的末期，針 對原本來自於周邊的異民族統治而起的「民族革命」因此成為中國近 代歷史進程的轉折點，「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也因此最終成為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主旋律，更是因為是否與如何實現「周邊」和其他 民族集團的統治，實為中國從古至今檢驗統治者是否具有統治正當 性的、帶有普世價值性質的重要標準。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谷風之什．北山）、「近者說，遠者 來」（《論語》子路）、「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 禮運）是也，毋庸置疑，它是源自於「天下思想」的。其之所以能夠 成為普世的價值，是因為實現「周邊」和其他民族集團的統治被認為 是「德治」的物化體現（objectification），「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荀子》議兵）即此意 也。因此，筆者以為，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之關 係的角度審視中國的歷史進程，才能夠體味出「歷史中國」的豐富意 涵，從而看到今天「現代中國」的問題點。

不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面臨的最大課題，其實都是如何 向被統治者解釋其統治的正當性。而從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崇尚「德 治」這樣一個超越「民族」和時代的普世價值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 一個歷史的事實 —大多的「中國人」其實就來自於歷史上屬於「周 邊」、屬於「異民族」的集團；而「中華」的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正 是通過與周邊和異民族的交往融匯，才得以造就和形成。歷史上「中 國」和「中國人」的持續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周邊」和「異民族」 的不斷加入。這種歷史趨勢的形成，當然與「天下思想」關於統治正 當性的解釋及其實踐（即崇尚德治）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進入二十 世紀以後，這一歷史趨勢戛然而止，「異民族」和「周邊」的離反，使 中國在處理與異民族、與周邊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一直不斷地遇到 嚴重的危機和挑戰。其原因，與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不得不順從世界 潮流從形式上放棄「天下思想」，而各個政權又積極走上一條自己所 理解的建設「國民國家」（實為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道路有關。

建設「中華民族國家」之目標的問題點，在於以「民族」代替了 「國民」。對於近代以後、尤其是今天處於周邊的「少數民族」之所以難以對中國產生國家認同，有人說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又 有人說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而帶來的特殊感；其實透過表 相可以看出，二者的問題性質完全相同。那就是，在處理「民族」與 「國家」的問題上，近代中國缺乏一種實踐和真正實現「國民國家」的 思想。近代的「國民國家」的理想就是實現社會全體的平等、公平和 公正，所以無論是「非國民」或是「超國民」，都是出於一種把少數民 族視為「他者」（other）、但是卻又不願讓它們自由脫離的思想。如果 說中華民國政權沒有能夠實現對少數民族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更 加願意以「民族」來替代「國民」一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難道不 是如此嗎？出於以上認識，從隨著中國近代政治轉型而在文化、社 會、政治層面上出現的各種變化，具體說來就是：近代中國社會對 於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和揚棄、近代中國關於統治正當性的解釋、 近代中國社會的社會流動性、近代中國不同時代各個政權的政體性 質及其政策決定因素等角度，探討二十世紀以來「周邊」為何拒絕「中 國」，「異民族」的集團為何抵制「中國人」意識；或者說，他們為何 不能或不願成為中國的「國民」，他們的「中國人」意識是如何被消失 或因何而消失的問題。

周邊的異民族集團是否建立和如何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其政治 力學關係當然首先表現在處於中心的國家政權和處於邊緣的民族集 團這兩個維度之間。但同時，這一力學關係又是以中國社會和少數 民族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文化、宗教、政治、經濟以及人類生 態環境形態為背景而展開的。因此，本書按照歷史沿革，從筆者至 今發表於各種學術場合的論文中選取相關素材，以不同的人群、不 同的社會領域和不同的問題層面，盡可能全面地分析近代以來「少數 民族」在對中國建立國家認同問題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除第九章之 外，本書其他主要內容和章節都曾在各種學術場合發表過，但是為 了更加精確地回答以上問題，此次收入本書時又結合筆者多年之思考，再次做了大幅度的修訂。全書結構大致如下：

本書第一章、第二章從社會構造和文化系統之間關係的角度， 考察傳統中國能夠促使具有不同於漢人的獨特文化的民族集團對中 國產生認同意識的原因。

第一章〈從「穆斯林」到「中國人」—晉江陳埭丁氏宗族的「本 土化」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現代中國研究》第30 期，2012年3月，第1–27頁1 ），主要利用族譜等地方史資料，通過 考察一個原本為穆斯林的群體如何在中國南方農村社會的自然生態 和人類生態中逐漸轉化為「中國人」的歷史過程，研究傳統中國能夠 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甚至是來源於不同國家的人們的社會 機制，並從中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保證平等和公平的社會流動的政 治文化因素，以及平等和公平的社會流動在促使形成統一的國家認 同上之意義。

第二章〈「『回教』與『回民』含義不同」—白壽彝與開 封的故事〉（原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93期，2005年12 月，第96–105頁，原名〈二重的忠誠 —白壽彝和開封的故事〉）， 以1930年代的白壽彝先生對國家和民族集團的「二重的忠誠」為例， 通過考察中國歷史文化古城開封對白壽彝思想之形成所產生的影 響，分析二十世紀上半期前中國社會中何以能夠產生和保持讓多文 化共存的空間，以及一個具有自己獨特文化個性的「民族」集團，對 個體的「民俗」文化和全體的「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二者所進行的 區分，在其形成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上的意義。

本書第三章、第四章從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過程的角度，考察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對「國家」與「民族」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處理，對被 視為「周邊」的少數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所發生的影響。 第三章〈「漢奸」考 —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原刊載 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83期，2004年6月，第63–73頁， 原名〈「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其增補版刊載於日本 岩波書店《思想》第981期，2006年1月，第28–47頁，原名〈「漢奸」考〉），通過考察「漢」由一個文化共同體符號、到最後變成一個「民 族」的符號，「漢奸」由一個原本是滿清王朝統治者用來表達自己與 被統治者（漢）同屬一個利益集團的詞彙、到最後被改造為對外極端 民族主義符號的歷史過程，分析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關於國家與民族 之間關係的傳統思想之所以發生衍變，以及步入近代之際將「漢民 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進行切割的行為，與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之關 係。

第四章〈「中華民族國家」的魅力與凝聚力 —近代民族與近代 國家的二重奏〉（原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世紀中國》網絡版，2003年 7月；後轉載於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北京大學社會 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學社會學研究通訊》[Sociology of Ethnicity]第 60期，2010年1月，第1–8頁，原名〈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 —關於 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歷史思考〉），則通過考察二十世紀初設計 和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實踐，進一步考察受到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影響的中華民國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們對「國民國家」思想之理解，為 甚麼影響了周邊的少數民族形成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本書第五章、第六章分別考察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期和取得 政權之後的對少數民族政策，從中共關於「國家」與「民族」關係之思 想的變遷脈絡中，分析中共治理少數民族之特點。

第五章〈斷裂的「民族」話語 —「蒙古民族」問題與中共民族政 策的歷史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中國研究所《中國研究月報》第563 期，1995年1月，第19–28頁2 ），通過考察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出 籠、變化和最後定型之過程與各個時期的蒙古民族問題之關係，分 析中共各個時期決定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原則，以及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