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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這是一個你我難以想像的世界
勇氣、平安、足以溫飽，是飽受威權恐嚇、死亡威脅緬甸華人最深切的渴望。
一個軍人專政社會、一群為了生存、脫貧的社會底層人們最真實的告白。
穿越臘戌到台灣，7個人、10天、100萬深入中緬邊境拍攝的《冰毒》電影幕後紀實，在緬甸，有錢才有尊嚴，人的尊卑端視所擁有的財富與權力，底層人民無助與絕望、最深層的恐懼，導演趙德胤分享他承載生存與離散、出路與抉擇的真實人生。
這本書，不只是《冰毒》的幕後花絮，而是透過電影產生的過程，帶你窺見，我所看到、感受到的緬甸華人社會最真實的生活樣貌。——趙德胤
《冰毒》，近年最受國際影壇矚目的台灣電影；導演趙德胤，是最有潛力成為李安接班人的新銳導演。
趙德胤32歲，出生於窮困的中緬邊境，從小必須三點起床，偷偷摸摸上華文學校，只因緬甸官方不重視教育、排斥華人等非緬民族。
從小到大，毒品交易就從在他的日常生活，毒品，像是與抽煙、酗酒一樣是不健康的「生活用品」而已。他的大哥為了改善家計，冒險到玉礦場工作，卻因染上毒癮回鄉。他的母親也曾試圖讓家庭溫飽，冒險參與運毒。
百年來，緬甸華人在軍政威權、弱肉強食的社會求生存，權力與財富決定尊卑，生命的歷練早已刻在每個人的臉上。所以，趙德胤電影中的主角全是當地的素人，他們不需要演，只要把平日生活在鏡頭前做一遍，就有滿滿的生命力。
在趙德胤的電影裡，這些小人物挑戰命運，急切地抓住機會以脫貧、致富，卻又落入現實的黑洞中，那些鏡頭前截取的悲傷和絕望，和他的生活、真實世界交纏在一起，形成獨特的電影語彙。
在這裡，一個人就是一篇故事。
《冰毒》入圍2014柏林、紐約翠貝卡等40個國際影展，榮獲愛丁堡影展最佳影片，這也是台灣自1947年愛丁堡影展創立以來，第一次摘下最佳影片殊榮，並代表台灣角逐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李安導演盛讚，「這是一部強而有力的電影！」
7個人的迷你團隊，如何在短短十天內，以100萬元拍攝一部電影的幕後花絮？過程中窺見在中緬邊境成長的趙德胤，猶如真實版異域孤軍的童年記憶，以及他如何搭上時光機穿越40年，到台灣踏上電影路的聚離人生。
本書藉由電影《冰毒》，為華人的生存與離散下錨。
名人推薦
震撼推薦
李烈、李康生、周永明、林惠嘉、馬世芳、童子賢、塗翔文、聞天祥、魏德聖、聶永真 (按姓氏筆劃排列)
．電影工作者、影評人／塗翔文
《聚。離。冰毒》這本書像是一曲意外而美麗的二部合聲，由趙德胤的人生經歷與《冰毐》這部電影的拍攝日誌交相疊合而成。
難以想像的生命體驗、險象環生的刻苦拍攝，兩者之間文字來回跳接，彼此看似沒有必然的連貫性，其實卻互為表裡、相輔相成。這本書，既是電影夢的理性實踐，也是生存者的感性呢喃。
．前紐約醫學院病理學研究教授／林惠嘉（本文作者為國際知名導演李安的夫人）
Midi（趙德胤英文名）追尋電影夢的過程，看來彷彿毫無障礙，事實上並不然。以他的成長歷程來看，很有可能因顛沛流離而分散了注意力，或是被那些脫貧、致富的欲望矇蔽了目光，但他沒有。
最可貴的是，他在如此殘酷的環境裡生存了下來，但作品背後呈現的全是「愛」，一份對於底層小人物具有同理心的大愛。
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人的故事（human stories），那麼「拯救世界」或「改變世界」將只是淺薄的口號。近來聽聞我心愛的台灣，部分的年輕人充滿了「小確幸」的風氣，希望這本書可以激發原本追求小確幸的年輕人，在生活中追尋更高的目標。
．設計師／聶永真
如果我們認為「困境」本來就是聰明的題材、足以讓一則故事好看，或更容易成就創作者的成功，請警惕我們自己在庸俗的觀眾劇本裡太過舒適於評論與脈絡的簡化。
我相信心智誠實、邏輯清楚、影像素材的整合天分及敏感無懼的發揮，才是趙德胤能將每份文本詮釋成一部部動人作品的原因。
目錄
推薦序
自序
0 楔子
1 遷徙與出發／Day 1 抵達
2 生存與離散／Day 2 勘景
3 逃離與接受／Day3 場佈
4 威權與反抗／Day4 正式開拍
5 發展與改變／Day5 重頭戲
6 憧憬與現實／Day6 加戲
7 活著與恐懼／Day7 《冰毒》誕生
8 出路與抉擇／Day8 運毒與車拍
9 苦悶與慰藉Day9／改寫結局
10 結束與開始 Day10／殺青與補拍
關於電影
採訪後記
序／導讀
【作者序】
小時候我常常幻想，一覺醒來，全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了，包括穿的衣服、住的房子、自卑且怯弱的心靈。
長大以後我慢慢發現，什麼都改變不了，於是就認命地開始找「活路」（活路為雲南話，意指工作）。
在尋找的過程中，因為某些人、某些事、某些選擇，巧合地把我推向了「電影」這個活路。而這個活路一直引領著我不斷探索、理解那些已知的、未知的關於「人」的存在。
電影對我來說，是一種很簡單又直接的表達和傾吐。因為人生卻很複雜，永遠無法完整地表述。
所以，當我想透過電影來表達人生的時候，往往很痛苦。回頭看自己的作品，都是些斷簡殘章、支離破碎的盡力表達；都是些影像片段的拼湊，在那些空間、時間、人力、資源的種種限制之下，心力交瘁地全力而為表達。
