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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陳超的文學批評洋溢著一種誠懇的感悟力，也充滿理解、對話和價值確認的渴望。他的先鋒詩歌研究，是對這個時代想像力的高度、詩歌精神的寬度所作的卓越解讀。」——第六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 授獎詞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下篇「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是對20世紀60年代至今，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詩人的研究，如：北島、食指、海子、于堅、西川、翟永明等詩人，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本書旨在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本書特色
1. 本書學理性和時效性並舉，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2. 本書對20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並對60年代至今，中國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的詩人的研究，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
3. 本書試圖從單一化的批評模式中跳出，探尋一種姑且稱之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方式，實踐一種以話語的歷史生成為重心，同步開啟歷史文化闡釋和文體修辭闡釋的新的綜合批評模式。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下篇「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是對20世紀60年代至今，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詩人的研究，如：北島、食指、海子、于堅、西川、翟永明等詩人，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本書旨在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本書特色
1. 本書學理性和時效性並舉，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2. 本書對20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並對60年代至今，中國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的詩人的研究，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
3. 本書試圖從單一化的批評模式中跳出，探尋一種姑且稱之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方式，實踐一種以話語的歷史生成為重心，同步開啟歷史文化闡釋和文體修辭闡釋的新的綜合批評模式。
目錄
自 序
上 篇 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
第一章 深入生命、靈魂和歷史生存的想像力之光──先鋒詩歌20年，一份個人的回顧與展望
第二章 先鋒詩的困境和可能前景
一、深入當代
二、可能的詩歌寫作
三、另一種火焰或升階書
四、大眾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詩歌寫作
第三章 精神向度：五組「兩難」境遇的整合
一、個體主體性對整體生存的包容
二、「不純」中生命的「純粹」
三、讓語言本體與功能同時「到場」
四、虛無與充實的現代轉換
五、「飄泊與定居」互為表裡
第四章 貧乏中的自我再剝奪──先鋒「流行詩」的反文化、反道德問題
第五章 「正典」與創造生成的「理解」──現代詩人與傳統的能動關係
第六章 文學的「求真意志」──對現代性寫作的價值基點的思考
下 篇 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
第七章 「X小組」和「太陽縱隊」：三位前驅詩人──郭世英、張鶴慈、張郎郎詩歌論
一、郭世英：向生存向藝術擲出的「X」
二、張鶴慈：「掙斷了蛛網般的血管……」
三、張郎郎：「太陽縱隊」的大頑童騎士
第八章 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獨輪車──食指詩歌論
