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史叢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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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陳鴻森教授研究清代學術前後四十年，向以博聞多識、考訂精審著稱。本書係作者就歷年所撰有關清代學術、人物傳記考訂之文，精選十五篇結集而成。作者擅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樸學研究的心態。本書各文或考證《清史稿》、《清史列傳》兩書〈儒林傳〉之訛誤，或訂補《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書年歲之訛缺，或稽考學者學行事跡，或辨正名家撰著史實歷來之沿誤。凡所考所訂，莫不廣徵博引，排比事證，詳其原委。而評論段玉裁、武億、朱文藻學術諸文，更另闢蹊徑，為學界開啟一個新的研究視野。
目錄
上冊
序／黃愛平
《清史稿‧儒林傳》舉正
《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
《清史列傳》汪憲、朱文藻傳訂誤
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補
錢坫事跡考證
陳鱣事跡辨正
下冊
馬宗璉行年考
錢大昕《養新餘錄》考辨
〈記洞過水〉非段玉裁所作辨
錢大昕、陳鱣詩稿二種辨偽
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
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
強項無欲武虛谷──清代中州樸學第一名宿武億學術述要
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
《清代學術史叢考》書後／徐道彬
清代學術史的新視野──幕後與臺下／賀廣如
《清代學術史叢考》跋／華喆
後記／陳鴻森
序／黃愛平
《清史稿‧儒林傳》舉正
《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
《清史列傳》汪憲、朱文藻傳訂誤
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補
錢坫事跡考證
陳鱣事跡辨正
下冊
馬宗璉行年考
錢大昕《養新餘錄》考辨
〈記洞過水〉非段玉裁所作辨
錢大昕、陳鱣詩稿二種辨偽
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
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
強項無欲武虛谷──清代中州樸學第一名宿武億學術述要
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
《清代學術史叢考》書後／徐道彬
清代學術史的新視野──幕後與臺下／賀廣如
《清代學術史叢考》跋／華喆
後記／陳鴻森
序／導讀
黃愛平序
《清代學術史叢考》一書，是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鴻森先生從數十年讀書治學撰寫發表的論文中精選編成的清代學術史論集。所收錄之十五篇論文，據其研究內容和性質，大體可分為四類。
其一，訂正史傳及工具書訛謬者。若〈《清史稿‧儒林傳》舉正〉、〈《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二篇，分別訂正《清史稿‧儒林傳》和《清史列傳‧儒林傳》所載學人傳記中有關生平行跡、生卒年月疏誤之處，前者考訂二十八事，涉及學者二十八人，後者則涉及二十九人；〈《清史列傳》汪憲、朱文藻傳訂誤〉，則專門訂正《清史列傳》所載汪憲、朱文藻傳訛舛之處。他若〈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為姜亮夫所撰工具書《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中有關清人生卒年歲補充疏略，辨正是非，所訂補者計六十人；〈《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補〉，則為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訛補缺，所訂補者凡八十人。