拍電影時，我總是竭盡所能地把個人意志發揮到最極大時，才覺得坦然，才覺得對得起那些真實世界的故事，和故事背後的人、事、物。這樣我也才能在電影完成後，繼續地面對生活，面對下一次創作。
雖然，我的這些作品都密切地跟我的生活、真實世界交纏在一起，但它並不足夠解釋真實世界，解釋我來自中國、緬甸、還是台灣？解釋緬甸、解釋離散、解釋許多注定為永遠的異鄉人的人們的心理處境和生存狀態。
或者說，電影必須跟真實世界擺置在一起，才能夠被完整理解，虛虛實實，才具有意義。
這也是《聚。離。冰毒》這本書誕生的緣起。
感謝與我一起創作《冰毒》的全體演職員，包括：
監製 黃茂昌
主演 吳可熙、王興洪
攝影／燈光 范勝翔
現場收音／聲音設計 周震
聲音助理 嚴唯甄
剪接 林聖文、趙德胤
執行製片 王興洪、趙德青
感謝岸上影像、前景娛樂、《天下雜誌》出版部，協助完成這本書；以及育容、沛晶幫忙梳理，那些電影裡外無法表達概括的故事。
寫於二○一四年冬 於中和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推薦序１】
冰毒與高點（金馬影展執行長、知名影評人／聞天祥）
很早就知道趙德胤。
新世紀之初，數位影音器材日漸普及，即使電影院的膠片系統還沒被取代，但是從影展到地方政府都熱衷舉辦短片比賽（當時還沒有微電影這項稱呼），無論是命題作文或是自由發揮，你總能在上百部雷同的作品中，一眼看出趙德胤的：無論是寫家書給母親報平安的兒子，還是先後來到台灣打工的同鄉，他獨特的觸角，總能名列前茅。我不否認題材的特殊性，確實會讓人多關注幾分，不過根源於真實的力道與感性，更讓人眼睛一亮。當三次比賽有兩次看到他的片子，我自然就記住這號人物了。
二○○九年，侯孝賢導演初掌金馬執委會主席，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成立「金馬電影學院」，得英才而教之。報名條件是要拍過兩部短片以上，有編導或攝影專長。首屆的華麗師資（侯孝賢、李安、關錦鵬、蔡明亮、吳宇森……），吸引了上百名各有千秋的年輕影人搶報，但侯導堅持只收兩組，每組最多八名學員，趙德胤入選了。
在學院開學前，每個入選者都可提出自己的腳本，爭取成為被拍攝的故事。趙德胤以中和緬甸街為背景的《華新街記事》深獲侯導青睞，不但自己先跑去勘景，還傳授在真實環境捕捉影像的心法，讓這部描述幾個青少年和豬肉攤老闆起衝突而誤以為殺了人的短片，善加利用隱藏攝影和周遭真實反應，塑造出粗礪但生氣勃勃的魅力。
咬牙完成的生猛毅力
然後，從二○一○到二○一四這短短幾年，他飛快地完成三部長片和三部短片。創作力與效率，同樣驚人。因為這樣的產量，並非來自豐厚資源或深思熟慮；相反的，更像是把握了稍縱即逝的機會，咬牙也要完成的生猛毅力。
緬甸因為長期鎖國，成為國際影壇陌生的異域，加上趙德胤宛如打游擊的拍片方式，確實讓影展（尤其是聚焦新銳和亞洲的）趨之若鶩。但如果沒有與時俱進的實力，這份新鮮感很快就會消散無存。從釜山、鹿特丹走到柏林，甚至以《冰毒》入圍金馬獎最佳導演，趙德胤也愈見大將之風。
《冰毒》描述經濟走投無路的農民父子，父親為了幫兒子籌錢買部摩托車到車站拉客當司機，不惜抵押宛若家人的耕牛；兒子遇上騙婚到中國的同鄉女子，為了替爺爺送安老衣才得以回鄉，並打定主意留在緬甸。冰毒，說穿了就是窮人的安非他命。後來女孩被臥底給逮捕，男孩嚇得狂奔回家，吸了大量冰毒後，赤裸上身，燒地狂舞。
影片結尾還活生生宰了一頭牛，幾乎令人不忍卒睹，卻也道出現實的殘酷。那份落力與穩健，清楚看到趙德胤在大量實作中進步的軌跡。尤其在台灣影片製作成本節節提高卻在創意與美學上不進則退的時候，《冰毒》的出現，宛如當頭棒喝。
一個階段性的高點
創作無非有話要說，但怎麼說才能讓人感同身受，和觀者的經驗認知產生撞擊？十六歲來台求學，一半緬甸、一半台灣的體驗，不見得為趙德胤所獨有，但他卻能洞見那些離鄉背井的身軀裡所懷抱的脫貧致富的夢想。被現實鍛鍊出來的強悍，讓他能用極少人力資源，在惡劣環境下克服層出不窮的狀況；作者的細膩則在捕捉真實、創造氛圍上，出類拔萃。
二○一四坎城影展，別人知道我是台灣來的，最常問的兩個問題不外乎侯孝賢《聶隱娘》的進度，以及趙德胤的新片計畫。足見國際影壇對他的期待。這是累積，也是壓力。
趙德胤應該還有很多故事要說，《冰毒》只是一個階段性的高點，相信也激勵了不少獨立影像工作者。他的未來，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推薦序２】
專注在眼前的努力（HTC 執行長／周永明）
才從緬甸飛回台灣，就在辦公桌上看到這本《聚。離。冰毒》，頓時喚起我對由同鄉導演趙德胤所拍攝的電影的記憶。《冰毒》是一部相當特別的電影，我們常說台灣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但或許直到看了這部電影，才能稍稍體會多元文化的真義。
這部電影在緬甸拍攝，講緬甸華人在邊境鋌而走險求生存的故事。跟一般劇情片有點不同，導演彷彿在刻意營造一種冷峻而疏離的氛圍，反映著一種我有點熟悉又有點陌生的文化。雖是小成本拍攝，在導演的凝視下，那些素人演員的質樸與深情卻躍然幕上，顯得更是真實，我讚嘆之餘也體會到各行各業所追求的創意、創新，關鍵或許就在文化的廣納與包容吧。
趙德胤導演生長於緬甸邊境，困苦的生活以及複雜的成長環境，孕育了他的文化底蘊，而在台灣的電影習藝，打磨出他獨特的電影語言及說故事的能力。當初他選擇來台灣的理由，或許跟全球化世界的許多移民相同，是為了生計；而之所以接觸電影也是為了贏取參賽獎金以維持生活。
