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醫革命：表維醫院的生與死

第一章 一振出局

　　我注意到璜．葛拉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脖子，我在兩公里外就能認出。巴德是十九樓的主治醫師，我正和他巡視病房。巴德．黑曼醫生身高將近兩百公分，瘦得像根竹竿，是位內科醫生，長久以來一直與鄰近中國城的「墳墓」，亦即曼哈頓監獄，合作進行矯正署的臨床醫療。身為不屈不撓的弱勢支持者，他知道天有不測風雲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而富人與他的病人唯一的不同，在於富人能有選擇。我們通常從一端開始，最後再繞回來。即使有些病人在我們開始巡房時不在牢房，等到我們繞回來時，他們也會神奇地出現。牢獄生活實在乏善可陳，他們不會錯過能和新人說話的機會。這裡有二十五個人，年紀從十七歲到七十三歲都有，待在病房裡的時間少則僅有幾小時，多則長達五個月以上。即使他們穿著病人服，站在崗位上的矯正署警官仍提醒著他們身為囚犯的身份。出入的柵欄門是堅固的金屬門，並且上了鎖。病房裡沒有任何裝飾，也沒有任何色彩。所有的窗戶都裝上了金屬編織網。
　　警衛、柵欄門、身分識別證、更多的柵欄門，這些重重關卡讓人很難「順道來一趟」，而我就是那種會順道拜訪的醫師與醫療主管，寧願四處巡房也不願坐在辦公桌前。你得熟悉病房。真正瞭解醫院的人，只要在醫院裡繞上幾個小時、與人說說話、問幾個問題，就能評估出這家醫院的實際情況。你會很清楚這裡正在發生什麼事。你不需要十位督察花上兩週時間，慢條斯理地檢查醫院政策與程序步驟。幾件醫療警訊事件就能告訴你這家醫院只有表面工夫還是玩真的。
　　葛拉身材修長，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相當瘦，身穿醫院發下的睡袍與拖鞋，一頭剪得很短的花白頭髮，短短的山羊鬍，以及兩公里外我就能認出的脖子。從那腫脹的程度我能立刻判斷究竟是怎麼回事。我能預期每一個問題、爭議、副作用、治療選擇與可供替代的方案。我不知道他有什麼故事、他從哪裡來、他待過哪裡，或是到目前為止他走過什麼樣的人生。但我相當確定知道他未來有哪些可能性。他脖子上的左邊腫瘤有四顆高爾夫球那麼大，裡頭的淋巴結腫大，把皮膚繃得緊緊的。這些淋巴結並不會讓他感覺疼痛或影響吞嚥。他雖然瘦，但不算憔悴，手裡還拿著一杯水。他的疾病惡化了，而他能撐過的機率非常渺茫。我不禁懷疑，自己身為一名醫師，能用什麼方法為葛拉日漸凋萎的生命帶來正面影響。
　　許多醫師會選擇待在岸上觀看，根本不會上船。許多醫師著迷於實驗室數值與穿戴白袍和聽診器的儀式，電腦現在安全地把他們與病患隔開，所以他們幾乎連看病人一眼都不需要，接著便換下一位病人。對於這種醫師，病患死去是對其自戀的一記重擊，觸發對於失去的最根本恐懼，代表著專業上的深深失敗。醫療應該能挽救生命，卻成了一場騙局。儘管有那些食物療法、特殊療程、鉅額花費——儘管有其他專家加入、手術、次要醫療選擇、藥物試驗與挽救化療，這些無效的治療方式本身就象徵著醫生無法接受最終的結局。於是醫生變得冰冷無情，試圖保衛權力的假象。但這層假象根本站不住腳，因為違反了物理定律——一切終將死亡。熵本身這個必然的結果是不可撼動的。第二定律 優於一切，總是如此，莊家絕不會輸。
　　我遲疑著要不要走向葛拉。讓我猶豫不前的原因，是我自己正從一模一樣的疾病康復中。我曾罹患SCC，亦即鱗狀上皮細胞癌，我的右側扁桃腺附近曾有一個花生米大小的病灶，治療從前年十月中的一個週一開始，至十二月初完成最後一次的放射線治療與化療。那些併發症與恢復過程仍歷歷在目。那時我脖子上有個結節頑固無比，放射線與化學治療藥物都無法動搖分毫，直到療程幾乎結束時，才終於在幾天內萎縮。他的腫瘤會消失嗎？我的腫瘤會捲土重來嗎？他的命運是否預示我自己的未來？看見他的脖子讓我產生不願承認的焦慮，卻只能自己獨立承擔。看見你內心最深處的恐懼成真，並立即就在你眼前這個人身上顯現，是很痛苦的一件事。這不只是一種移情作用，覺得這可能就是我，而更像是這很有可能是不久將來的我。我盡可能不去想這些念頭。身體健康的醫師不會有我這麼瞭解他之後將面臨什麼。
　　我走向他，伸出手，說：「早安，我是醫生，是這間醫院裡負責治療你的醫療小組之一。你有點時間聊一下嗎？」