其二，考辨學者生平行跡者。計〈錢坫事跡考證〉、〈陳鱣事跡辨正〉、〈馬宗璉行年考〉三篇，分別考辨錢坫、陳鱣和馬宗璉生平事跡、學行著述等問題，或補史傳之缺，或糾前賢之誤，以為研究者知人論世提供更為翔實可信的資料。
其三，考訂學人著述者。包括〈錢大昕《養新餘錄》考辨〉、〈「記洞過水」非段玉裁所作辨〉、〈錢大昕、陳鱣詩稿二種辨偽〉、〈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四篇，分別考訂《養新餘錄》、〈記洞過水〉，錢大昕、陳鱣詩稿及阮元致王引之書札等學人著述，以辨正前賢時哲之誤，並連帶述及清代學術之相關問題。
其四，論述學人學術者。計〈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強項無欲武虛谷──清代中州樸學第一名宿武億學術述要〉、〈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三篇，分別論述段玉裁、武億、朱文藻諸學者之學術，藉以揭示清代學術歷來為人所忽視的另一形態和意象。
全書所收論文，數量雖然不多，分量卻很重。筆者費數十日之力，拜讀一過，深為先生讀書之多、用功之巨、考證之精、論辨之確所折服。竊以為先生對清代學術有關問題的考辨和研究，最值得吾人推許者，厥有數端。
一為廣博的文獻基礎。先生研治清代學術，無論是訂正史傳及工具書訛謬，抑或考辨學者生平、著述，乃至論述學人學術，無不建立在廣博深厚的文獻基礎之上。讀先生之文，深歎其涉獵之廣，積澱之厚，凡論一人，考一書，辨一事，小至勘正生卒年歲之誤，大至討論清代學術生態，均廣徵博引古今各種文獻資料，以為立說之依據。即以〈《清史稿‧儒林傳》舉正〉、〈《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二篇觀之，所考訂辨正史傳紀事、年月之誤者合計五十七人，引據的文獻資料竟至三百餘種（篇），注釋多達三百七十六條。再就〈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補〉二篇而言，訂補兩部工具書所載清人生卒年歲之訛缺者凡一百四十人，引據的文獻資料近五百種（篇），注釋更多至四百九十六條。清儒阮元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作序，盛稱錢氏學術之難能，學養之深厚，有言：「凡此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首）以此觀先生之學，洵亦足當之。
二為精深的考據功夫。清代主流學術，本以考據之方法為其最大特色，亦以考據之成就最受學界推崇。先生秉承乾嘉樸學遺緒，讀書極認真，心思極細密，尤善體察精微，辨析毫芒，拾遺補缺，糾謬正訛。其考辨所得，大多卓有見地，確鑿不易。以錢大昕《養新餘錄》為例。據其子錢東塾跋稱，是書係《十駕齋養新錄》付刻之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因恐先人著述「有遺珠之憾」，故為之「繕錄清本，分為三卷」（《十駕齋養新餘錄》卷末），付梓刊刻。其曾孫錢慶曾纂《竹汀居士年譜續編》，亦謂錢大昕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刊刻《十駕齋養新錄》手定本，「後所得為《養新餘錄》三卷」（《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嘉慶八年條）。錢氏後人既言之鑿鑿，歷來學者亦無異辭。然先生細讀錢大昕之書，卻發現此說頗有疑點，遂爬梳文獻，廣蒐證據，逐一予以考證：其一，《養新錄》雖編定于嘉慶四年，但其後仍續有增益，最晚有撰于嘉慶八年五月者，可知錢大昕續有所得者已增入其中；其二，《養新錄》付刻在嘉慶八年十二月，次年十月錢大昕即謝世，其間相距僅十閱月，錢大昕年高體衰，目眊耳聵，蓋已無心力別撰續錄；其三，《養新餘錄》所載諸條，不但罕有發明，反而間有訛誤，甚至與《養新錄》相互抵牾，以錢氏治學之嚴謹，學風之矜慎，不當有疏失、違戾如此者。先生由此得出結論：《養新餘錄》實為錢大昕纂次《養新錄》時所芟去者，而非如錢氏後人所言，乃錢大昕於《養新錄》付刻後所續得者。他如考證〈記洞過水〉一文非段玉裁所作，辨析錢大昕、陳鱣詩稿之真偽，考訂阮元致王引之書札所涉相關學林故實，考辨錢坫、陳鱣、馬宗璉諸學人生平行跡等，均原原本本，確有據依，既抉人所未發，又極具說服力。清學素重考據，其考證之精，識見之卓，時人已有定評，阮元致王引之書，即稱其經訓「條條精確不磨，銳見卓識，不勝贊歎」（羅振玉輯《昭代經師手簡》二編），而今拜讀先生之文，益信其考據之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也。