但有才之人畢竟難藏其鋒芒，趙德胤導演融合兩地生活經驗而產出的這部帶有跨文化視野的《冰毒》，尤其不可思議的是，當初趙德胤導演是在拍攝《安老衣》進行到一半時，突然決定要轉而拍攝《冰毒》，這樣短促的時間下，他仍然完成了如此受到肯定的作品，我想趙德胤導演擁有著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強烈爆發力，而《冰毒》也獲選代表台灣參加「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角逐，身為同鄉，我感到興奮與光采，也預祝他未來電影路愈走愈寬廣。
受過苦難，更能意會人生的價值
身為緬甸華人，我們在那邊受到同樣的排擠與委屈，我很能理解離鄉背井的辛酸，以及對自己家鄉那種難以一語道之的情感，但因為有這樣的經驗，讓我們的生命更燦爛、更有爆發力，也了解到苦難是有美麗的一面，因為受過苦難更能意會人生的價值，尤其是對做藝術創作或者創新的工作者會有不同凡響的激發也更懂得感恩與謙卑，碰到困難也不會輕易退縮。
我希望這本書可以給所有青年們，尤其是辛苦飄洋過海的僑生帶來一些鼓勵與正面的力量。趙德胤導演拍攝《冰毒》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堅持理想、無畏人言，專注在眼前的努力，你也有機會在世界大鳴大放。在努力生存之餘，別忘追求自己的夢想跟專業，無論如何都不要放棄！
本文出自天下雜誌出版《聚。離。冰毒:趙德胤的電影人生紀事》
試閱
【內文試閱】楔子
對我來說，拍電影，從來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電影，是我訴說生命經驗的方式，也是我爬梳個人感受的工具。
一九九八年，我十六歲。
生平第一次搭上飛機，離開緬甸臘戌——我的家鄉，來到台灣。
臘戌，位於緬甸東北，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往來中國雲南的必經之地。因為地處邊境，長年內戰，人民生活清苦。一直到我來台前幾年，學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兩台電腦。
電腦，被嚴密收置在校長室，由一位總務組長專責管理。
一天，他亮出一串鑰匙，上頭掛了一張三．五吋磁片，然後語帶玄機地問：「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沒見過這個玩意兒。
在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昂著頭，語帶驕傲地告訴我們：「全世界的知識，都收在這裡面了！」同學們和我都覺得不可思議，笑著質疑老師吹牛。
後來，學校邀請相當於副總統職位的大將軍，為這兩台電腦舉辦啟動儀式。
兩台電腦，煞有介事地被擺放舞台上。當將軍打開電源，螢幕在眾人驚歎中亮了起來，浮現出紅、藍、綠、黃四色方塊組成的Windows系統標誌。
經過大將軍「加持」過的神奇電腦，更顯得崇高，或可稱得上神聖。即使啟動儀式之後，我從沒聽說或看過，有誰真正使用過那兩台電腦。
來台以後，我聽從父親建議，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讀。開學第一天，我在偌大的教室裡，看到上百台電腦成排設置，簡直驚訝到下巴都要掉下來。
第一次開機，我誤觸延長線的電源開關，把整排使用中的電腦全斷了電，因為我連電腦開機鍵在哪兒都不知道；課上到一半，電腦螢幕因節電模式切換到黑畫面，我嚇得以為我把電腦弄壞了。
在我的家鄉，電腦是如此稀有而珍貴！
從緬甸到台灣，時空之於我，彷彿搭上了時光機器，往未來飛越了四十年。
我跳過了BB Call和大哥大，一下子到了網路時代，震撼之大，彷彿世界從此被翻轉。對於跟我同樣是八○後的台灣人來說，應該很難想像個中滋味。
即便是現在，每當我講述那段跳躍四十年文明的衝擊，仍感莞爾，卻也帶著黑色幽默般的苦澀。
回去，還是回來？
來台灣之前，我的想像就是，那裡有人幫你安排打工機會，有錢供你讀書。
因為左鄰右舍的哥哥、姊姊，從台灣寫信回來，總說他們過得很好，還能不時給家裡寄錢改善生活。所以，對我來說，到台灣念哪所學校都一樣，重點是離開貧瘠的緬甸，到海外打工賺錢。
到台中高工念書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上工了。
畢業之後，我到台灣科技大學念設計系。為了繳作業，開始製作短片、實驗電影，後來發現這些影片可以參加比賽、賺獎金，就繼續拍。從沒想過，日後我會靠拍電影維生。
我的研究所畢業作品《白鴿》，意外入選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亞、里昂、西班牙短片等影展。二○○九年，我成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導演監製下，完成劇情短片《華新街記事》。
這些作品的內容，其實皆出自於「有話要說」的一種自我抒發。
我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很幸運地，我的故事有人喜歡。
