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風雲見證錄.採訪報導篇

自序

中國統一志業，永不言退

在眾多朋友、同仁和我的學生們的鼓勵、支持和大力協助下，陸陸續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終於把我個人的文集給編輯出來了。大概是因為我受益於歷史專業訓練的緣故，30年來我一向比較有意識地收集、保存自己學術活動的相關資料，否則編輯這套文集根本無從談起。但是，畢竟由於時間跨度太長，涉及的面太廣，特別是在1980、90年代個人電腦尚未普及、互聯網尚未出現的那段時間，許多紙質資料都早已散失，無從尋覓了。因此，儘管我的幾個學生花了很大氣力到處幫我搜尋，仍難免有遺漏之憾。不過，作為我個人的文集，能夠編成現在這個樣子，已經是很不容易很讓我釋然了。

我的30年學術生涯

光陰荏苒，掐指算來，我的學術研究活動如果從1979年底我由外地調回北京到高校任教算起，迄今已逾32載。而我也從當年35歲的中年人，轉眼間到今天已是退休3年、年近七旬的「老賊」（孔子有云：「老而不死是為賊」）了。在這32年中，前兩年忙於教學，先是回北大進修，撰寫講稿，「站穩講台」，所以真正開始搞科研，實際上是1982年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說，我的學術生涯到今年整整30年。

最初的科研是為了配合我講授的中國近代史課程教學，從寫一些「豆腐塊」的普及性小文章求著人家發表開始，再逐步向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論文發展。當嘗到「甜頭」之後，對科研的興趣也就越來越濃而一發不可收拾了。這一階段大約持續了將近6、7年的時間，直到1988年我碰到臺灣學者王曉波。

在此期間，最值得回味而且可以聊以自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兩項：一是對蔡鍔是否參加過進步黨，並由此而延伸出來的蔡鍔在民國初年政治立場的研究（見《徐博東文選‧歷史篇》），在近代人物研究方面作出了小小的貢獻，相關考證和觀點在史學界恐怕至今無人可以推翻。

二是對近代臺灣省籍反割臺抗日愛國志士丘逢甲的研究。我和黃志平教授歷時4年合作撰寫的大陸第一部《丘逢甲傳》（相關副產品見《徐博東文選‧歷史篇》），還歷史本來面目，一舉推翻了長期以來大陸史學界在左的錯誤路線影響下對丘逢甲先生的污蔑不實之詞，受到史學界的高度肯定，並由此而奠定了我在史學界一定的學術地位。從1987年至今，《丘逢甲傳》在海峽兩岸已經出版了4個版本。

更重要的是，因為《丘逢甲傳》的出版，從此改變了我的學術研究方向。

由於《丘逢甲傳》的出版受到學術界包括大陸臺灣研究界的關注，當時主持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工作的李家泉先生極力延攬我到該所工作。但因為我一向在學校「閒散」慣了，去每天都要坐班的臺研所工作意願實在不高，故最終沒能去成。

1987年，臺灣當局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臺灣學者王曉波、尹章義教授有感於臺灣史遭到「臺獨」的嚴重歪曲，牽線在臺北成立「臺灣史研究會」，並於是年冬，分別邀請大陸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和北京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各派一名學者，於次年1月赴臺北出席由該會主辦的首屆「臺灣史學術研討會」，意圖衝破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的人為藩籬，挑戰臺灣當局保守僵化的大陸政策。但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作為官方涉臺研究機構的中國社科院臺研所不可能派人入島赴會，於是李家泉先生便推薦我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特邀研究員」的身分，代表該所與時任廈大臺研所所長的陳孔立教授一起，應邀赴臺出席是次研討會。由於臺灣當局的阻撓，「文到人不到」，孔立教授和我最終都沒能去成（此事見《臺海風雲見證錄‧採訪報導篇》）。但我卻因此而有幸結識了於當年暑假來大陸參訪的曉波兄和章義兄等一批臺灣學術界朋友。

與曉波兄和章義兄的接觸交流，使我對當代臺灣問題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從1989年開始，我陸續發表了幾篇論述「臺獨」與中國統一問題的小文章。這幾篇小文現在看來顯然十分生澀和膚淺，卻是我涉入當代臺灣問題研究的值得紀念的「處女作」。

1988年初蔣經國辭世、李登輝上台主政後，臺灣當局保守僵化的大陸政策已難以為繼，兩岸關係的堅冰開始解凍，大陸臺灣問題研究逐步升溫。1989年5月，在學校同仁的一再鼓勵和學校領導的支持下，由我牽線成立起了北京高校的第一個臺灣研究室。考慮到當時的研究條件，我們決定選擇較為不被人重視但顯然很有研究價值的「臺獨與民進黨問題」作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從此，我的科研方向轉向了當代臺灣問題研究領域，直至今日。