三為平實的治學態度。先生為學，重視讀書，崇尚考據，所撰著者，亦多糾謬補缺、辨正是非之作。然先生從不以此矜勝自傲，無論對前賢時哲，抑或學界成果，始終抱持一種「護惜」的真情，一種平實的態度。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詳載歷代人物姓氏籍貫、生卒年歲及相關碑傳資料；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專載清代人物生卒年、字號、籍貫及資料出處，二者均為研究清學之重要參考書，先生亦高度評價二書乃學者「涉津之筏，案頭必不可少之書也」。然積多年讀書治學之心得，先生深知「古人年歲，碑誌、傳記所載時有出入；科舉、任官履歷，復有官年、實齡之差」，二書「收錄人物既多，間有微失，固所不免」，因不憚繁難，廣徵博引，為之補充疏略，辨正是非。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同為乾嘉學術巨擘，當時著名學者段玉裁、孫星衍、阮元等多有與之往來論學書札，後羅振玉輯為《昭代經師手簡》，影印行世，誠為研究王氏父子及乾嘉學術之重要資料。王國維考論王氏著述，劉盼遂撰《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均多有取資。然各通書札多未署年月，以故研究利用頗為不便，甚有誤判者。先生乃取其中阮元致王引之書札九通，逐一為之考釋，既證實各札之寫作年代，又闡明其中所涉之學林故實，並訂正前賢論說繫年之訛誤。凡此諸篇，先生均秉持「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之溫情與敬意，孜孜矻矻，實事求是，致力於為前賢時哲訂訛補闕。清儒錢大昕有言：「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莊書〉）先生追蹤乾嘉、尚友昔賢之苦心孤詣，於此可見一斑。
四為獨特的研究視角。先生研治清代學術，不僅有廣博的文獻基礎，精深的考據功夫，平實的治學態度，尤具獨特的研究視角。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的學術史、思想史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數精英學者和經典著作，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更為龐大的知識群體和數量更多的流散於天地間若存若亡的文獻資料。清代亦復如此，學界一般多關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學誠等少數名家大師，而那些共同建構有清一代學術生態並為清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眾多學人，卻大多處在為人所遺忘的角落。有鑑於此，先生尤為致力於發掘一些重要而長期被學界所忽略的學者，蒐羅其遺聞軼事，鉤稽其散佚著述，排纂其學行事跡，並藉由這些學者生涯史的發掘，逐漸發現一些學術史湮失的斷面，進而揭示出清代學術歷來鮮為人知的另一形態和意象。以朱文藻為例，朱氏出身寒微，蹉跎科場，長期以代人校書、編書、撰述，維持生計。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下層文人，先生通過經年累月的爬梳鉤稽，從其已刊、未刊之《朗齋先生遺集》、《碧谿詩話》、《校訂存疑》等著述，同時代學者之詩文，以及筆記、書目、詩話、方志、族譜等文獻資料中，一一還原出其學術活動與生命軌跡：館于杭州著名藏書家汪氏振綺堂之時，不僅為之編纂《振綺堂書錄》十冊，還鈔錄編校當時學者厲鶚所著《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杭世駿所著《三國志補注》、《榕城詩話》，嚴誠所著《鐵橋全集》等書，又曾參訂、校勘鮑廷博所刻《知不足齋叢書》，協助吳顥纂輯《國朝杭郡詩輯》；後隨浙江學政王杰入京，佐校《四庫全書》及《續三通》諸書，並為其編纂《葆醇堂藏書錄》；南歸後，先後助王昶重修《西湖志》，佐邵晉涵重訂《杭州府志》，為陶元藻增補《全浙詩話》，為黃易代撰《濟寜金石志》，又應阮元之邀，參與分纂《山左金石志》、《兩浙輶軒錄》，還為王昶編訂《金石萃編》，等等。然因其一介寒士，為人代工，所參與編纂、校訂、撰述各書，多未署名，即或有列名或言及者，亦語焉不詳，甚至其自撰之《說文繫傳考異》，亦被誤為他人之作，以故後世聲名不彰，史傳所載，頗多疏誤。