第九章 讓詩與真互贈沉重的尊嚴──北島詩歌論
第十章 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海子詩歌論
第十一章 讓蒙面人說話──西川詩歌論
第十二章 「反詩」與「返詩」──于堅詩歌論
第十三章 女性意識及個人的心靈詞源──翟永明詩歌論
第十四章 精神肖像和潛對話──十位新生代詩人簡論
歐陽江河
駱一禾
韓 東
柏 樺
臧 棣
呂德安
周倫佑
伊 蕾
鄭單衣
大 解
代 跋 我眼中的今日中國詩歌──在2011 年亞洲詩歌節上的主題演講
一、外部環境
二、寫者姿態的變化
三、警覺「泛詩歌」對詩性的稀釋、消解
四、不是「美」，而是「活力」
五、個人化歷史想像力
六、用具體超越具體
七、探尋本土經驗的「裝載單」
上 篇 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
第一章 深入生命、靈魂和歷史生存的想像力之光──先鋒詩歌20年，一份個人的回顧與展望
第二章 先鋒詩的困境和可能前景
一、深入當代
二、可能的詩歌寫作
三、另一種火焰或升階書
四、大眾傳媒話語膨脹時代的詩歌寫作
第三章 精神向度：五組「兩難」境遇的整合
一、個體主體性對整體生存的包容
二、「不純」中生命的「純粹」
三、讓語言本體與功能同時「到場」
四、虛無與充實的現代轉換
五、「飄泊與定居」互為表裡
第四章 貧乏中的自我再剝奪──先鋒「流行詩」的反文化、反道德問題
第五章 「正典」與創造生成的「理解」──現代詩人與傳統的能動關係
第六章 文學的「求真意志」──對現代性寫作的價值基點的思考
下 篇 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
第七章 「X小組」和「太陽縱隊」：三位前驅詩人──郭世英、張鶴慈、張郎郎詩歌論
一、郭世英：向生存向藝術擲出的「X」
二、張鶴慈：「掙斷了蛛網般的血管……」
三、張郎郎：「太陽縱隊」的大頑童騎士
第八章 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獨輪車──食指詩歌論
第九章 讓詩與真互贈沉重的尊嚴──北島詩歌論
第十章 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海子詩歌論
第十一章 讓蒙面人說話──西川詩歌論
第十二章 「反詩」與「返詩」──于堅詩歌論
第十三章 女性意識及個人的心靈詞源──翟永明詩歌論
第十四章 精神肖像和潛對話──十位新生代詩人簡論
歐陽江河
駱一禾
韓 東
柏 樺
臧 棣
呂德安
周倫佑
伊 蕾
鄭單衣
大 解
代 跋 我眼中的今日中國詩歌──在2011 年亞洲詩歌節上的主題演講
一、外部環境
二、寫者姿態的變化
三、警覺「泛詩歌」對詩性的稀釋、消解
四、不是「美」，而是「活力」
五、個人化歷史想像力
六、用具體超越具體
七、探尋本土經驗的「裝載單」
序／導讀
序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是對20 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下篇「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是對20世紀60年代至今，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的詩人的研究，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筆者希望做到專業性和可讀性，學理性和時效性並舉，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本書取名為「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代表著我對先鋒詩歌的價值的基本認識，同時也是此書的基本論旨。我以為，對先鋒詩歌而言，詩歌外在的型模「成規」，還不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是那種「表達現代人對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語言」，即先鋒詩歌的意味和表達其意味的話語方式，是同步發生、彼此選擇、彼此發現、彼此照亮的。這決定了優秀的先鋒詩歌，不僅是特殊的修辭技藝，也是詩人試圖揭示和命名生存、歷史、生命、文化中的噬心困境，所產生的「精神重力」。而且，這種「精神重力」體現在先鋒詩歌中，也並非類聚化的「代言人」式表達，而是來自於詩人個體生命體驗所浸潤的「個人詞源」。在現代社會，先鋒詩歌要為捍衛個人心靈感受的價值而申辯，詩人雖然要處理個人經驗中的公共性，但更專注於公共經驗中個人的特殊性。詩人尋求個人化的語言，個人化的書寫、命名能力，常常將公共化的語詞變為個人「發明」般的新詞，像是汲於「個人詞源」的深井。