眾所周知，當代臺灣問題研究意義重大，但由於理論性、政策性極強，問題複雜而敏感，涉及面很廣，故這一領域的研究也極具挑戰性。作為一個民間學者，要想在這一研究領域取得一點成績可謂困難重重。特別是在1980、90年代，研究經費無著尚在其次，當時兩岸雙向學術交流尚未開啟，資料的獲得更是十分不易。在剛剛起步的頭幾年時間裡，我只能靠著一部收音機每天大清早起來收聽臺灣廣播，瞭解最新臺情。想要寫篇像樣點兒的文章，不管春夏秋冬，那就得騎著自行車大老遠跑到北京圖書館港臺閱覽室，或到全國臺聯、全國臺研會等涉臺單位，去借閱臺灣出版的書報雜誌，才能解決問題。這種情況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才逐漸有所改善。如今研究條件之優越，與當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我開始涉入當代臺灣問題研究，也恰好是李登輝主政臺灣之始。其後22年來，臺灣政局風雲變幻，兩岸關係跌宕起伏，經過了令人難忘的曲折歷程，而我則以一個大陸民間學者的身分，有幸投入其中，親身經歷和見證了這一演變發展的全過程。期間，我先後16次入島參訪，撰寫涉臺研究報告和研究論文，發表時事評論文章，接受過海內外新聞媒體數不清的採訪，針砭臺灣時政，抨擊「臺獨」，解讀大陸對臺方針政策；同時，創建和主持學校的臺灣研究機構，出席和主辦過大大小小數不清的研討會、座談會和內部諮詢會議，給大陸涉臺部門提供決策建言，在反「獨」促統的偉大鬥爭中衝鋒陷陣、發言發聲，留下了大量的歷史記錄。

總括而言，30年來我的學術生涯大致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1982年至1989年的8年間，我的科研主要是在中國近代史領域，其重點是甲午戰後臺灣人民的反割臺鬥爭與丘逢甲研究；1989年以後至今的22年間，我的學術活動轉而全部聚焦在當代熱點問題——臺灣問題研究，而重點則是民進黨研究。

「文集」的編輯架構與主要內容

根據出版社的意見，「文集」的編輯分為兩套叢書：一套是匯集我的所有有關當代臺灣問題研究的文章以及海內外媒體對我的採訪報導，並依照文章的類別編輯成《政論篇》、《時事評論篇》和《採訪報導篇》，統稱為《臺海風雲見證錄》；另一套是從《臺海風雲見證錄》各篇中挑選出較具代表性的文章，再加上我的歷史研究論文，編輯成《徐博東文選》。這種編輯架構我總覺得有點怪怪的，因為後一套的「文選」肯定會和前一套的「見證錄」內容大量重複。但出版社也有他們的道理，認為這樣編輯既可突顯當前的熱點問題——當代臺灣問題研究，又能體現我的主要研究成果，同時兼顧到「點」和「面」。因此，我也就只好聽從出版社的意見了。按照這種編輯架構，重複的內容不計算在內，兩套叢書總計收文600餘篇、190餘萬字。

至於各篇中的具體編輯方式，兩套叢書則有所不同。《臺海風雲見證錄》是按照文章發表的時間先後順序排列的。之所以採取這種編輯方式有兩個目的：一是保持時間的連續性和內容的系統性，便於讀者從一個側面把握20多年來臺灣政局和兩岸關係演變發展的大致脈絡；二是從中也可窺見本人在當代臺灣研究方面從初期的幼稚生澀，到中後期逐步趨向較為成熟的成長過程。而《徐博東文選》則是按照文章的類別編輯的，以反映本人在某一研究領域的主要學術成果。

以下就上述兩套叢書的主要內容分別作一簡介：

一、《臺海風雲見證錄》，共收文579篇，160餘萬字，凡4冊。

《政論篇》：收文97篇，約82萬字。該篇匯集了我自1989年以來發表的能夠收集到的有關臺灣問題的全部研究論文和重要研究報告（不含「對策建議」部分）。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屬於民進黨研究論文和研究報告，它集中體現了20多年來我在對臺研究方面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成果。該篇約有半數文章曾收入到我2003年出版的首部論文集《透析臺灣民進黨》（臺版《大陸學者眼中的民進黨》）一書中。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有部分成果是與他人合作完成的，這只能在文章的末尾注明了。

《時事評論篇》：收文178篇，約37萬字。該篇匯集了我自1989年以來發表的能夠收集到的對臺灣政局、兩岸關係、中（大陸）美臺關係、大陸對臺方針政策等各類時事評論性短文。這些短文有別於「政論篇」中學術性較強的大塊頭文章，其特點是短平快，緊跟臺灣政局和臺海形勢發展，一事一議，表達當時我對某一事件的觀察、體會和看法。