有賴先生闡幽發微，既為史傳之文訂訛正誤，又全面呈現出其學術生涯，不僅使其生平行跡彰顯於世，而且還由此揭示出「清代下層知識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者長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現象，以及清代社會某種上下掠食而又相互依存的學術生態鏈」。他如對錢坫、陳鱣、馬宗璉等生平行跡的考訂補正，均眼光向下，關注到清代一般知識學人之生涯史；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研究，亦獨闢蹊徑，討論是書之成與當時江南學術圈的關係。誠如先生所言，作為清學這座大山的登山家，先生窮數十年之功，日夕寢饋其中，不辭辛苦地「攀巖、闢鑿、探勘、篳路藍縷」，所見山之形態和意象，自然與一般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者大異其趣。甚矣！先生之研究，不僅豐富了吾人對清代學術的認知，而且為清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極具啟發意義的新視角。
事實上，先生多年潛心治學，厚積薄發，其所造之境遠不止此。據悉，先生即將問世的大著還有《漢唐經學研究》、《清代經學史研究》、《乾嘉名宿年譜彙編》，另有《西莊遺文輯存》、《潛研堂遺文輯存》、《揅經室遺文輯存》、《乾嘉群賢遺文輯存初編》等為清代學者拾遺補缺之作即將出版。真可謂桑榆未晚，霞光滿天，其沾溉學界者，固可待也。
余與先生相識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舉辦的「明代經學研討會」。彼時兩岸學術交流剛剛起步，吾人甫知海外學術會議論文發表尚有評議之環節，而先生即為拙文之評議人。論年齒，先生略長余數歲，論學問，余乃弗逮遠甚，且先生在臺灣學界，素以功底扎實，學風謹嚴，言辭犀利著稱，以故私心不免惴惴。然蒙先生不棄，對拙文獎掖有加，又于會後邀請余並余之導師王俊義教授至其別墅汐止山居做客，到臺北最好的飯店用餐。期間頻頻討論學術，相談甚歡。自此而後，余與王俊義教授多次赴臺，均蒙先生熱情接待，而先生有機會到北京，吾輩也得以略盡地主之誼。再之後，余之博士生因研究需要先後赴臺，或查閱圖書資料，或參加會議研討，凡有拜託先生之處，先生無不傾力為之，於學術上悉心指導，生活上多方關照。余感念之際，于先生學問人品，愈加欽佩。
二○一七年末，先生來京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中國古典學學術研討會，因得以有機會與先生見面暢談。言及清代學術，先生謂其多年讀書治學，間有心得，筆之為文，陸續發表，擬將其中關涉清代學人行跡、學術考據者，結集出版，定名為《清代學術史叢考》，並囑余為之作序。乍聞之下，余深為惶恐不安，以後學晚輩淺薄之資，何能序先生大作！因逡巡遷延，未敢動筆。二○一八歲杪，先生再度來京，晤談之際，不以余譾陋，再加囑託。余卻之不恭，憶及先生多次言及，當年其以一介本科畢業之青年學子，得歷史語言研究所耆宿陳槃院士、王叔岷教授賞識，許以「讀書種子」之稱，並聯名推薦入所任職。多年來，無時不以此刻苦自勵，爬梳文獻，沉潛學問，思以乾嘉樸學之法，研治乾嘉學術，庶不負學界碩儒之期許。然時光流逝，風尚漸變，前輩大家多已故去，傳統學術乏人問津，新一代學人崇尚新奇，惟傾心于歐風美雨，文獻不復講求，考據更鮮功夫，因之一己之學術追求，愈益與當今學界趨向枘鑿不合，以致被戲稱為「乾嘉餘孽」，目之為「史語所最後一位舊學殘壘」。每語至此，先生輒有落落寡合，同道難覓，知音甚鮮之感。余忝為學界中人，亦涉乾嘉學術，雖資質駑鈍，根底淺薄，然深知「讀書種子」不可斷絕，學術命脈必當延續，故于先生其學其人，欽佩而外，更頗有惺惺相惜之意，因略述先生治學特色與學術旨趣及與先生交往之顛末于此，冀治清學者或有助益焉。是為序。
己亥年初春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清代學術史叢考》一書，是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鴻森先生從數十年讀書治學撰寫發表的論文中精選編成的清代學術史論集。所收錄之十五篇論文，據其研究內容和性質，大體可分為四類。
