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西弗斯神話

導讀

以對於荒謬的享受反抗荒謬：薛西弗斯的生命之愛
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婉儀

卡繆出身於阿爾及利亞的移民家庭，其家族自1871年第三代開始就在阿爾及利亞定居。父親是法國血統母親是西班牙血統的卡繆，出生於當時的殖民地Saint-Paul（阿拉伯語Chebaïta Mokhtar）的一個酒莊，距離蒙多維（阿拉伯語 Drean，靠近Bône城（即現今的安納巴）8公里遠。靠獎學金讀完中學的卡繆，1933年起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1935年初加入法國共產黨，1936年畢業，論文題為《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思想》，但卻因肺病而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卡繆參加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地下抵抗運動。大戰爆發時他任《共和晚報》主編，後在巴黎任《巴黎晚報》編輯部秘書。德軍侵法後，卡繆參加地下抗德組織，負責《戰鬥報》的出版工作。可以說，出身於阿爾及利亞移民家庭的卡繆，不僅是記者、編輯、社論家，也同時集劇作家導演、小說家和短篇小說家、政治散文家於一身。

卡繆自1932年起開始發表作品，並於1942年因發表《異鄉人》而成名。雖然小說《鼠疫》（1947）得到一致好評，但卻因《反抗者》（1951）一書宣揚「純粹的反抗」（也就是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沙特等左派知識分子的決裂。其主要作品還有隨筆《薛西弗斯神話》（1942）、劇本《卡里古拉》（1944）、《義人》（1949）、小說《墮落》（1956）和短篇小說集《流放與王國》（1957）等。於1957年10月17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他，不僅是當時法國第九位，也是最年輕的獲獎者。

1960年1月4日，46歲的卡繆因車禍死亡，在殘骸中發現了144頁的《第一人》手稿。卡繆自己曾預言，這部根據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童年改編的未完成的小說將是他最好的作品，很可惜他未能完成此部著作就已然離世。死後的卡繆安葬在其居住地也就是法國沃克呂茲省的盧爾馬蘭公墓，沙特還特別宣讀了悼詞，向卡繆英勇的「固執的人文主義」致敬。

卡繆自1940年開始創作《薛西弗斯神話》，當時正值法國淪陷期，數百萬難民逃離前進中的德軍，雖然文中很少提及這件事，但美國卡繆研究者羅伯特．札雷斯基(Robert Zaretsky)卻認為，是這件事促使卡謬對於「荒謬(誕)」(l’absurde)進行思考。而這似乎也說明了為何卡謬會在1955年出版的英譯本序言中寫道：「這本書寫於15年前，即1940年，在法國和歐洲的災難中，它宣布，即使在虛無主義的範圍內，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虛無主義的方法。在我後來寫的所有書中，我都試圖追求這個方向。雖然《薛西弗斯神話》提出了死亡的問題，但對我來說，它是對生活和創造的清晰邀請，就在沙漠之中」即使卡繆不止一次否認，但不可諱言的他還是一位哲學家。 除了曾在阿爾及爾大學攻讀哲學之外，其作品也顯示出卡繆的思想受到哲學史影響。在其對於存在意義的質疑中，不難發現懷疑論的傳統，而即使無法回答何謂存在的意義卻仍不斷提問的方法論，與笛卡兒式的懷疑也有著某種近似之處。此外，受到尼采影響的卡繆，除了認為尼采正確地看到虛無主義的出現和興起之外，也與尼采一樣肯定人是唯一能夠戰勝虛無主義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卡繆與尼采一樣認為世界沒有終極意義，但卻不能因此說卡繆是尼采主義者；足以劃分其與尼采的關鍵差異在於，卡繆關注人類社會中的不公正和壓迫，並強調對於此狀態的反抗。但即使如此，在對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陳述中，卡繆的語氣、思想和風格還是不免令人想起尼采，特別是「上帝死了」這樣的說法，可視之為他們的共同出發點。可以說，卡繆與尼采皆决心直面不愉快的事實，並反對已被公認的智慧。

儘管沙特受到卡繆的批評，但在堅持世界和歷史沒有獨立於人之外的意義這點上，他與沙特的觀點卻是一致的； 甚至卡繆在《薛西弗斯神話》中的一些想法也借鑒於沙特的《嘔吐》。隨著沙特哲學的發展，他嘗試從他的小說所揭示的野蠻、無意義的存在中發展出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對他來說，荒謬顯然是存在本身的一個基本本體論屬性，它使我們感到沮喪但不限制我們的理解。但對於卡繆來說，荒謬並不是存在本身的屬性，而是我們與世界關係的基本特徵。雖然也有人認為沙特哲學的核心徒勞無功與卡繆所描述的「絕望」相似，但對於認為荒謬是人類與其世界間不可超越的關係的卡繆而言，非理性的世界是無法通過理性來理解的。

