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浪漫：讀閱趣與淘書樂（限量典藏書盒精裝藏書票版）

後記
與書有染的浪漫
 

明人張岱曾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只是，嗜書的人其實最是無情，因為，沒有最愛，只有更愛。
 

自從我的第一本著作《半世紀舊書回味》出版問世（二○○五年）以來，迄今剛好滿十年。再加上先前因寫作碩士論文、

研究台北舊書業期間而開始逛舊書店的因緣契機，隨之即對淘書產生濃厚興趣，舉凡牯嶺舊書街、台大師大附近巷弄小書店、新舊書市集、網路珍本拍賣，乃至福和橋下跳蚤市場等幾乎無所不逛、無所不淘。這十多年來，儼然已養成了一種習慣：無法克制買書的癮頭！
 

都是浪漫惹的禍。
 

尤其當你走入一家鍾愛的書店，便宛如浸潤在一片知識的書海，漫遊於書架之間，儘管你根本不可能讀遍每一本書，甚至連許多書名也只是匆匆一瞥而過，卻會令你萌生一股狂喜的暈眩感，而你仍然興奮不已，彷彿已經獲得了全世界。
 

彼時於我最熱衷逛書店蒐書的日子，只消隔幾天不到熟悉的書店走走，就好像平日辛勤耕作的農夫突然有一天因為沒去「巡田水」（有時一天還要巡好幾次）而為此感到惶惶不安回首過去，我剛開始購書無所用心，單純只為排遣個人餘興而買，之後隨著知識的積累、興趣的延伸，閱讀範圍便逐漸如滾雪球般急遽增多，以致買書脾胃愈益癲狂，寧可錯買而不可錯失，每每為求蒐得心中的奇書珍本而傾盡囊中，近年則又增添了一項新歡：黑膠唱片，無異於踏上了另一條浪漫的不歸路。
 

對於每個時代的文青或文化人而言，書店，不僅僅是賣書的地方，而是一處「與書相逢」、「與人相遇」的美好場域，是讓書與人完整彼此的理想所在（無怪乎古今「開書店」的浪漫想像總吸引著人們前仆後繼）。
 

「逛書店」之於我，與其說是樂趣或喜好，毋寧更近乎一種規律的生活、日常的浪漫。同時，也正因為書店的緣故，令我無心插柳地開啟了通往寫作出版的意外人生道上，迄今走來即便有些跌跌撞撞、風雨不斷，倒也慶幸自己總有機會得到許多人的幫助，且仍樂在其中，受益匪淺。
 

序
 

一場浪漫的時間旅行／吳卡密（舊香居店主）
 

不久前在為鹿島茂《古書比孩子重要》寫序時，讀著資深重度書痴的愛戀史，不自覺會想起周遭認識、接觸過的書人書痴們，如書中所言：「古書店既是通往過去，自由旅行的時光機，但恐怕也是讓善良老百姓淪落地獄的陷阱。」有經驗、嗜書癖的書人絕對了解書海無涯，對於他們，買書藏書往往是越陷越深、愛戀無盡，征服了某個領域的古書，又會對別的領域展開新的幻想，徹徹底底就是條不歸路，書領著人從原來的領域不斷擴張，即使不向外延展，一旦上癮，大多也會走向特定的收藏主題，朝向專家之路，勇往前進。
 

每個書痴書蟲的演變過程，大抵不外乎從一開始買書是出於需求，買需要讀的書，繼而開始搜尋想要讀的書、特定作家的書，接下來是從新書買到舊書，想搜盡所喜歡類別的書，並立志要讀完所有的書！最後是追求特殊版本：限量毛邊、裝幀特別、書封美麗，甚至到即便是看不懂的文字也統統納入書架，買書、玩書、藏書一次到位，書痴書奴已經確立！嚴格說，十多年累積下來，志銘已離最後階段不遠矣！
 

志銘從寫碩論開始泡舊書店，論文完成後，他也變成每天「不是在書店，就是在前往書店的路上」。若說每天都在書店或許是誇張了！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將近有四分之三的時間，他絕對是每天遊走在城南，穿梭在新舊書店間，在舊香居看到志銘或在他筆下其他書店捕獲他大概也不意外，唯一固定時刻的是每週四明目書社的開箱時刻，和一幫同好前輩們談天，傍晚時刻最容易巧遇他！若問他為何天天往書店跑，他肯定會憨憨的笑著，一時之間無法回答。因為對他來說，這根本不是問題，書店幾乎已是他每一天的固定行程，生活的一部分，週而復始的慣性行為。
 