其一，訂正史傳及工具書訛謬者。若〈《清史稿‧儒林傳》舉正〉、〈《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二篇，分別訂正《清史稿‧儒林傳》和《清史列傳‧儒林傳》所載學人傳記中有關生平行跡、生卒年月疏誤之處，前者考訂二十八事，涉及學者二十八人，後者則涉及二十九人；〈《清史列傳》汪憲、朱文藻傳訂誤〉，則專門訂正《清史列傳》所載汪憲、朱文藻傳訛舛之處。他若〈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為姜亮夫所撰工具書《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中有關清人生卒年歲補充疏略，辨正是非，所訂補者計六十人；〈《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補〉，則為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訛補缺，所訂補者凡八十人。
其二，考辨學者生平行跡者。計〈錢坫事跡考證〉、〈陳鱣事跡辨正〉、〈馬宗璉行年考〉三篇，分別考辨錢坫、陳鱣和馬宗璉生平事跡、學行著述等問題，或補史傳之缺，或糾前賢之誤，以為研究者知人論世提供更為翔實可信的資料。
其三，考訂學人著述者。包括〈錢大昕《養新餘錄》考辨〉、〈「記洞過水」非段玉裁所作辨〉、〈錢大昕、陳鱣詩稿二種辨偽〉、〈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四篇，分別考訂《養新餘錄》、〈記洞過水〉，錢大昕、陳鱣詩稿及阮元致王引之書札等學人著述，以辨正前賢時哲之誤，並連帶述及清代學術之相關問題。
其四，論述學人學術者。計〈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強項無欲武虛谷──清代中州樸學第一名宿武億學術述要〉、〈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三篇，分別論述段玉裁、武億、朱文藻諸學者之學術，藉以揭示清代學術歷來為人所忽視的另一形態和意象。
全書所收論文，數量雖然不多，分量卻很重。筆者費數十日之力，拜讀一過，深為先生讀書之多、用功之巨、考證之精、論辨之確所折服。竊以為先生對清代學術有關問題的考辨和研究，最值得吾人推許者，厥有數端。
一為廣博的文獻基礎。先生研治清代學術，無論是訂正史傳及工具書訛謬，抑或考辨學者生平、著述，乃至論述學人學術，無不建立在廣博深厚的文獻基礎之上。讀先生之文，深歎其涉獵之廣，積澱之厚，凡論一人，考一書，辨一事，小至勘正生卒年歲之誤，大至討論清代學術生態，均廣徵博引古今各種文獻資料，以為立說之依據。即以〈《清史稿‧儒林傳》舉正〉、〈《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二篇觀之，所考訂辨正史傳紀事、年月之誤者合計五十七人，引據的文獻資料竟至三百餘種（篇），注釋多達三百七十六條。再就〈清代學者疑年考──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訂訛〉、〈《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訂補〉二篇而言，訂補兩部工具書所載清人生卒年歲之訛缺者凡一百四十人，引據的文獻資料近五百種（篇），注釋更多至四百九十六條。清儒阮元為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作序，盛稱錢氏學術之難能，學養之深厚，有言：「凡此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剩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首）以此觀先生之學，洵亦足當之。
二為精深的考據功夫。清代主流學術，本以考據之方法為其最大特色，亦以考據之成就最受學界推崇。先生秉承乾嘉樸學遺緒，讀書極認真，心思極細密，尤善體察精微，辨析毫芒，拾遺補缺，糾謬正訛。其考辨所得，大多卓有見地，確鑿不易。以錢大昕《養新餘錄》為例。據其子錢東塾跋稱，是書係《十駕齋養新錄》付刻之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因恐先人著述「有遺珠之憾」，故為之「繕錄清本，分為三卷」（《十駕齋養新餘錄》卷末），付梓刊刻。其曾孫錢慶曾纂《竹汀居士年譜續編》，亦謂錢大昕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刊刻《十駕齋養新錄》手定本，「後所得為《養新餘錄》三卷」（《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嘉慶八年條）。錢氏後人既言之鑿鑿，歷來學者亦無異辭。然先生細讀錢大昕之書，卻發現此說頗有疑點，遂爬梳文獻，廣蒐證據，逐一予以考證：其一，《養新錄》雖編定于嘉慶四年，但其後仍續有增益，最晚有撰于嘉慶八年五月者，可知錢大昕續有所得者已增入其中；其二，《養新錄》付刻在嘉慶八年十二月，次年十月錢大昕即謝世，其間相距僅十閱月，錢大昕年高體衰，目眊耳聵，蓋已無心力別撰續錄；其三，《養新餘錄》所載諸條，不但罕有發明，反而間有訛誤，甚至與《養新錄》相互抵牾，以錢氏治學之嚴謹，學風之矜慎，不當有疏失、違戾如此者。