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一本學術論文集，內文中收集了十四篇文章（外加一篇訪問稿），由我的老友──蘇州大學的季進教授──編輯而成，從選材到編排，他一手包辦，而且還寫了一篇〈後記〉，對於我的研究──特別是關於「現代性」的問題──做了一個全盤的分析和介紹。聯經的總編輯胡金倫先生邀我為此書再寫一篇自序，我覺得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只剩下感激之情和鳴謝之意。既然答應寫序，那就大致交代一下個人的研究經歷和本書的內容大要。

回顧這些文章所展示的學術研究歷程，我發現自己的興趣雖然很廣，然而還是沒有越過兩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晚清和五四。這兩個領域，在理論上如何看待？我從來沒有仔細思考過。最近王德威為了紀念五四一百週年，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一個弔詭的命題：「沒有五四，何來晚清？」顯然是對他自己多年前寫的另一篇文章「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回應。這兩篇文章彼此呼應，構成一個極具啟發性的雙重悖論。王德威有意「打破文學史單一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他借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0-1942）的理論，把這兩個「歷史節點」並置，做弔詭式的互相駁詰：「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個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為現代的開端。」他又在句後加上問號，要我們特別注意複雜多端的「問號語義學」。這兩個挑戰性的命題，是從一個當今的「後見之明」的角度提出的，從「是否」問到「何來」和「何以」，已經超越實證性的研究而進入「後設」性的話語論述（discourse）。我自認理論的訓練不足，只能把這兩個命題先做字面上的解釋：前者指的是晚清的文學為五四的新文學奠定了一個基礎，因此中國現代文學史至少應該從晚清開始。而後者則要我們把晚清和五四並置和對照，沒有五四對晚清的期望和失望，我們也看不出晚清現代性的意義。兩者都可以視為現代的開端，端看用的是什麼論述方法。

我如何發現五四和晚清，以及兩者所揭示的「現代性」？只能說是一種「偶然」或「偶合」（serendipity），這名詞源自科學實驗，義大利名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2016）的解釋是：往往一些假的或錯誤的想法和信仰會帶領到真的發現，因而改變了世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 1451-1506）偶然發現新大陸。作為一個渺小的例證，我可以說自己從中國思想史走上現代文學之路，純屬偶然，但也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拙著《我的哈佛歲月》中已經說過，此處不贅。此中有兩個關鍵人物：徐志摩和林琴南，一個是五四浪漫作家的代表，一個是清末古文大家，他不懂外文，卻成了翻譯大家。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後者變成了前者的先驅。因此，可以勉強這麼說：如果當年沒有研究五四作家的意圖，也不會想到這位晚清遺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博士論文出書後，我想掙脫浪漫作家的魔影，轉移目標，研究一個和徐志摩氣質和心態正相反的作家──魯迅。然而，一方面著手研究魯迅，一方面卻對於晚清文學和翻譯念念不忘，多年以來，時斷時續，在晚清的研究領域中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沒有出書。《現代性的想像》這本書收入了七篇關於晚清翻譯的近作，包括重探林紓翻譯哈葛德和司各德小說的兩篇文章，可以代表部分研究的成果，幾乎占了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他文章（少數是多年前的舊作和演講稿），有的和五四新文學有關，包括重探郁達夫的小說和徐志摩的新詩，似乎又回到五四文學的範圍。我對五四的看法顯然屬於「後見之明」，把這兩方面的研究並置在同一本書中，雖然大致照著歷史的連貫性次序，也可以當作我個人研究歷程的過去和現在的一個總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駁詰的紀錄。

文本和歷史的互動關係本來就是我研究方法的重點。晚清的資料多如牛毛，又如何從眾多文本中找到關鍵性的歷史線索，並展示其文化意涵？本書收入的有關晚清文學的文章，表面上看來都是文本分析，其實我關心的都是文本背後的「歷史節點」，它以何種形式在文本中顯現，抑或「缺席」？在漫長的搜集資料和研究分析過程中，我面臨一個難題：晚清時期的大量資料，值得作為文本細讀的作品並不多，王德威在他的《被壓抑的現代性》（Fin-de 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一書中都已分析過了。「細讀」（close reading）背後的理論是「新批評」，本是用來分析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文學作品，後現代理論把文本的完整性解構了，它的蔽塞性打開了，但依然無法處理一個歷史「脈絡」（context）的問題。我認為「脈絡」雖可從文本之內發掘──英文context本來就是文本合成（con-text）的意思，然而少數文本依然不足以窺其大貌，除非是用盧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的方法，從小說的結構窺探歷史的「整體」（totality）。那麼，我的問題是：晚清文學中有沒有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我曾經試圖用盧卡奇的方法來細讀《文明小史》，然而失敗了，只看到這個世界中的眾聲喧譁，但不能從這個文本中發現歷史的「缺席」（這是詹明信〔中國大陸譯作弗里德里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 1934-〕的方法）。因此，我只好由外向內，先看大量的晚清報章雜誌，然後再進入文本分析，並探討不同文本之間的關係。這一個過程的資料整理和分析部分，我沒有留下紀錄，只記得最初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做學術報告的時候，我的題目就是晚清的印刷文化，還引用了法國專家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 1939-）的那本名著《啟蒙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發現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印刷文化和晚清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沒有繼續比較。這些報章雜誌構成了正在興起的閱讀市場。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整理晚清雜誌的目錄，成績卓著，但內容也有不少錯誤，因為沒有任何學者看過目錄所列的所有文本。林琴南翻譯的小說大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說部叢書」的一部分，這套叢書先後出版了數百部之多，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有不少「說部叢書」的單行本，白紙封面印紅色或黑色的書名和標題：例如言情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探險小說等等，內容參差不齊，很多沒有寫完。這是一個洋洋大觀的印刷文化世界，像一個萬花筒，令人目不暇給。我在閱讀過程中發現，這些小說幾乎都是先在報刊上連載，然後出版單行本和叢書。於是我追蹤晚清的著名雜誌，如《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世界》和《小說林》，先審視一本雜誌或報紙的排版和目錄，再看內容，看得我眼花撩亂。僅看目錄就可以發現，內容古今中外雜陳，創作和翻譯小說並置，地位不分彼此，還有彈詞和戲曲，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因此不能用單獨的文本分析方法來審視，而且作者的地位不見得那麼重要，反而反映了當時讀者的口味。我想當年的讀者的閱讀經驗也暗含一種「共時性」──同時閱讀同一期刊載的各種小說的情節，有時候一篇連載小說突然被腰斬，所謂文本的完整性根本不存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種支離破碎的讀法，可以從中看出文本背後的文化動力？否則如何找到歷史的關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