我以為，同時堅持這兩個維度，將有助於我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衡估「詩與真」的關係問題。在此，「精神重力」和「個人詞源」，是在對話關係中展開的兩個相互激發、相互平衡、相互吸引──簡言之，是「相互贈予」的因素。對先鋒詩而言，缺乏「個人詞源」的「精神重力」，時常會淪為空泛的見證式表態；而沒有「精神重力」在其中的「個人詞源」，則常常淪為微不足道的私語化「遣興」。正是成功的個人心靈詞源，贈予精神重力以藝術的尊嚴；而精神重力，則贈予個人心靈詞源以具體歷史生存語境中的分量。
詩學文本介入當下寫作語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是我寫作此書的動力。在寫作這些詩人專論和理論探討文字時，我會不斷回想起中國先鋒詩歌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今所走過的激動人心的道路。同時，我也清晰地感到，從價值確認，詮釋模式，運思向度，到措辭特性上，自己的批評方法也正在經歷著一個較大的轉變。下面，我想集中對書中所實踐的批評意識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因為它不僅是詩歌批評方法轉型的問題，還事關如何打破當下詩歌創作的「幽閉」狀態，重置詩的具體歷史及文化位置，以及對中國先鋒詩歌歷史承載力和形式激發力的綜合性理解。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詩歌批評家或是單一地貼近社會學和文化闡釋，或是專注於文體形式研究，或是印象式地表達自己的審美感受。這些批評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顯的缺陷──它們人為地將先鋒詩的意義闡釋和形式研究割裂，硬性地使之「各自為陣」了。上面談到，先鋒詩是「表達現代人對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語言」，這決定了其「功能」與「本體」是同步呈現的。緣此，我們應該樹立「舞蹈與舞者不能分開」（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語）的意識，積極尋求真正有效地「兼治」或「打通」二者的方式，避免「分而治之」帶來的缺失。如果說，前些年採取「分治」是為了使詩歌批評更走向「內部」，有一定專業推進力的話，那麼今天依然如此，則就有明顯的保守性了。
詩歌於社會、歷史、文化、性別、階級等大有關係，其文體修辭形式也是詩歌之為詩歌的本體依據。在有效的批評中，它們均不可或缺。我們不能顧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應有能力將之扭結一體做出綜合批評。說到底，真正有活力的詩歌批評，探討的應是綜合性的事關具體歷史語境下先鋒詩「寫作」諸方面的問題。而要對「寫作」這個關聯域廣闊的概念進行綜合考察，則需要樹立「形式就是恰當地達到了目的的內容」，即本體與功能不再硬性割裂的、求實的理念。因為，「那些外部關係本身即為文本所有，包含在文本內部。內部和外部的區分，正如大多數這類二項對立一樣，結果都被證明是人為的，是騙人的。」圍繞綜合性的當下詩歌「寫作」問題，筆者明顯感到上述詩歌批評，將本體與意義做「二分法」的處理，或依賴於某種單一的批評「範式」進行批評寫作，是乏力的，至少是不順手或不夠用的。如何將詩歌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有效地打通，就成為需要我們考慮的重要問題。
本書作者試圖從單一化的批評模式中跳出，探尋一種姑且稱之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方式。本書的「上篇」，採取了較為明顯的「知識僭越」或曰跨界的策略，逾出專門化的「學科知識體制」，開啟歷史哲學視野，乃至社會學視野，將歷史話語、社會學話語、哲學話語，融通到詩學話語中，為先鋒詩的意識背景做出深層次的透視，以求把詩歌清晰地顯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有這個意識背景鋪墊，本書「下篇」的詩人論，同樣打破以往詩歌批評內在的制度性侷限，在對詩人個體審美話語的分析中，自覺地引入歷史話語分析的維度。實踐一種以話語的歷史生成為重心，同步開啟歷史文化闡釋和文體修辭闡釋的新的綜合批評模式。
使詩論話語能對社會歷史和修辭學的雙重視野作出回應，把對詩歌的文體意識、修辭特性的細讀辨析，同步融滲到歷史話語的建構中，這就是我的想法。因此，面對中國先鋒詩歌，筆者不僅僅觀照其形式本體，還將之作為一種勇毅的文化實踐、文化奮爭，來考察其特定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比如在論述當代先鋒詩歷史上不同階段的標誌性詩人，特別是郭世英、張鶴慈、北島、西川、于堅、翟永明、海子時，筆者就自覺地將其納入較為開闊和縱深的社會歷史和詩學的對話關係中，體現了微觀研究中的宏觀視野。從對其詩歌話語的修辭學、文體形式的分析中發現「症候」，將之引入某種社會文化視野，透視出詩的困境和可能性，揭示出其歷史的、文化的壓力。