先生由此得出結論：《養新餘錄》實為錢大昕纂次《養新錄》時所芟去者，而非如錢氏後人所言，乃錢大昕於《養新錄》付刻後所續得者。他如考證〈記洞過水〉一文非段玉裁所作，辨析錢大昕、陳鱣詩稿之真偽，考訂阮元致王引之書札所涉相關學林故實，考辨錢坫、陳鱣、馬宗璉諸學人生平行跡等，均原原本本，確有據依，既抉人所未發，又極具說服力。清學素重考據，其考證之精，識見之卓，時人已有定評，阮元致王引之書，即稱其經訓「條條精確不磨，銳見卓識，不勝贊歎」（羅振玉輯《昭代經師手簡》二編），而今拜讀先生之文，益信其考據之功，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也。
三為平實的治學態度。先生為學，重視讀書，崇尚考據，所撰著者，亦多糾謬補缺、辨正是非之作。然先生從不以此矜勝自傲，無論對前賢時哲，抑或學界成果，始終抱持一種「護惜」的真情，一種平實的態度。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詳載歷代人物姓氏籍貫、生卒年歲及相關碑傳資料；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專載清代人物生卒年、字號、籍貫及資料出處，二者均為研究清學之重要參考書，先生亦高度評價二書乃學者「涉津之筏，案頭必不可少之書也」。然積多年讀書治學之心得，先生深知「古人年歲，碑誌、傳記所載時有出入；科舉、任官履歷，復有官年、實齡之差」，二書「收錄人物既多，間有微失，固所不免」，因不憚繁難，廣徵博引，為之補充疏略，辨正是非。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同為乾嘉學術巨擘，當時著名學者段玉裁、孫星衍、阮元等多有與之往來論學書札，後羅振玉輯為《昭代經師手簡》，影印行世，誠為研究王氏父子及乾嘉學術之重要資料。王國維考論王氏著述，劉盼遂撰《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均多有取資。然各通書札多未署年月，以故研究利用頗為不便，甚有誤判者。先生乃取其中阮元致王引之書札九通，逐一為之考釋，既證實各札之寫作年代，又闡明其中所涉之學林故實，並訂正前賢論說繫年之訛誤。凡此諸篇，先生均秉持「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之溫情與敬意，孜孜矻矻，實事求是，致力於為前賢時哲訂訛補闕。清儒錢大昕有言：「學問乃千秋事，訂訛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答王西莊書〉）先生追蹤乾嘉、尚友昔賢之苦心孤詣，於此可見一斑。
四為獨特的研究視角。先生研治清代學術，不僅有廣博的文獻基礎，精深的考據功夫，平實的治學態度，尤具獨特的研究視角。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的學術史、思想史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數精英學者和經典著作，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更為龐大的知識群體和數量更多的流散於天地間若存若亡的文獻資料。清代亦復如此，學界一般多關注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學誠等少數名家大師，而那些共同建構有清一代學術生態並為清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眾多學人，卻大多處在為人所遺忘的角落。有鑑於此，先生尤為致力於發掘一些重要而長期被學界所忽略的學者，蒐羅其遺聞軼事，鉤稽其散佚著述，排纂其學行事跡，並藉由這些學者生涯史的發掘，逐漸發現一些學術史湮失的斷面，進而揭示出清代學術歷來鮮為人知的另一形態和意象。以朱文藻為例，朱氏出身寒微，蹉跎科場，長期以代人校書、編書、撰述，維持生計。