《薛西弗斯神話》是針對存在主義者（如舍斯托夫、齊克果、雅斯培和海德格）以及胡塞爾的現象學而寫的；卡繆認為他們都以某種方式證明了人類狀況的荒謬，而這也是卡繆與他們共享的出發點。但卡繆卻也認為，每一位存在主義作家都背叛了自己最初的洞察力，試圖訴諸超越人類條件極限的東西，並轉而尋求超越的東西。這對於認為人不能屈服於追尋終極答案的衝動，而必須在意識到人類侷限的狀態下清醒地接受荒謬的卡繆而言，無疑是不能接受的。在上述所提到的存在主義者以及現象學家中，胡塞爾的現象學特別是卡繆所持續關注與分析的。卡繆曾與沙特一起讚揚了早期的胡塞爾意向性概念，認為意向性遵循了荒謬的精神，即僅限於描述而拒絕解釋的意向性呈顯出思想的謙遜。就如同他在《薛西弗斯神話》中所言：「描繪，這是荒謬思想最後的野心。科學也是一樣，在抵達其悖論的終點之前，不再提供任何建議，而是停下來欣賞、描繪現象未經開發的風景。」 然而可以想見的是，卡繆也必然不假辭色於胡塞爾後來在《觀念》中對柏拉圖外時空本質(extra-temporal essences)的探索，並認為這是一種與他最初的見解不符的準-宗教飛躍(quasi-religious leap)。

卡繆所提出的20世紀最著名的存在主義問題之一，亦即《薛西弗斯神話》中所談到的：「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他認為自殺問題是對一個潛在現實的自然反應，即生活是荒謬的。當生活中沒有意義時，不斷地尋求意義是荒謬的；希望死後能有某種形式的繼續存在也是荒謬的，這導致了我們的滅亡。有趣的是，即使這篇長文完全屬於存在主義的哲學脈絡，但卡繆卻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可以說，忽視或反對體系哲學，對理性主義幾乎沒有信心的卡繆，專注於即時和個體經驗，並據此思考諸如面對死亡時生命的意義等問題，這卻也使得卡繆的《薛西弗斯神話》成為了與哲學本身相抗衡的「哲學」。他的荒謬哲學為人類命運描繪出一個鮮明形象，亦即每當薛西弗斯將巨石推至山頂，它將再次滾下的永無休止的徒勞。可以說，《薛西弗斯神話》和他的另一部哲學著作《反抗者》，皆在對於生命意義的批評與質疑中提出了面對生存客觀有效的答案。

如同前面所言，卡繆哲學中出現的基本悖論涉及他的核心概念——荒謬性。接受了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即哲學始於驚異(wonder)的他，認為人類無法逃避「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一提問，但卻也同時否認這個問題有答案。對他而言，人類無可避免地將尋求對於生命意義的了解，但同時也必須忍受這個提問無有答案的空虛。此在提問的衝動和不可能得到任何答案間的衝突，就是卡繆所說的荒謬。對於體認到所有的意義終將如同被薛西弗斯推至山頂卻註定滾落的巨石般再次被推翻的人，所關注的不再是意義本身，如此方得以如同薛西弗斯般專注於推動巨石的行動。藉著對於荒謬的肯定，卡繆促使人從對於意義的執著轉向追求意義的行動。不再被超越型態的意義所綁架的人，因而得以如同薛西佛斯一般專注於推動石頭的過程，在與痛苦一起活著的創造行動中體驗專屬於人的自由，並因而感受到與生活經驗相聯繫的思想如何在行動中形變。因為唯有在行動中繼續思考，才得以活成一個不被既有的價值體系所綁架，警醒地知道自己應該接受什麼或拒絕什麼的人。而此反覆歷練於生活者，也才能活成一個能夠經受得住荒謬並在其中鍛造自身的人。