我為自己設計的批評路線和目標，是要回答如下問題：詩歌說了什麼？怎樣說的？由誰說？對誰說？在什麼時間和歷史語境下說？納入何種意義系統中說？這就既離不開對詩歌揭示的具體歷史語境的分析，同樣也離不開對個人話語的修辭學分析。因為，詩歌不僅表達了詩人的情感經驗，而表達這種情感經驗的修辭路徑本身，也是他的歷史的情感經驗的重要構成部分；換言之，不只是他的情感經驗運用了某種修辭，同時也是這種修辭才「建構」了他的歷史情感經驗。詩歌批評的歷史化、社會化內涵，其實是內在於語言修辭方式裡的。因為在很多時候，不只是詩人的意識和修辭的才能決定著話語的意義，而且還有具體歷史語境中的話語的集體無意識的「自我運動」，決定了詩人的意識。
「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要求批評家保持對具體歷史語境和詩歌語言∕文體問題的雙重關注，使詩論寫作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從而對歷史生存、文化、生命、文體、語言（包括宏觀和微觀的修辭技藝），進行扭結一體的處理。既不是單一地對其文本解讀來傳釋詩歌母題與理念，避免只做主題的社會學分析；也不單純從本體修辭學的角度探尋其詩歌話語的審美特性，避免把詩歌文本從歷史語境中抽離，使之「美文」化、風格技藝化。而是將它們相互融滲，共時遊走。這樣，詩歌批評就可能有效地聯接起修辭學分析和歷史話語分析，文體學批評和文學社會學批評，體現出宏觀歷史洞察中的微觀專業化視角，使批評充滿具體歷史語境中的緊張感和摩擦力，和對詩歌寫作內部問題的有效打開。在自覺而有力的歷史文化批評和修辭學批評的融會中，才可能增強批評話語介入當下創作的活力和有效性，並能對即將來臨的歷史─審美修辭話語的可能性，給予「話語想像」、「話語召喚」的積極參與。
我認為，自覺地將對美學的省察與對歷史生存的省察交織在一起，從人的具體歷史語境出發去把握先鋒詩歌的活力和美，使語言不再作為修辭學意義上的「美文」，而是人與生存之間真正的臨界點和困境來考察，這些都是一個時代的詩學富於活力的標誌。雖然筆者做得尚顯粗笨，但也清晰地感到了批評理念的這種轉變，給自己帶來的較為開闊的批評視界。
或許會有同行說，你所說的「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不就是時下流行的那種告別「新批評」之類的形式主義研究，走向所謂的「文化批評」麼？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文化批評」對我確有啟發，但我以為，與「文化批評」相比，「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更多地具有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它是對詩歌語言技藝環節和歷史生存的雙重關注。這裡的「修辭學」既指向審美的語言技藝，同時又被「歷史」所修正和限定，換言之，它同時指向對詩歌文本審美修辭特性的分析，和對人置身其中的具體歷史語境的揭示，是一種綜合的考察審美話語和歷史話語的「實踐－反思的詩學」。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抱怨道：「所有對文學作品審美價值持敵意者不會走開，他們會培養出一批體制性的憎恨者」，「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餘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我以為，從為「文學性」和「經典性」籠統地辯護上來看，布魯姆的抱怨有一定道理和糾偏的時效性。但布魯姆對支撐著何為「文學性」、「經典性」，誰的「文學性」、「經典性」，背後的價值預設和認知前提，缺乏某種必要的反思。似乎它們是「天經地義」、「從來如此」而無需爭辯的。比如，在他看來，艾略特（T.S. Eliot）的詩歌，不僅算不上「經典」，甚至算不上是好詩。難道就因為艾略特詩歌除審美話語外，尚有較多宗教、哲學、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甚至社會歷史文化元素嗎？而這些，在我看來恰恰是艾略特詩歌的傑出之處。他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歷史語境中的詩與思」，是對20 世紀80年代以降，在不斷變化的歷史語境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中的幾個彼此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下篇「先鋒詩歷時性線索中的『範型』」，是對20世紀60年代至今，先鋒詩歌發展史上的幾位標誌性、代表性的詩人的研究，並試圖在論述時以個案帶出史的線索。筆者希望做到專業性和可讀性，學理性和時效性並舉，勾勒和闡釋中國先鋒詩歌發展的概貌，為此後對先鋒詩歌做進一步的歷史和美學評價，提供相對可靠的起點或某一角度的參照。