但是，就現實狀況來看，我是沒有條件拍電影的。我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我希望可以賺錢來改善家計。不管是留在台灣，或是回到緬甸，我都看不出來「拍電影」這件事，除了自己有興趣，偶爾可以賺獎金以外，有任何支撐我未來生活的可能。
二○一○年，我拍攝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
當時，正是緬甸政府頒布新憲法，籌備總統大選之際。歷經百年專制後，家鄉的政治、經濟似乎有機會大幅改變，朝向民主與開放發展。許多在台緬甸人（含華僑），不論是來念書、做工、做生意的，都因著改革開放的消息，萌生返鄉的念頭。
尤其是做粗活的，其中不乏非法勞工，就算是合法來台，也因為掙的是出賣勞力的辛苦錢，既沒社會地位，也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情感。
對他們而言，家鄉就要發達了，就如同近幾年的中國一樣，經濟終究要騰飛的。有什麼道理不回去呢？
眾人都想趁早回鄉卡位，朋友們都在討論著，回緬甸後的種種計劃和想像。那時，幾乎天天都有形同餞別宴般的飯局，席間毫無離別的感傷，只有對於未來大展鴻圖的希望。每天聽朋友議論著返鄉大計，我內心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對於「回去」這件事，我充滿了矛盾。
矛盾來自兩個層面；一是我在台灣所學的影像、設計，在緬甸勢必難以施展。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離開緬甸已十三年，對台灣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在這裡生活的意義，早已不同於當初來台只是賺錢、脫貧而已。
現在的趙德胤，許多方面都是在「這裡」建構的，甚至可以說，我大部份的價值觀已經是個台灣人了。當認知到自己已經「台灣化」，想要割捨，就沒那麼簡單。
躊躇之際，我決定回去緬甸拍一部電影。去見證，或說是觀察，緬甸專政一百年後首次的總統大選，也許會讓我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計劃，最後成了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在台灣打工的緬甸青年，打算趁政局改革回鄉發展。為了多賺點錢，回家的前幾天拼命加班，卻不幸在工地墜樓，死了。
主角是同鄉友人興洪，他帶著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賠償金回到緬甸，原本對返鄉滿懷憧憬，結果卻大失所望。為求翻身，興洪私吞了賠償金，把錢投資在玉礦裡，不料被人所騙；幾近窮途末路之時，他買了槍要把錢搶回來，卻在此時被亡者的家人發現，最後將興洪毒打了一頓。
當我帶著劇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薦，卻找不到資金。
他們有疑慮的是，台灣觀眾想不想看一部關於「外籍勞工」的電影？在台灣拍這種題材到底有沒有票房？最後，我沒籌到錢，連演員都跑了，所有拍攝計劃停擺。
一段時間之後，我收到一封緬甸製片的e-mail，對方在網路上看過我的參賽短片，願意支持我拍電影，但是他的電影公司才剛成立，財力有限，僅可供應劇組機票錢、攝影機與設備，以及緬甸的官方人脈與管道。
就這樣，我自導自拍，執行製片王興洪兼任男主角，再加上收音師林聖文，一共三人到緬甸，很克難地花了十五天拍攝，回到台灣後，我自己完成剪接與後製。
因為沒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在台灣會有票房，我們只好將片子送到國外參展。沒想到，竟然入圍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鹿特丹影展老虎獎，同時入選國外二十幾個影展。
《歸來的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而我自己跟著這部片子親身走訪了二十幾個國家。我發現，原來電影是這麼直接的表達；只要帶著誠摯的感情，不論有沒有錢，不管哪一種語言，都有人懂，也感受得到我要說的故事。
不過，當《歸來的人》到世界各地巡迴時，我免不了被詢問：「下一步的拍片計劃是什麼？」我回答不出來，因為我根本不確定，自己可以靠當導演維生。
混亂的心
那麼，何不接著再拍一部看看？
我開始籌劃第二部電影《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籌劃時，在泰國從事旅遊業的二哥剛買房子，我盤算著到二哥家借宿，藉機拍一部緬甸人到泰國打工的電影。確定了故事的走向，找來台灣演員吳可熙和王興洪搭檔，二○一一年十二月，劇組飛往泰國拍攝。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講述的，是一對緬甸兄妹偷渡到泰國，哥哥原本當導遊謀生，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販子帶走，哥哥為籌贖金，挺而走險販賣製毒原料。吳可熙飾演的，則是為求拿到台灣身分證，而幫人蛇集團運送人口的女主角。
這一次，只花了十四天，就拍攝完畢。