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下層文人，先生通過經年累月的爬梳鉤稽，從其已刊、未刊之《朗齋先生遺集》、《碧谿詩話》、《校訂存疑》等著述，同時代學者之詩文，以及筆記、書目、詩話、方志、族譜等文獻資料中，一一還原出其學術活動與生命軌跡：館于杭州著名藏書家汪氏振綺堂之時，不僅為之編纂《振綺堂書錄》十冊，還鈔錄編校當時學者厲鶚所著《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杭世駿所著《三國志補注》、《榕城詩話》，嚴誠所著《鐵橋全集》等書，又曾參訂、校勘鮑廷博所刻《知不足齋叢書》，協助吳顥纂輯《國朝杭郡詩輯》；後隨浙江學政王杰入京，佐校《四庫全書》及《續三通》諸書，並為其編纂《葆醇堂藏書錄》；南歸後，先後助王昶重修《西湖志》，佐邵晉涵重訂《杭州府志》，為陶元藻增補《全浙詩話》，為黃易代撰《濟寜金石志》，又應阮元之邀，參與分纂《山左金石志》、《兩浙輶軒錄》，還為王昶編訂《金石萃編》，等等。然因其一介寒士，為人代工，所參與編纂、校訂、撰述各書，多未署名，即或有列名或言及者，亦語焉不詳，甚至其自撰之《說文繫傳考異》，亦被誤為他人之作，以故後世聲名不彰，史傳所載，頗多疏誤。有賴先生闡幽發微，既為史傳之文訂訛正誤，又全面呈現出其學術生涯，不僅使其生平行跡彰顯於世，而且還由此揭示出「清代下層知識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研究者長期忽略的著述代工現象，以及清代社會某種上下掠食而又相互依存的學術生態鏈」。他如對錢坫、陳鱣、馬宗璉等生平行跡的考訂補正，均眼光向下，關注到清代一般知識學人之生涯史；對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研究，亦獨闢蹊徑，討論是書之成與當時江南學術圈的關係。誠如先生所言，作為清學這座大山的登山家，先生窮數十年之功，日夕寢饋其中，不辭辛苦地「攀巖、闢鑿、探勘、篳路藍縷」，所見山之形態和意象，自然與一般走馬觀花、浮光掠影者大異其趣。甚矣！先生之研究，不僅豐富了吾人對清代學術的認知，而且為清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極具啟發意義的新視角。
事實上，先生多年潛心治學，厚積薄發，其所造之境遠不止此。據悉，先生即將問世的大著還有《漢唐經學研究》、《清代經學史研究》、《乾嘉名宿年譜彙編》，另有《西莊遺文輯存》、《潛研堂遺文輯存》、《揅經室遺文輯存》、《乾嘉群賢遺文輯存初編》等為清代學者拾遺補缺之作即將出版。真可謂桑榆未晚，霞光滿天，其沾溉學界者，固可待也。
余與先生相識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舉辦的「明代經學研討會」。彼時兩岸學術交流剛剛起步，吾人甫知海外學術會議論文發表尚有評議之環節，而先生即為拙文之評議人。論年齒，先生略長余數歲，論學問，余乃弗逮遠甚，且先生在臺灣學界，素以功底扎實，學風謹嚴，言辭犀利著稱，以故私心不免惴惴。然蒙先生不棄，對拙文獎掖有加，又于會後邀請余並余之導師王俊義教授至其別墅汐止山居做客，到臺北最好的飯店用餐。期間頻頻討論學術，相談甚歡。自此而後，余與王俊義教授多次赴臺，均蒙先生熱情接待，而先生有機會到北京，吾輩也得以略盡地主之誼。再之後，余之博士生因研究需要先後赴臺，或查閱圖書資料，或參加會議研討，凡有拜託先生之處，先生無不傾力為之，於學術上悉心指導，生活上多方關照。余感念之際，于先生學問人品，愈加欽佩。
二○一七年末，先生來京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中國古典學學術研討會，因得以有機會與先生見面暢談。言及清代學術，先生謂其多年讀書治學，間有心得，筆之為文，陸續發表，擬將其中關涉清代學人行跡、學術考據者，結集出版，定名為《清代學術史叢考》，並囑余為之作序。乍聞之下，余深為惶恐不安，以後學晚輩淺薄之資，何能序先生大作！因逡巡遷延，未敢動筆。二○一八歲杪，先生再度來京，晤談之際，不以余譾陋，再加囑託。余卻之不恭，憶及先生多次言及，當年其以一介本科畢業之青年學子，得歷史語言研究所耆宿陳槃院士、王叔岷教授賞識，許以「讀書種子」之稱，並聯名推薦入所任職。多年來，無時不以此刻苦自勵，爬梳文獻，沉潛學問，思以乾嘉樸學之法，研治乾嘉學術，庶不負學界碩儒之期許。然時光流逝，風尚漸變，前輩大家多已故去，傳統學術乏人問津，新一代學人崇尚新奇，惟傾心于歐風美雨，文獻不復講求，考據更鮮功夫，因之一己之學術追求，愈益與當今學界趨向枘鑿不合，以致被戲稱為「乾嘉餘孽」，目之為「史語所最後一位舊學殘壘」。每語至此，先生輒有落落寡合，同道難覓，知音甚鮮之感。余忝為學界中人，亦涉乾嘉學術，雖資質駑鈍，根底淺薄，然深知「讀書種子」不可斷絕，學術命脈必當延續，故于先生其學其人，欽佩而外，更頗有惺惺相惜之意，因略述先生治學特色與學術旨趣及與先生交往之顛末于此，冀治清學者或有助益焉。是為序。
己亥年初春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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