對於卡繆而言，不為了活得更好而是盡可能地去經歷的生命型態是無辜的，因為不受任何先在的超越價值所支配，所以也無須求助於超越界，就如同卡繆所言：「人就是他自己的結局，是他自己唯一的結局。如果他想成為某種東西，那也是在這生命中。」 這樣的人是在經歷命運、體驗痛苦的行動中，充分地接受和享受存在之荒謬的征服者。這樣的人能感受自己的力量，也認識到生命的偉大，他們知道真正的生活並不在他方，而在承受命運的體驗中、在反覆的行動中不斷徒勞地重塑自身，以對於荒謬的享受反抗荒謬。

就如同卡繆自己所言：「反抗不是嚮往，不是希望。反抗只是對壓迫我們的命運的確認，而不是陪伴命運的順從。」 並因而說，如果生命是病，那麼重要的不是痊癒，也無需想像痊癒後的狀態，而是帶病生存。若從此向度回答「如果生活沒有理性所能表達的根本目的或意義，那為什麼要繼續生活，為什麼要繼續理性 ？」這一提問，將發現對於卡繆而言，並不相信深層意義的荒謬之人在自己的局限內自由自在，此種藝術創作般的生命型態，顯示如同以表象能力為沒有理性的一切事物包覆上形象的智慧。他們既無畏於現成價值的權威，也不被希望所綁架，而專注於活在當下。對他們而言，生命既不為了積累財產、名聲等諸般外在價值，也不為了追求各種形而上的超越性，而是在體驗中耗費。就如同尼采所言：「重要的不是永恆的生命，而是永恆的生命力。」

回顧卡繆的一生，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加入法軍，在馬恩河戰役中受傷，1914年10月死於Saint-Brieuc（屬於布列塔尼大區）的軍醫院中。不識字的母親只能帶着他和哥哥搬到祖母家，住在阿爾及爾的一個工人階級社區中。但在此種貧困、失怙的環境中長大的卡繆，不僅沒有感到自卑也未曾被環境的艱難壓垮，還因此使得他終生將追求正義和自由當作最重要的價值。由此也可以看出，卡繆如何不被既有條件所侷限地開創出自己生命的可能性，如何以活出自己獨特存在樣貌的姿態 成為他自己思想的實踐者。此認識到存在的荒謬性，並清醒地面對它的英雄般的行為，就如同卡繆在《薛西弗斯神話》中所說的：「薛西弗斯是諸神中的無產者，他無能為力，卻充滿反叛精神，他很清楚他悲慘的生活狀況：在他向山下走去的時候，他想的就是這個。清醒造成了他的痛苦，但也完成了他的勝利。沒有蔑視征勝不了的命運。」

當薛西弗斯肯認了巨石就是他的命運，肯定了存在的荒謬，判處其苦役的眾神們也就不再重要了，從此只有高山與巨石才是他的世界。將巨石推上山的行動本身就已經足以使得他心理充實，體驗著輕鬆漫步下山的薛西弗斯從此脫離了眾神而獨立，並因而得以在享受生命的徒勞與耗費中，為自己每一趟的旅程創造出專屬於他的獨特意義。

在肯定存在的荒謬中，薛西弗斯體認到了存在的幸福；又或者是漫步下山時所體驗到的幸福感，使其對於存在的荒謬慨然稱是。藉著薛西弗斯的命運，卡繆揭示出荒謬與幸福的秘密：「幸福和荒謬是同一片大地的兩個兒子，彼此不能分離。說幸福必然誕生於對荒謬的發現也許是錯的，因為也有可能，荒謬的情感是從幸福中產生。」 全然投入每日生活的薛西弗斯領略著幸福與荒謬難解的辯證關係，並以之活出自己的道理。其對於命運的愛說明了，為何在《薛西弗斯神話》中卡繆沒有爭論「荒謬是否決定死亡？」這個問題，而是選擇勾勒出一種即使在毫無意義的情況下仍值得活的存在方式，並以之作為對於生活在虛無主義時代人類的獻禮。

渴望探究超越價值的人，就如同想要知道對人來說什麼是最高善（le bien suprême）的米達斯王（Midas），但西勒諾斯（Silène）所給出的答案卻是：最高善是不要出生，眾多善之中的第二個（le second des biens）是趕快去死 。從提問最高善的向度而言，生命是無意義的；反之，若不以最高善為追求，那麼死亡這對於已然出生的人而言所能達到最高善的唯一方式，也就同時失去了重要性。藉著薛西弗斯的神話，卡繆引導讀者窺看那隱藏於西勒諾斯看似詛咒生命的語言對於人類的祝福，為體驗荒謬與幸福的深黯大地之道者，於生死之外指引出潛藏於弔詭話語中的秘密。並因而說，生命無罪！而是創造屬於人的善與幸福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