《採訪報導篇》：收文304篇，約40萬字。該篇匯集了自1989年以來海內外媒體對我的採訪報導。由於境外媒體的報導收集不易，遺漏肯定很多。特別是外國媒體的報導，除了極少數主動回饋給本人的之外，其餘的只能一概棄錄。再有，多年來海內外電視台、廣播電台對我的採訪報導為數也很不少，但因難以收錄，大都作罷。已經收集到的也因篇幅所限而未能全部收錄。另外還需說明的是，已經收錄到該篇中的報導，有一部分是兩人甚至是多人同時接受媒體採訪，因無法一一徵詢當事人的意見，同時也是為了壓縮篇幅，故收錄時僅保留對本人採訪的部分，他人的言論則一概刪去不錄。

如前所述，《臺海風雲見證錄》各篇中收錄的文章和採訪報導，均按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它們互為補充，相互印證，較為完整地體現了我20多年來的對臺研究成果，從一個側面較為清晰地反映了臺灣政局和兩岸關係演變發展的線索。為尊重歷史，編輯時所有收錄的文章和新聞報導均保持「原汁原味」，儘管今天看來其中的一些觀點顯然有些偏頗甚至謬誤，不少論述失之膚淺而欠全面深刻，但都保留原貌，和盤托出，以完整保存歷史記錄，供後人研究參考。

二、《徐博東文選》（上、下），共收文155篇，約80萬字，凡2卷。

該「文選」分別從「見證錄」的《政論篇》中挑選了40篇、《時事評論篇》中挑選了63篇、《採訪報導篇》中挑選了24篇，再加上歷史類的文章28篇，總計收文155篇，約80萬字，採取分類編輯的方式，編輯成上、下兩卷。應當說，該「文選」匯集了我30年來最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體現了我的研究水準。雖然收入的文章數量不能算少，但真正滿意的實在不多。

感言與銘謝

2008年10月，本人於64歲超齡退休。回顧我30年來的學術生涯，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貢獻。人生一世何所求，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然而，我為自己能與中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發光發熱，感到無尚榮光、死而無憾矣！曉波兄應本人之邀為拙著撰寫「序言」，末尾的一句話令我感動不已。他說：「聯大、臺大的教職，只是我們的『職業』，但中國統一卻是我們的『志業』。職業需要退休，但不到中國實現統一的一天，我們的志業是永不言退的！」這句話充分表達了我倆的共同心聲。或許，我和曉波兄都不一定能夠親眼看到中國實現統一的那一天，但我們堅信，我們的志業是符合歷史潮流的，而符合歷史潮流的志業不僅是「永不言退」的，而且最終是必勝的！

十分可喜的是，由本人一手創建的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經過多年來的艱苦努力，一批頗具潛力的年輕研究人員正在茁壯成長，並在大陸臺灣研究界開始嶄露頭角。聯大臺研院傳承了民進黨研究的特色，但研究的領域更加廣泛和深入，每年完成的研究課題和發表的研究成果，無論數量和品質都在穩步提高。所有這些，都不是我當年「單打獨鬥」時能夠比擬的。吾道不孤，臺灣研究和中國統一的志業後繼有人，這是格外令我為之驕傲和欣慰的！

在我的30年的學術生涯中，有太多的領導、同仁和親友給予我熱忱的扶持、鼓勵和幫助。特別是動過兩次心臟大手術、一直體弱多病的我的老伴張明華，數十年來與我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全心全意地支援協助我的科研工作，不僅幾乎包攬了全部家務勞動，讓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心無旁騖地集中全副精力從事科研工作，而且早些年還要協助我搜集資料，甚至徹夜為我列印稿件。她常常是我的研究成果的第一讀者同時也是最稱職的「審稿人」。如果說我的30年的學術生涯還算取得了一點成績的話，那麼一半的功勞實在應當記在她的名下。

本人這兩套叢書的編輯出版花費了許多人的心血。我的幾個學生郭慶全、費洪偉、徐曉宇、栗琰，想盡辦法幫我搜尋到許多散失的文稿和海內外新聞媒體的採訪報導，還花了大量時間幫我把紙質文稿一篇一篇打成電子稿；北聯大臺研院的同仁胡文生博士、陳星博士和李振廣博士也為此幫過我不少忙，付出過很大的心力。如果沒有他們的鼓勵和協助，說實話我根本沒有信心編輯這兩套叢書。

再有，王毅主任、陳雲林會長、孫亞夫副主任、王在希副會長以及李家泉教授俯允為拙著題詞、題寫書名，年逾八旬的唐樹備主任和工作極其繁忙的銘清、曉波、偉峰三位仁兄以及周荃董事長，欣然分別為拙著撰寫序言，可謂「拉大旗做虎皮」，使拙著增色不少。他們對我的悉心愛護和鼓勵，我將銘記於心；此外，北聯大臺研院譚文叢、劉文忠兩位現任院領導，對編輯出版本人的文集高度重視與鼎力支持。我的「小老鄉」——廣東梅縣圍龍屋實業有限公司黃文獻總經理慷慨解囊，資助本文集的出版。在本叢書即將出版之際，一併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徐博東
於北京溫泉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