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越山河

序

義憤做為歷史小說的書寫驅力    

林俊頴

據說常被誤會是台灣作家的香港西西，在《故事裏的故事》（洪範，一九九八）的自序，為「歷史」、「小說」能否融為生命共同體提出了亦莊亦諧的精闢見解，幾段珠璣抄錄在下：

「西方史學家把歷史解爲『組合的記憶』（History is organized memory.）。晚近若干英美女性主義者把History一字拆讀，引申出所謂『歷史』就是男性霸權中心的產物，换言之，即是偏颇的、他的記憶；揚言須另塑Herstory一字，以示抗衡。我呢，從寫作的角度著眼，卻似眾里尋它千百度，忽爾重逢，禁不說聲Hi story:故事，你好。故事，就是過去之事，時態是過去式的。個人前生是個人的故事，可以寫成自傅；人類的前半生是人類的故事，可以寫成史傳。要是真有人這樣書寫，那麼事雖過去，其實再生，時光儼如倒流，過去又可以是當下了。」

「小說注重想像，歷史注重事實。但二者的界線自模糊，又彼此滲透。史傳往往充滿虛構情節，小說又常常相當真實。」

「多少史書，這裏那裏不甘受制於客觀實證，時而流露理想的成份？而小說，經過許多年的發展變化，向壁虛構之餘，容或因時因人而異，可始終沒摒棄從人類的記憶裏取材。這或就是小說生生不息的原因。當史學家開始向歷史的斷裂、失憶處考據，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小說作者，是否也可以從故事裡再書寫，故事裡再生故事，嘗試在重重對照裡反省我們自己？」

歷史與小說，當然遠不只是說故事而已，書寫者也當然不只是將過去的人事物鉤沉出土，重新見光，讓當代人溫習。我個人認為，歷史與小說，根柢上是兩套不同的邏輯觀念，兩種通往不同國度的書寫。殊途必定不同歸。小說硬是天生有一份自由與野性，闢如稀有元素，寫起歷史故事可以有另一種眼光，注目既成史實的邊緣、廢墟或洞窟。兩者結合，究竟產下的是怪物還是神人？相對於歷史的求實據實，小說憑藉著虛構特權，得以出入虛實，以虛搏實，以假亂實，借用阿基米德的名言，給他一個虛構的支點，就可以撐起地球——遂行其詮釋權，「如果當時不是那樣，會是怎樣的發展與結果？」顛覆之，嘲諷之，戲弄之。確實，歷史小說是與歷史平行的另一個世界，或者是在既成的地基建築擴建改裝，小說家以其獨特的眼光在那烏合有之鄉創造故事，究竟是對抗還是對照歷史（正史）？又其眼光是否能夠探照燈似照亮幽暗、遭忽視之處？讀者自有裁決。

這次進入決審的六篇作品，整體而言，時空跨度不可謂不深廣，被日本軍國殖民的台灣不過是近代之事，最遠上溯明神宗與魏忠賢；小說家轉動地球儀般，飛越台灣海峽，抵達澳門、廣州，再航行印度洋，最遠去到十九世紀中葉的美西的內華達山脈。六位小說家各有意圖與懷抱，但逼視各自瞄準的歷史事件與人物，我相信皆以如椽之筆自許，我更相信他們硬頸地要推翻「歷史是勝利者寫就的」那一尊巨靈怪獸，由是，一個個無名氏庶民、底層小人物、來自異國的異鄉人登場了。如此小說書寫的完成，或可還給他們正義與公道？進而呼群保義？遲來的正義終究是正義。

《司馬遷凝目注視》、《半月樓》與《穿越唐納山口》，是最值得玩味且並列比較的三篇，尤其是《司馬遷凝目注視》、《半月樓》文本互涉一如親兄弟，二位小說家絲毫不閃躲他們的立場與態度，義憤與指控躍然紙上，台灣是否已經瀰漫著歷史虛無與譫妄的瘴氣太久，讓島民無視真相？親身經歷日據/日治/日本時代/始政時代的活口（一體稱之為倖存者確實過於誇張）固然垂垂老矣，但絕非僅是百千人而已，然而掌握話語權資源的居然甘於戀殖、遮掩且美化之。如此現實讓小說家氣沖牛斗，奮而為文，成了一支銳利的標槍，意在射向人心麻痺的群體，即使沒射中也要讓大家驚嚇叫嚷。然而小說畢竟有著技藝的講究，作者是否能夠節制或內斂一己的儘管是俠義正氣，關係著小說的完整與思辨的深度純度，《司馬遷凝目注視》在最末節「開卷」懂得以後設手法自我嘲諷，遂讓悲愴意味更深一層。《半月樓》則是過於急躁，最後一節以今敬古並醜今顯得累贅。相較之下，《穿越唐納山口》冷靜自持，以頭包尾、尾包頭的敘述手法，步步為營，結構扎實，為一個半世紀前被美利堅建國神話畜牲化且工具化的豬仔華工發出深沉悲鳴，共鳴與回響自是恆久在讀者的內心丘壑。

六篇中，最有長篇規模、架式與潛力的當是《渡》，藉由最昌明開化的歐洲人貴族的目光來看衰敗卻毫不自知的大清帝國及其蒙昧子民，行文特有一種韻味，且鋪陳了宗教經文轉譯、利潤龐大的鴉片生意、中國港口大城巨變前的糜爛與東方西方的緊張伏流，這些極有看頭的脈絡顯然作者已是醞釀足夠了，難怪雖然全文讀來欣悅，卻覺得只是一個華麗起頭。

這一屆的成果比起上一屆是豐收或退化，有心的讀者自會給予公平的審判。字數設定二萬篇幅的短篇，與中篇只有一步之隔，對於作者與讀者兩方皆是考驗，尤其作者如何掌控架構與節奏，如何不使枝蔓蕪亂，如何恆定聚焦，如何區隔主要人物與配角的份量，在在考驗書寫的功力。形式取決於內容，雖是老話，然其深意一如醇酒，我們直面現實吧，影視才是當今閱聽的主流，利用「歷史」巧取豪奪之、渲染戲謔之，已是常態，因此歷史小說的影視化也是必然的，然則小說大大不等同於劇本（不管是分場與對白），書寫時若不時分心記掛著影像的改編恐怕已是立基必敗之地；小說是完整的生命體，其細膩、深化、思辨含金量也才足以打磨出獨具另一種眼光，不與眾人彈同調，不阿附主流聲量，不以淺易為第一考量。否則，以服務影像為前提的小說勢必流於扁平，如同產品說明書。這是為何《漂流》與《菩薩》未能得名的主因。

香港梁文道說的真好，遺忘的本身就是不義。電影《我是你的完美男友》（I'm Your Man）有一句台詞：「想要共創未來，你需要書寫過去。」歷史與書寫共負一軛，召喚記憶，翻新記憶，但唯有小說得以重建故事，甚至敢於改寫歷史。此兩者不只是跨界，也不只是混搭（mix & match）的玩意兒，能否起化學作用，出現1+1>2，生出啟示的亮光，這是有志於此的小說家之職責，寫出唯有小說才能寫出的，源頭的歷史才不是封藏地下墓穴的殉葬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