本書取名為「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代表著我對先鋒詩歌的價值的基本認識，同時也是此書的基本論旨。我以為，對先鋒詩歌而言，詩歌外在的型模「成規」，還不是決定性的，決定性的是那種「表達現代人對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語言」，即先鋒詩歌的意味和表達其意味的話語方式，是同步發生、彼此選擇、彼此發現、彼此照亮的。這決定了優秀的先鋒詩歌，不僅是特殊的修辭技藝，也是詩人試圖揭示和命名生存、歷史、生命、文化中的噬心困境，所產生的「精神重力」。而且，這種「精神重力」體現在先鋒詩歌中，也並非類聚化的「代言人」式表達，而是來自於詩人個體生命體驗所浸潤的「個人詞源」。在現代社會，先鋒詩歌要為捍衛個人心靈感受的價值而申辯，詩人雖然要處理個人經驗中的公共性，但更專注於公共經驗中個人的特殊性。詩人尋求個人化的語言，個人化的書寫、命名能力，常常將公共化的語詞變為個人「發明」般的新詞，像是汲於「個人詞源」的深井。
我以為，同時堅持這兩個維度，將有助於我們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如何衡估「詩與真」的關係問題。在此，「精神重力」和「個人詞源」，是在對話關係中展開的兩個相互激發、相互平衡、相互吸引──簡言之，是「相互贈予」的因素。對先鋒詩而言，缺乏「個人詞源」的「精神重力」，時常會淪為空泛的見證式表態；而沒有「精神重力」在其中的「個人詞源」，則常常淪為微不足道的私語化「遣興」。正是成功的個人心靈詞源，贈予精神重力以藝術的尊嚴；而精神重力，則贈予個人心靈詞源以具體歷史生存語境中的分量。
詩學文本介入當下寫作語境的活力和有效性，是我寫作此書的動力。在寫作這些詩人專論和理論探討文字時，我會不斷回想起中國先鋒詩歌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今所走過的激動人心的道路。同時，我也清晰地感到，從價值確認，詮釋模式，運思向度，到措辭特性上，自己的批評方法也正在經歷著一個較大的轉變。下面，我想集中對書中所實踐的批評意識做一些必要的說明，因為它不僅是詩歌批評方法轉型的問題，還事關如何打破當下詩歌創作的「幽閉」狀態，重置詩的具體歷史及文化位置，以及對中國先鋒詩歌歷史承載力和形式激發力的綜合性理解。
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詩歌批評家或是單一地貼近社會學和文化闡釋，或是專注於文體形式研究，或是印象式地表達自己的審美感受。這些批評文本各有佳境，但也有明顯的缺陷──它們人為地將先鋒詩的意義闡釋和形式研究割裂，硬性地使之「各自為陣」了。上面談到，先鋒詩是「表達現代人對生存的特殊感受力的特殊語言」，這決定了其「功能」與「本體」是同步呈現的。緣此，我們應該樹立「舞蹈與舞者不能分開」（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語）的意識，積極尋求真正有效地「兼治」或「打通」二者的方式，避免「分而治之」帶來的缺失。如果說，前些年採取「分治」是為了使詩歌批評更走向「內部」，有一定專業推進力的話，那麼今天依然如此，則就有明顯的保守性了。
詩歌於社會、歷史、文化、性別、階級等大有關係，其文體修辭形式也是詩歌之為詩歌的本體依據。在有效的批評中，它們均不可或缺。我們不能顧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應有能力將之扭結一體做出綜合批評。說到底，真正有活力的詩歌批評，探討的應是綜合性的事關具體歷史語境下先鋒詩「寫作」諸方面的問題。而要對「寫作」這個關聯域廣闊的概念進行綜合考察，則需要樹立「形式就是恰當地達到了目的的內容」，即本體與功能不再硬性割裂的、求實的理念。因為，「那些外部關係本身即為文本所有，包含在文本內部。內部和外部的區分，正如大多數這類二項對立一樣，結果都被證明是人為的，是騙人的。」圍繞綜合性的當下詩歌「寫作」問題，筆者明顯感到上述詩歌批評，將本體與意義做「二分法」的處理，或依賴於某種單一的批評「範式」進行批評寫作，是乏力的，至少是不順手或不夠用的。如何將詩歌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有效地打通，就成為需要我們考慮的重要問題。
本書作者試圖從單一化的批評模式中跳出，探尋一種姑且稱之為「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的方式。本書的「上篇」，採取了較為明顯的「知識僭越」或曰跨界的策略，逾出專門化的「學科知識體制」，開啟歷史哲學視野，乃至社會學視野，將歷史話語、社會學話語、哲學話語，融通到詩學話語中，為先鋒詩的意識背景做出深層次的透視，以求把詩歌清晰地顯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有這個意識背景鋪墊，本書「下篇」的詩人論，同樣打破以往詩歌批評內在的制度性侷限，在對詩人個體審美話語的分析中，自覺地引入歷史話語分析的維度。實踐一種以話語的歷史生成為重心，同步開啟歷史文化闡釋和文體修辭闡釋的新的綜合批評模式。