*

　　我從後門溜進辦公室時，佩蒂正領著兩位特勤組人員從前門走入。今早我原本打算第一件事是去看葛拉，但在走廊就被一位主任醫生攔下，說手術室裡出了問題。思索出解決方法花了我近乎整整一小時，於是我不得不先回到辦公室。我要佩蒂儘快查明葛拉到底怎麼了，接著問候這兩位男士。
　　他們倆是標準的美國政府軍人，身材健壯，最近才修剪過的短髮，灰色的廉價成衣西裝，白色塑膠耳機的線路消失在脖子以下，以及無所不在的寫字板。總統與其他各國首領即將於下週在聯合國碰面，所以他們來到這裡檢查醫院維安，並確認外傷與心臟科是否準備就緒，因為表維醫院是這些各國首領的指定收治醫院。這兩人親自來醫院一趟仔細檢查。身為危機管理系統的一部份，我們演練了各種不同的觸發危機狀況，譬如生化攻擊、大規模人員創傷以及髒彈 。我用黛安娜送我的新濃縮咖啡機替他們煮了咖啡。一盒甜甜圈已經神奇地現身在擦得發亮的木製會議桌上。他們不需要法式鹹派和沛綠雅氣泡水伺候。即使他們每年都會來，我們總是會針對清單上的項目一一檢查。
　　蘭迪，這位年長的特勤軍官問：「你們院內有二十四小時待命的創傷主治醫師嗎？」
　　有。
　　「專用創傷手術室？」
　　有。
　　「目前緊急增援的案例？」
　　「兩週前有場槍戰，三個病人送入創傷部門後，幾分鐘內就被送入手術室。」我這麼回應。「競爭幫派因為毒品勢力範圍談不攏而交戰。這些病人用了五十單位的血液與血品。我們可以迅速從血庫與姐妹醫院調來大量血液。」
　　蘭迪抬起頭微笑，說：「就像馬里蘭醫院，只是他們擅長處理的車禍，不是刀槍俱樂部。你們這兒有直昇機能降落的地方嗎？」
　　有。
　　另一個年輕人吉姆則是在整場會面裡不斷地在黑莓機上打字。我們舒適自在地閒聊、吃著甜甜圈，同時那兩人也完成了必要的文書工作。
　　接著我們沿著加護病房的中央行政中心走了一圈，若有引人注目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因為創傷或其他威脅生命的狀況而被送入醫院，這處空間必須要確保絕對安全。　　
　　我停下腳步，將這兩位男士介紹給瑪莉亞，她是外科加護病房的秘書，同時也是神經外科的住院總醫師。我短暫探訪了一下創傷小組的十五名成員，他們正圍繞著一張病床，上頭躺著一名昏迷不醒的年輕女子，她騎機車時被一名分心開車的八十多歲老人撞上，她整個人被撞得低飛出去，造成顱骨多處骨折、腦內出血，與會壓壞腦幹以上所有組織的腦腫脹。醫生們正在做著完全遠在電腦斷層掃描年代之前的測試，像是瞳孔對光有反應嗎？瞳孔的大小一樣嗎？把她的頭轉到一側時，是否見到洋娃娃眼動現象？她長得眉清目秀，有一頭深色長髮。有那麼一瞬間，她讓我想起自己的女兒，於是我別開了目光。她和我女兒差不多相同年紀，我難過到無法再繼續想下去。
　　我的手機響起，我一面檢查手機，一面陪著兩位特勤人員走到電梯前。是佩蒂——墨西哥衛生部長在市長辦公室的行程延誤了。我們有場會面，要討論表維醫院與墨西哥領事館已經建立發展的合作關係，提供醫療服務給大量湧入的合法及非法墨西哥移民——這些移民光是在大都會區便超過五十萬人，整個美國則有一千兩百萬人。我要佩蒂等部長來了之後打電話給我。
　　佩蒂向我保證，她正在追查葛拉的病例。「老大，我想你該知道一下，法魯茲醫生正在這裡等著見你。我告訴他你在樓上很忙，但他說他會等下去。他要跟你抱怨……」我祈求自己有足夠的耐心，然後掛上電話。
　　「這裡真是閒不下來。」其中一位特勤人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