二○一二年，我帶著《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到歐洲，獲得鹿特丹影展HBF電影基金贊助，並入圍南特、釜山、溫哥華等影展，也賣出了全球ＶＯＤ（隨選視訊）、美國電視ＭＯＤ（網路數位影音）的版權。
不到兩年，拍完《歸來的人》和《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有這樣的成績，我除了驚喜之外，也開始害怕。
拍電影，真的就是這樣嗎？可以花很少的錢，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藉由劇情宣洩，然後就成為商品銷售出去？
參加了這麼多的國際影展，見識到這麼多人有組織、有系統地在做電影。我開始覺得，自己對電影是這麼的無知，才膽敢如此貿然地，在資金困窘、官方管制的侷限下，以這麼土法煉鋼的方式拍電影。
在好萊塢，拍一部電影，要有一間銀行和一支軍隊來做後盾。別人是砸一千萬美金做電影，但我卻只能用不到一百萬台幣搞定一切；別人正大光明地拍電影，但我們只能偷偷摸摸地蠻幹。
因為資金困窘，以及緬甸政府當局的禁忌，多數場景被迫採游擊偷拍的方式進行。拍片過程中，總是這麼的緊繃、克難和痛苦，而最後的成品，也總是讓我自己覺得不滿意。儘管《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得到一些肯定，但對我來說，這兩部作品只達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作品只能這麼粗糙，那麼我繼續拍電影有什麼意義？或者我應該寫一個可以快速吸引資金，可以賣錢的商業劇本？還是，我照著原來的方法，先籌得多一點資金，在台灣找拍攝場地，讓團隊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攝想說的故事？
一連串問題直衝腦門，但我找不到答案。
事實上，每拍完一部片，我就會大病一場，在家裡躺上兩、三個禮拜。
即使吃得下，也能下床行動，但是精神很差，什麼事也做不了。我知道，這是因為身心匱乏，連著兩年產製出兩部電影，幾乎等於是掏空了我自己，好累！
很多前輩提醒我，做電影的狀態應該是，在放鬆的狀況下思考藝術與創作。
我想，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反正暫時不缺錢過生活。
離不開的電影
電影，終究是門充滿遺憾的藝術。每當我檢視自己的作品，總感到太多缺失；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原本我決定放慢腳步，兩、三年內都不拍電影。《冰毒》，可說是意外之作。
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鐘的短片《安老衣》，拍攝過程中，我腦海中總縈繞著家鄉人的許多事，很自然地發展出了長篇劇本。
《冰毒》說的是什麼呢？一對在緬甸邊境山居的貧農父子，因農作賤價難以糊口，父親決定借錢買摩托車，讓兒子到城鎮裡載客賺錢，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資產——一頭耕牛。另一個被騙婚而嫁到中國農村的女子，藉著返鄉奔喪，決意留在家鄉掙錢。
致富的慾望，讓男女主角一起走上運毒的險路，短暫得到圓夢的幻象，最終急墜現實，失去了所有。
《冰毒》的拍攝場景，就在臘戌，我的故鄉。劇中主角，和我一樣，是生在緬甸邊境的華人。
故事裡，主角為了求生存，嚮往著一條可以翻身的路子；現實世界裡，販毒、挖玉礦、到海外打工，是緬甸人尋求命運改變的三種途徑。 我的電影中，透過不同的人物，或迫於環境，或選擇不屈服，都為了生存而尋求「改變」。
其實，《歸來的人》與《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說的都是台灣夢，前者是懷抱希望來台打工的青年，因美夢破滅，又回過頭把返鄉當作救贖。
後者是透過一位渴盼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女子，雖然離了境，卻逃離不了命運，陷入人蛇與販毒集團糾葛的深淵。故事中的主人翁，個個滿懷希望，挑戰著命運，卻又落入現實的黑洞裡。
回到最初，我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那是集結我個人，對於台灣與緬甸之間存在的諸多差異，所做的各種觀察和感受。
原鄉，還是歸鄉？
後來，電影公司把《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和《冰毒》，稱為「歸鄉三部曲」。這不是原本就設定好的系列電影，而是我發現，拚搏求生的故事，總是極其巧合的雷同。
為了生存，人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從國內流離到海外。他們離開了原鄉，在異地建立起家鄉，成為下一代的故鄉。
可能從此再也回不去的他們，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在離開的那一刻起，注定成為異鄉人。
在《歸來的人》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我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我，是台灣人了。但，我真的是台灣人嗎？我的原鄉、故鄉、家鄉在哪裡？