一如黃裳說琉璃廠書肆有沙龍氣息，書店是文人聚集之地，書友聚談，交換意見與軼聞。志銘也喜歡講沙龍，尤其偏好舊書店，舊書古本老物件對他就是有擋不住的吸引力，彷彿瞬間開啟與過往時光的連接，墜入某個不知名的兔子洞，尋書訪書像是未知的冒險，人與人的交流好比不期而遇的浪漫邂逅。書店和書，早已是他生活的基本配備，如陽光、空氣、水一般不可缺少！
 

書店對他而言，也是知識、靈感的充電所，在拓展視野和刺激多元創作上都有絕對的影響力。但最吸引他的仍然是因書結緣的同好、各有專攻的前輩朋友們，這些經常偶遇的書人班底們，是實體書店最可貴的風景。在書店的交流當然不只聊書，也時而穿插些妙人妙事、FB藝文界的奇人異事等。就創作的角度來說，除了書之外，書店沙龍中人情、故事相互竄流，也是不可錯過的風景之一。
 

志銘旺盛的求知慾，如同餵不飽的飢餓，加上高度的好奇心和學習力的驅使下，他努力學習日文，是為了更貼近日本文化。因老辜（辜振豐先生）翻譯《惡之華》期間，經常陪同進出信鴿法國書店找資料，不知不覺接觸許多具有特色的法文出版品和
 

文學小說，不諳法文的志銘，也折服於法國出版品的魅力，定期拜訪信鴿便成為固定行程之一，相信不久後他應該也會跑去學法文。
 

每每看到他的新文章，就發現他平常看似沒作筆記的習慣，卻絕對有張大耳朵，將大家閒談、交流間所分享的種種都吸納成他寫作的靈感之一，朋友的喜好樂趣，彼此影響，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對法國文學的喜好，閱讀的內容似乎間接也成為了他的喜好，好學好奇的他總能在短時間練就功夫，沒多久我們就可以談沙岡、談波特萊爾、談伍迪艾倫、談亨利‧米勒，有時看他信手寫來，輕鬆快意，不刻意渲染、自然自在的表達，我想，源源不絕的熱情是他寫作的最大動力。多年下來，看似他用文字打造出一座書天堂，倒不如說他因進了天堂有了翅膀，讓他可以展翅快意的遨遊其中。
 

延續《讀書放浪》，《舊書浪漫》更多了點個人情懷式的抒寫，看來寡言憨厚的他，或許很難和浪漫二字立即連結，但他每每見到自己喜歡的書本、裝幀時，總會像撫摸小孩、小貓般反覆摩娑。記得有一天他用極其興奮的語氣和高亢的聲調告訴我，剛看完根據棟方志功《板極道》改編的傳記電影《我はゴッホになる！ 愛を彫った男‧棟方志功とその妻》，飾演棟方的男演員相當出色，不僅做足功課，更精彩是日常生活的呈現，將棟方志功的氣質、神韻表現得維妙維肖，志銘滔滔不絕地描述主角創作時的情景和投入狀況，尤其是平時木訥的他，一碰到開心的事便會口沫橫飛、手足舞蹈。志銘在說棟方志功的同時，我也覺得此時的他不也是如此嗎？面對偶像、書事、創作，埋首其中樂此不疲，寫起文章自信有力，談起舊書口若懸河！總覺得他骨子裡的浪漫基因絕對爆表！當年他毅然放棄穩定的工作，挑戰專職的作家生涯，若沒有龐大的熱情、開放的心態，肯定無法下定決心，一路走來，雖也有困難、焦慮，但不可動搖的執念，是他前進的信心！
 

一直以來我們用「玩書」的概念和大家分享關於買書、藏書、有各種癖好，熱愛紙本書之行為，以更輕鬆、浪漫的心情來傾訴對書的迷戀。對志銘而言，寫作不僅是與自己的對話， 每天持續寫作也是對外在世界的傳達，將閱讀的心得、新奇的發現與觀察研究，定時吸納、整理、提煉、撰寫出最精華的一篇篇文字，傳遞給大家。 藉由分享的熱情，慢慢堆砌成屬於他獨具一格的書話。

