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出日落同步上演：致香港流行文化2012－2017

推薦序

未完成的文化革命

我的第一本書叫做《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是對搖滾樂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的社會與政治力量的提問。作為一個樂迷，我當然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都是一個被流行文化改變的例子，我們在搖滾樂中認識世界，被empowered、被inspired，且許許多多的閱聽者都可能在某些歌聲中，形塑起對世界的共同價值與圖像。當我們都被改變時，不就是世界被搖滾樂改變了嗎？

當然，搖滾樂也被世界改變。意思是，流行文化不是在真空中被生產與傳播的，它反映了特定時空中的政治權力、產業結構、意識形態和美學觀念。因此，每一首歌，每一部電影，每一部電視劇，都可能成為我們理解時代的鑰匙。這也是研究流行文化的魅力與意義。

我在2012年的秋天搬到香港，擔任《號外》雜誌的總編輯。這份雜誌和其中的人和過去三十多年香港流行文化是如此不可分割，而香港的流行文化又曾是如此強大：畢竟我們都是香港流行文化的孩子啊。如今當我的名字被印在這個雜誌上，可知我心中之惶恐是難以言喻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香港正進入一個很不一樣的新時代，無論是政治、社會或流行文化。作為一個關注先鋒趨勢的媒體，我們需要去捕捉新的香港精神。

很快地，我在《明報》上注意到一個作者：阿果。他對電視、音樂等流行文化的評論，不僅精準，且能從個別故事之中，詮釋出整個城市的情緒，不論是焦慮或憤怒，我非常喜歡。不久後，我邀請阿果成為我們的作家之一，而他的文章從不讓人失望。

接着，當時甚有影響力《主場新聞》做了一個《號外》專題，阿果寫了一篇文章比較《號外》和2013年7月創刊的《100毛》，並且評論說後者釋「這個年頭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雜誌，起碼從形式上」，因為他們的語彙和形式，更能掌握到這個時代青年的sensibility。

這個評論我是接受的——但我要抗議的是：阿果對比的《號外》年代是早期的狀態，而不是從2013年初開始的《號外》。當然，基本上我們和他所描述的過往《號外》在形式、語言和美學上，仍然是一脈相承的，你可以說是老派、知識份子或者文化人。

但在內在精神上，正如阿果寫到，《100毛》誕生的年代如同七十年代的中期，是一個「變」的年代，那麼我當然也希望讓《號外》去和這個變化的年代對話，甚至成為這個「變」的一部分，不論是新的政治運動、社會議題（如同志運動、土地正義），或者當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逐漸消逝，而新一代的獨立音樂和電影開始出現時，我們要讓這些新聲音更宏亮、更強壯，更成為新的香港精神。

說來是一種特殊的緣分，阿果提到2012年香港進入這個改變的年代（這也是本書的起點），而我正好是在這一年秋天、在反國教運動佔領政總後的一個月，來到香港，進入《號外》。這個城市和這個媒體都正在改變。

在我2015年春天要離港返台時，劉細良曾在一個場合提出一個很犀利評論。他說《號外》一直是要讓香港精神變得glamorous：在八九十年代，這個對象是流行文化，所以封面是那些迷人的明星icon。但我主編的2013年1月開始，我們是讓香港的新社會聲音和獨立文化變得glamorous，不論是改版第一期的封面人物學民思潮、第二期的大愛同盟，或者在fashion issue的封面放上獨立樂隊觸執毛。因為他們才是這時代的香港精神。

是的，從2012到2015年，香港的確在經歷一場巨大的典範轉移。然而，當舊的典範已然崩塌，而獨立音樂看似起來了，《十年》拿到了金像獎最佳電影、新媒體好似更活躍，但這個文化革命真的會完成嗎？

此刻的我們不能知道答案。本書中的批評與研究，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更重要的是，革命尚未成功，香港不能放棄。

張鐵志

台灣文化評論人，曾在2012年11月到2015 年5月擔任《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