我祖籍江蘇省南京市，高祖父因修築滇緬公路，從原鄉南京遷徙到了雲南。幾十年後，祖父因國共內戰逃亡至緬甸，父親則在臘戌生活了一輩子，期盼的就是從臘戌回到故鄉——雲南。
到了我這一代，因為家鄉臘戌的生活窮困，為了生存，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掙錢，我自己則是來到台灣，成了台灣人。
那麼，哪裡又是我的原鄉呢？
拍攝這三部電影的同時，每每思索及中國、緬甸與台灣，之於我家族與個人的關係，最終發現地域其實不具意義，顛沛流離都只是為了生存而已。而在我的電影中，所陳述的普世價值，大抵也就是以「生存」為核心。
這本書，到底想帶給讀者什麼？它不只是《冰毒》的幕後花絮，而是透過電影產生的過程，帶你窺見，我所看到、感受到的緬甸華人的生存狀態。
他們，應該說是「我們」，如何在中緬邊境的衝突中生存，如何在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中自我定位，如何在從專政轉向開放的社會中燃起希望。
這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台灣人，或說無數嚮往台灣的緬甸華人，最真實的生活樣貌；也是一群想從社會底層往上爬，急切地抓住機會以脫貧、致富的小人物，最真實的生存狀態。
這是在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無論以前，你知不知道。
對我來說，拍電影，從來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電影，是我訴說生命經驗的方式，也是我爬梳個人感受的工具。
一九九八年，我十六歲。
生平第一次搭上飛機，離開緬甸臘戌——我的家鄉，來到台灣。
臘戌，位於緬甸東北，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往來中國雲南的必經之地。因為地處邊境，長年內戰，人民生活清苦。一直到我來台前幾年，學校才配置了全村唯二的兩台電腦。
電腦，被嚴密收置在校長室，由一位總務組長專責管理。
一天，他亮出一串鑰匙，上頭掛了一張三．五吋磁片，然後語帶玄機地問：「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沒見過這個玩意兒。
在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昂著頭，語帶驕傲地告訴我們：「全世界的知識，都收在這裡面了！」同學們和我都覺得不可思議，笑著質疑老師吹牛。
後來，學校邀請相當於副總統職位的大將軍，為這兩台電腦舉辦啟動儀式。
兩台電腦，煞有介事地被擺放舞台上。當將軍打開電源，螢幕在眾人驚歎中亮了起來，浮現出紅、藍、綠、黃四色方塊組成的Windows系統標誌。
經過大將軍「加持」過的神奇電腦，更顯得崇高，或可稱得上神聖。即使啟動儀式之後，我從沒聽說或看過，有誰真正使用過那兩台電腦。
來台以後，我聽從父親建議，到台中高工印刷科就讀。開學第一天，我在偌大的教室裡，看到上百台電腦成排設置，簡直驚訝到下巴都要掉下來。
第一次開機，我誤觸延長線的電源開關，把整排使用中的電腦全斷了電，因為我連電腦開機鍵在哪兒都不知道；課上到一半，電腦螢幕因節電模式切換到黑畫面，我嚇得以為我把電腦弄壞了。
在我的家鄉，電腦是如此稀有而珍貴！
從緬甸到台灣，時空之於我，彷彿搭上了時光機器，往未來飛越了四十年。
我跳過了BB Call和大哥大，一下子到了網路時代，震撼之大，彷彿世界從此被翻轉。對於跟我同樣是八○後的台灣人來說，應該很難想像個中滋味。
即便是現在，每當我講述那段跳躍四十年文明的衝擊，仍感莞爾，卻也帶著黑色幽默般的苦澀。
回去，還是回來？
來台灣之前，我的想像就是，那裡有人幫你安排打工機會，有錢供你讀書。
因為左鄰右舍的哥哥、姊姊，從台灣寫信回來，總說他們過得很好，還能不時給家裡寄錢改善生活。所以，對我來說，到台灣念哪所學校都一樣，重點是離開貧瘠的緬甸，到海外打工賺錢。
到台中高工念書的第二天，我就開始上工了。
畢業之後，我到台灣科技大學念設計系。為了繳作業，開始製作短片、實驗電影，後來發現這些影片可以參加比賽、賺獎金，就繼續拍。從沒想過，日後我會靠拍電影維生。
我的研究所畢業作品《白鴿》，意外入選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亞、里昂、西班牙短片等影展。二○○九年，我成為第一屆金馬電影學院學員，在侯孝賢導演監製下，完成劇情短片《華新街記事》。
這些作品的內容，其實皆出自於「有話要說」的一種自我抒發。
我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很幸運地，我的故事有人喜歡。
但是，就現實狀況來看，我是沒有條件拍電影的。我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我希望可以賺錢來改善家計。不管是留在台灣，或是回到緬甸，我都看不出來「拍電影」這件事，除了自己有興趣，偶爾可以賺獎金以外，有任何支撐我未來生活的可能。
二○一○年，我拍攝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