使詩論話語能對社會歷史和修辭學的雙重視野作出回應，把對詩歌的文體意識、修辭特性的細讀辨析，同步融滲到歷史話語的建構中，這就是我的想法。因此，面對中國先鋒詩歌，筆者不僅僅觀照其形式本體，還將之作為一種勇毅的文化實踐、文化奮爭，來考察其特定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比如在論述當代先鋒詩歷史上不同階段的標誌性詩人，特別是郭世英、張鶴慈、北島、西川、于堅、翟永明、海子時，筆者就自覺地將其納入較為開闊和縱深的社會歷史和詩學的對話關係中，體現了微觀研究中的宏觀視野。從對其詩歌話語的修辭學、文體形式的分析中發現「症候」，將之引入某種社會文化視野，透視出詩的困境和可能性，揭示出其歷史的、文化的壓力。
我為自己設計的批評路線和目標，是要回答如下問題：詩歌說了什麼？怎樣說的？由誰說？對誰說？在什麼時間和歷史語境下說？納入何種意義系統中說？這就既離不開對詩歌揭示的具體歷史語境的分析，同樣也離不開對個人話語的修辭學分析。因為，詩歌不僅表達了詩人的情感經驗，而表達這種情感經驗的修辭路徑本身，也是他的歷史的情感經驗的重要構成部分；換言之，不只是他的情感經驗運用了某種修辭，同時也是這種修辭才「建構」了他的歷史情感經驗。詩歌批評的歷史化、社會化內涵，其實是內在於語言修辭方式裡的。因為在很多時候，不只是詩人的意識和修辭的才能決定著話語的意義，而且還有具體歷史語境中的話語的集體無意識的「自我運動」，決定了詩人的意識。
「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要求批評家保持對具體歷史語境和詩歌語言∕文體問題的雙重關注，使詩論寫作兼容具體歷史語境的真實性和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從而對歷史生存、文化、生命、文體、語言（包括宏觀和微觀的修辭技藝），進行扭結一體的處理。既不是單一地對其文本解讀來傳釋詩歌母題與理念，避免只做主題的社會學分析；也不單純從本體修辭學的角度探尋其詩歌話語的審美特性，避免把詩歌文本從歷史語境中抽離，使之「美文」化、風格技藝化。而是將它們相互融滲，共時遊走。這樣，詩歌批評就可能有效地聯接起修辭學分析和歷史話語分析，文體學批評和文學社會學批評，體現出宏觀歷史洞察中的微觀專業化視角，使批評充滿具體歷史語境中的緊張感和摩擦力，和對詩歌寫作內部問題的有效打開。在自覺而有力的歷史文化批評和修辭學批評的融會中，才可能增強批評話語介入當下創作的活力和有效性，並能對即將來臨的歷史─審美修辭話語的可能性，給予「話語想像」、「話語召喚」的積極參與。
我認為，自覺地將對美學的省察與對歷史生存的省察交織在一起，從人的具體歷史語境出發去把握先鋒詩歌的活力和美，使語言不再作為修辭學意義上的「美文」，而是人與生存之間真正的臨界點和困境來考察，這些都是一個時代的詩學富於活力的標誌。雖然筆者做得尚顯粗笨，但也清晰地感到了批評理念的這種轉變，給自己帶來的較為開闊的批評視界。
或許會有同行說，你所說的「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不就是時下流行的那種告別「新批評」之類的形式主義研究，走向所謂的「文化批評」麼？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文化批評」對我確有啟發，但我以為，與「文化批評」相比，「歷史－修辭學的綜合批評」更多地具有詩學問題的專業性。它是對詩歌語言技藝環節和歷史生存的雙重關注。這裡的「修辭學」既指向審美的語言技藝，同時又被「歷史」所修正和限定，換言之，它同時指向對詩歌文本審美修辭特性的分析，和對人置身其中的具體歷史語境的揭示，是一種綜合的考察審美話語和歷史話語的「實踐－反思的詩學」。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抱怨道：「所有對文學作品審美價值持敵意者不會走開，他們會培養出一批體制性的憎恨者」，「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餘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我以為，從為「文學性」和「經典性」籠統地辯護上來看，布魯姆的抱怨有一定道理和糾偏的時效性。但布魯姆對支撐著何為「文學性」、「經典性」，誰的「文學性」、「經典性」，背後的價值預設和認知前提，缺乏某種必要的反思。似乎它們是「天經地義」、「從來如此」而無需爭辯的。比如，在他看來，艾略特（T.S. Eliot）的詩歌，不僅算不上「經典」，甚至算不上是好詩。難道就因為艾略特詩歌除審美話語外，尚有較多宗教、哲學、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甚至社會歷史文化元素嗎？而這些，在我看來恰恰是艾略特詩歌的傑出之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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