相遇的表情／陳允元（詩人）
 

一九三三年七月，時設籍於明治大學文藝科的巫永福，在《福爾摩沙》創刊號發表了小說〈首與體〉。小說描述一對來自殖民地台灣的青年漫步於東京街頭，打算到帝國飯店的東京座觀看契訶夫作品《櫻園》的演出，卻同時憂慮著「首」與「體」相反對立的問題：青年S想留在東京，台灣的家書卻催他返鄉，處理結婚問題。一九二○年代的知識青年帶著社會改革之志前往帝都東京；一九三○年代，有志於文學藝術、懷抱「前進中央文壇」之夢的文學青年，也前仆後繼來到東京。巫永福之外，張文環、楊熾昌、翁鬧等等，都在行列之中。東京的魅力，翁鬧曾在《有港口的街市》寫道：「大東京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將這地上所有的存在物不斷地吸引過去。」
 

留學生作家對東京的迷戀，倒不是耽溺於爵士樂、霓虹、咖啡廳的摩登物質生活，而毋寧是愛其作為西方文明之中介、也作為東亞文化發信地的這個層面。他們的文學之卵，必須在與世界同步的文化刺激中孵育、茁壯，長出自己的羽翼。同屬留學生的劉捷即在〈台灣文學鳥瞰〉描述，他們「處在中央文壇膝下，對世界文學的潮流有最敏銳的感受」。這一點，在巫永福身上有深刻的體現。他在明治大學文藝科階段，即師事橫光利一、小林秀雄、山本有三等大家；小說〈首與體〉，也有這麼一段敘述：「身為文學青年，對於能接觸到偉大作家的戲曲，自然感到十分的興奮跟欣慰，平常上學總是無精打采的，今天卻不管風大，一路笑談著到學校」；青年Ｓ與敘事者「我」開始讀契訶夫的契機，是放學途中發現契訶夫的全集。
 

讓他們發現契訶夫全集、進而接觸世界文學的，想必就是鄰近明治大學的書街神保町吧。一九二九年，打出「考現學」旗幟、在震災後「帝都復興」的昭和初期東京進行都市風俗採集的今和次郎，在其編纂之《新版大東京案內》寫道：「若到市電駿河台下到九段坂下之間、橫亙於神保町北神保町的電車通的兩側走走看看，會因櫛比鱗次的店家幾乎都是古本屋而感到驚訝。」這一段路線，便是小說中兩位台灣青年下課後的漫步路線的其中一段。巫永福曾這麼回憶他的神保町：「安定開放與繁榮的東京、神田神保町的書店，原書或翻譯本想要的書籍什麼都有。」言談之間，彷彿可以看見八十年前的他站在東京街頭，與書相遇的欣喜的表情。
 

二○○七年，當我第一次飛抵東京，第一個想去的當然便是神保町。如同當年巫永福漫步於神保町的情境，日本最新出版的書、重要海外思潮的譯本，只要逛一圈都找得到。更神奇的是，由於古本屋的存在，原本歷時的時空，竟壓縮在一間間個性、專門各異的書店裡共時呈現。記得第一次走進戰前即已存在的「田村書店」，穿過門口一落落高高疊起的套書，進到狹窄的書牆走道時，我倒抽了一口氣。先前在文學史上讀到的明治時期以降重要作家著作的初版本（有些甚至還附有作家署名），竟就這樣排排站，陳列在同一個架上，心裡真的相當震撼。一個書櫃，便是一段文學史。而一九三○年代台灣留學生作家曾經歷的閱讀時光，竟也躲過了空襲、與世事的各種變數，被保存了下來。去年因研究之故，在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待了七個月。除了神保町，早大往JR高田馬場駅方向的古本街，或是高圓寺、阿佐谷、荻漥一帶，也成為流連忘返的地方。我不是什麼藏書家，一來沒有財力，二來對研究者而言，初版、復刻版或圖書館的複印都無所謂，重點在於資訊。然而我也曾因偶然的機運，在不起眼的角落，以便宜的價錢購得刊有呂赫若〈牛車〉的《文學評論》（一九三五）、楊熾昌當年耽讀的《詩と詩論》（一九二八年創刊）數冊、西脇順三郎的《歐洲文學》（一九三三）、百田宗治的《詩作法》（一九三四）、幾冊刊有饒正太郎作品的詩誌《新領土》（一九三七年創刊）、以及庄司總一的《陳夫人》（一九四二）等。在日本的古書市場，這些名字未必受到太多重視，對台灣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