當時，正是緬甸政府頒布新憲法，籌備總統大選之際。歷經百年專制後，家鄉的政治、經濟似乎有機會大幅改變，朝向民主與開放發展。許多在台緬甸人（含華僑），不論是來念書、做工、做生意的，都因著改革開放的消息，萌生返鄉的念頭。
尤其是做粗活的，其中不乏非法勞工，就算是合法來台，也因為掙的是出賣勞力的辛苦錢，既沒社會地位，也對台灣這塊土地沒有情感。
對他們而言，家鄉就要發達了，就如同近幾年的中國一樣，經濟終究要騰飛的。有什麼道理不回去呢？
眾人都想趁早回鄉卡位，朋友們都在討論著，回緬甸後的種種計劃和想像。那時，幾乎天天都有形同餞別宴般的飯局，席間毫無離別的感傷，只有對於未來大展鴻圖的希望。每天聽朋友議論著返鄉大計，我內心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對於「回去」這件事，我充滿了矛盾。
矛盾來自兩個層面；一是我在台灣所學的影像、設計，在緬甸勢必難以施展。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離開緬甸已十三年，對台灣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在這裡生活的意義，早已不同於當初來台只是賺錢、脫貧而已。
現在的趙德胤，許多方面都是在「這裡」建構的，甚至可以說，我大部份的價值觀已經是個台灣人了。當認知到自己已經「台灣化」，想要割捨，就沒那麼簡單。
躊躇之際，我決定回去緬甸拍一部電影。去見證，或說是觀察，緬甸專政一百年後首次的總統大選，也許會讓我有不同的想法。
這個計劃，最後成了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
《歸來的人》所描述的，就是一個在台灣打工的緬甸青年，打算趁政局改革回鄉發展。為了多賺點錢，回家的前幾天拼命加班，卻不幸在工地墜樓，死了。
主角是同鄉友人興洪，他帶著亡者的骨灰和身故賠償金回到緬甸，原本對返鄉滿懷憧憬，結果卻大失所望。為求翻身，興洪私吞了賠償金，把錢投資在玉礦裡，不料被人所騙；幾近窮途末路之時，他買了槍要把錢搶回來，卻在此時被亡者的家人發現，最後將興洪毒打了一頓。
當我帶著劇本向製作公司毛遂自薦，卻找不到資金。
他們有疑慮的是，台灣觀眾想不想看一部關於「外籍勞工」的電影？在台灣拍這種題材到底有沒有票房？最後，我沒籌到錢，連演員都跑了，所有拍攝計劃停擺。
一段時間之後，我收到一封緬甸製片的e-mail，對方在網路上看過我的參賽短片，願意支持我拍電影，但是他的電影公司才剛成立，財力有限，僅可供應劇組機票錢、攝影機與設備，以及緬甸的官方人脈與管道。
就這樣，我自導自拍，執行製片王興洪兼任男主角，再加上收音師林聖文，一共三人到緬甸，很克難地花了十五天拍攝，回到台灣後，我自己完成剪接與後製。
因為沒有人認為這部電影在台灣會有票房，我們只好將片子送到國外參展。沒想到，竟然入圍了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鹿特丹影展老虎獎，同時入選國外二十幾個影展。
《歸來的人》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巡迴展演，而我自己跟著這部片子親身走訪了二十幾個國家。我發現，原來電影是這麼直接的表達；只要帶著誠摯的感情，不論有沒有錢，不管哪一種語言，都有人懂，也感受得到我要說的故事。
不過，當《歸來的人》到世界各地巡迴時，我免不了被詢問：「下一步的拍片計劃是什麼？」我回答不出來，因為我根本不確定，自己可以靠當導演維生。
混亂的心
那麼，何不接著再拍一部看看？
我開始籌劃第二部電影《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
籌劃時，在泰國從事旅遊業的二哥剛買房子，我盤算著到二哥家借宿，藉機拍一部緬甸人到泰國打工的電影。確定了故事的走向，找來台灣演員吳可熙和王興洪搭檔，二○一一年十二月，劇組飛往泰國拍攝。
《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講述的，是一對緬甸兄妹偷渡到泰國，哥哥原本當導遊謀生，不料妹妹竟遭人口販子帶走，哥哥為籌贖金，挺而走險販賣製毒原料。吳可熙飾演的，則是為求拿到台灣身分證，而幫人蛇集團運送人口的女主角。
這一次，只花了十四天，就拍攝完畢。
二○一二年，我帶著《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到歐洲，獲得鹿特丹影展HBF電影基金贊助，並入圍南特、釜山、溫哥華等影展，也賣出了全球ＶＯＤ（隨選視訊）、美國電視ＭＯＤ（網路數位影音）的版權。
不到兩年，拍完《歸來的人》和《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有這樣的成績，我除了驚喜之外，也開始害怕。
拍電影，真的就是這樣嗎？可以花很少的錢，快速地把心中充沛的情感，藉由劇情宣洩，然後就成為商品銷售出去？
參加了這麼多的國際影展，見識到這麼多人有組織、有系統地在做電影。我開始覺得，自己對電影是這麼的無知，才膽敢如此貿然地，在資金困窘、官方管制的侷限下，以這麼土法煉鋼的方式拍電影。
在好萊塢，拍一部電影，要有一間銀行和一支軍隊來做後盾。別人是砸一千萬美金做電影，但我卻只能用不到一百萬台幣搞定一切；別人正大光明地拍電影，但我們只能偷偷摸摸地蠻幹。
因為資金困窘，以及緬甸政府當局的禁忌，多數場景被迫採游擊偷拍的方式進行。拍片過程中，總是這麼的緊繃、克難和痛苦，而最後的成品，也總是讓我自己覺得不滿意。儘管《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得到一些肯定，但對我來說，這兩部作品只達到了二十分或三十分而已，其中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
如果作品只能這麼粗糙，那麼我繼續拍電影有什麼意義？或者我應該寫一個可以快速吸引資金，可以賣錢的商業劇本？還是，我照著原來的方法，先籌得多一點資金，在台灣找拍攝場地，讓團隊可以自由自在地拍攝想說的故事？
一連串問題直衝腦門，但我找不到答案。
事實上，每拍完一部片，我就會大病一場，在家裡躺上兩、三個禮拜。
即使吃得下，也能下床行動，但是精神很差，什麼事也做不了。我知道，這是因為身心匱乏，連著兩年產製出兩部電影，幾乎等於是掏空了我自己，好累！
很多前輩提醒我，做電影的狀態應該是，在放鬆的狀況下思考藝術與創作。
我想，該是休息的時候了，反正暫時不缺錢過生活。
離不開的電影
電影，終究是門充滿遺憾的藝術。每當我檢視自己的作品，總感到太多缺失；回不去的，只能往前。
原本我決定放慢腳步，兩、三年內都不拍電影。《冰毒》，可說是意外之作。
它原本只是一支十五分鐘的短片《安老衣》，拍攝過程中，我腦海中總縈繞著家鄉人的許多事，很自然地發展出了長篇劇本。
《冰毒》說的是什麼呢？一對在緬甸邊境山居的貧農父子，因農作賤價難以糊口，父親決定借錢買摩托車，讓兒子到城鎮裡載客賺錢，不得已只好抵押家中唯一的資產——一頭耕牛。另一個被騙婚而嫁到中國農村的女子，藉著返鄉奔喪，決意留在家鄉掙錢。
致富的慾望，讓男女主角一起走上運毒的險路，短暫得到圓夢的幻象，最終急墜現實，失去了所有。
《冰毒》的拍攝場景，就在臘戌，我的故鄉。劇中主角，和我一樣，是生在緬甸邊境的華人。
故事裡，主角為了求生存，嚮往著一條可以翻身的路子；現實世界裡，販毒、挖玉礦、到海外打工，是緬甸人尋求命運改變的三種途徑。 我的電影中，透過不同的人物，或迫於環境，或選擇不屈服，都為了生存而尋求「改變」。
其實，《歸來的人》與《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說的都是台灣夢，前者是懷抱希望來台打工的青年，因美夢破滅，又回過頭把返鄉當作救贖。
後者是透過一位渴盼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女子，雖然離了境，卻逃離不了命運，陷入人蛇與販毒集團糾葛的深淵。故事中的主人翁，個個滿懷希望，挑戰著命運，卻又落入現實的黑洞裡。
回到最初，我就不只是「拍電影」而已。
那是集結我個人，對於台灣與緬甸之間存在的諸多差異，所做的各種觀察和感受。
原鄉，還是歸鄉？
後來，電影公司把《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和《冰毒》，稱為「歸鄉三部曲」。這不是原本就設定好的系列電影，而是我發現，拚搏求生的故事，總是極其巧合的雷同。
為了生存，人們從鄉村遷移到城市，從國內流離到海外。他們離開了原鄉，在異地建立起家鄉，成為下一代的故鄉。
可能從此再也回不去的他們，不論是物質或精神層面，在離開的那一刻起，注定成為異鄉人。
在《歸來的人》要前往鹿特丹影展之前，我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我，是台灣人了。但，我真的是台灣人嗎？我的原鄉、故鄉、家鄉在哪裡？
我祖籍江蘇省南京市，高祖父因修築滇緬公路，從原鄉南京遷徙到了雲南。幾十年後，祖父因國共內戰逃亡至緬甸，父親則在臘戌生活了一輩子，期盼的就是從臘戌回到故鄉——雲南。
到了我這一代，因為家鄉臘戌的生活窮困，為了生存，兄弟姐妹流散到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掙錢，我自己則是來到台灣，成了台灣人。
那麼，哪裡又是我的原鄉呢？
拍攝這三部電影的同時，每每思索及中國、緬甸與台灣，之於我家族與個人的關係，最終發現地域其實不具意義，顛沛流離都只是為了生存而已。而在我的電影中，所陳述的普世價值，大抵也就是以「生存」為核心。
這本書，到底想帶給讀者什麼？它不只是《冰毒》的幕後花絮，而是透過電影產生的過程，帶你窺見，我所看到、感受到的緬甸華人的生存狀態。
他們，應該說是「我們」，如何在中緬邊境的衝突中生存，如何在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中自我定位，如何在從專政轉向開放的社會中燃起希望。
這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台灣人，或說無數嚮往台灣的緬甸華人，最真實的生活樣貌；也是一群想從社會底層往上爬，急切地抓住機會以脫貧、致富的小人物，最真實的生存狀態。
這是在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變化，無論以前，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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