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與西藏人影像：一個漢人攝影記者的駐藏歲月（1950－70年代）

前言

西藏為甚麼如此迷人？這是本書企圖回答的主題。進藏之前，我讀過一篇古藏文的漢語譯本，譯文說：「在那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臟，一切河流之源頭，山高土潔，地域寬廣，人知為善，心生英勇，風俗純良……」它源自《敦煌古藏文文獻》，創作於一千多年前，是藏族先民對西藏高原的生動描繪。這短文使我心曠神怡，無限嚮往。

初上高原，我躊躇滿志。原打算以平實的鏡頭，寫真春秋──我尤其鍾情西藏的純淨：原生態的環境、原生態的文明。西藏是一塊神秘的土地，它像磁石那樣吸引著我。西藏古老的文化博大精深，而我不懂藏文，只能目睹它的片斷，無法了解它的整體。不過，我在北京接受了專業攝影的大學教育，擅長形象思維，遂欲將其種種秘境凝固為圖像瞬間，以便傳播世人。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忙於增設機構，要求內地兄弟省市援助，準備試點進行民主改革。在這個背景下，我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奉調進藏，投入西藏社會變革的「大發展」潮流。至九月，情況驟變，中央認為西藏的改革條件還不成熟，決策「六年不改」，指示停止所有不符實際之事。「大發展」轉變為「大收縮」。我所在的西藏日報社編制亦大加壓縮，如漢文編輯部有一百五十多人，精簡後僅剩十餘人，我是被留下的唯一攝影記者兼圖片編輯。報紙亦從宣傳「民主改革」轉為強調「六年不改」。我的日常工作只是編發新華社國內外的「圖片通稿」，任務輕鬆，空閒多多。「六年」如何處置，做些甚麼好呢？

於是，常約幾位藏族朋友（也會漢語的），上街觀覽古城，間或拍攝照片。然而，藏人大都沒見過照相機，凡遇攝影，皆恐懼。因為有謠言說，照相會將人的靈魂攝走。所以，見到「巴爾覺寧」（照相的人）來了，人們就好像碰到了鬼，躲的躲，逃的逃，不管怎樣解釋，均心存疑慮，拒絕照相，我的計劃受到重創。

隨後改拍名勝古跡。大昭寺為吐蕃王朝最早的神廟，圍繞它的是一條環形的八廓街。街坊茶館、酒肆商舖、民宅官府沿街林立。布達拉宮宏偉莊嚴，它以紅山為天然基座，沿著山勢修上雲巔，高聳藍空，就像一座天上的宮殿，使人仰望生畏，平添無限遐想……

稍後，經三番五次申請，終於有機會去各地採訪（我的記者同事們將離開拉薩去農牧區採訪俗稱為「下鄉」）。當年下鄉，均須自帶衣服被褥和食品。因為鄉下沒有旅館、飯店可供吃住。得事先交涉，由地方政府出具「派司」（Pass），然後帶著禮品、錢物，拜望當地莊園領主或部落酋長，請其解決馬匹交通與食宿事宜。

期間，我曾遠赴羌塘、衛藏、林芝察隅、喜馬拉雅山麓、雅魯藏布流域，除阿里（那時阿里由新疆代管）外，幾乎走遍高原。西藏地域遼闊，人煙稀少，往往走一整天都見不著村鎮。入夜，常在河灘、樹叢、山洞棲身。雷電、地震、雪崩、山體滑坡、冰川泥石流，如影相隨；還有土匪的威脅；荒野上有惡狼、棕熊的襲擊。種種險情，不期而遇。

一九五七年秋季，我隨日喀則專區防疫隊巡診千里，天天在馬背上，連續騎行了三月之久。隨工作隊集體下基層（我的主要工作是拍攝照片資料，兼作各地社會情況調查），都得帶大量銀幣。帶錢做甚麼？一是日常生活開銷，再就是給沿途頭人、官員送禮。無論是「免費看病」，或「貿易上門」，首先得「疏通」上層人士啊！獲其准許並在管事引領下，才能開展工作，否則是寸步難行的（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地方首領擁有絕對的權力，沒有他們的支援，別說拍攝照片，即使跨入其領地一步，也都不允）。一隻木箱裝一千枚銀圓，沉沉的，一匹騾子最多馱兩隻箱子。當時西藏地方流通的貨幣是藏鈔或銅、銀兩種硬幣，人民幣不流通，但卻通用「袁大頭」（係民國三年鑄造、上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圓，俗稱「大洋」）。至牧區，一個「大洋」能買一隻羊，六枚「大洋」能牽頭氂牛。我隨隊攝影，都得付出代價，照片來之不易，其成本相當高昂。

旅途收穫頗豐，最難忘的一次是薩迦之旅。海拔四千一百米的薩迦鎮，是一座幾乎被世人遺忘的小城。地區首領號稱「法王」。八百年前，薩迦班智達（大博士）．貢噶堅贊和他的侄兒八思巴，順應歷史，應蒙古王子邀請，前往內地涼州（今甘肅武威）會談，完成了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進程。一二六○年，八思巴被元帝封為國師、大寶法王、帝師。元朝在西藏設立十三萬戶府，設驛站屯駐軍隊，任命薩迦首領代表中央處理西藏政務，薩迦遂擢升為西藏的政教中心。

當時剛完成了一項報社的採訪任務，回程巧遇一支從日喀則出來的工作隊，聊天時無意說起他們會路過薩迦。我決定開個「小差」，先不回拉薩，跟他們一起走，去看看傳說中神秘的薩迦王國。我心裡還希冀，如果有緣，對「薩迦王朝」的第二十七代法王阿旺貢噶塔欽做一個私人專訪。現在的印象中，十三歲的小法王，還是個不懂世事的小頑童。但是，照規矩，他每天都例行「上朝聽政」。清早，他頭戴元朝賜給的王冠、身著錦緞龍袍，足蹬雲靴。侍從為其撐起「華蓋」（象徵權威的寶傘），鼓鈸齊鳴，前呼後擁，步入施政大廳。他爬上高高的法座，接受僧俗官員磕頭施禮、稟報政情。頓時，我忽覺心神恍惚，彷彿墜入時間隧道，超越時空……「贊普恰沛囊瓊！」（藏語之意是：法王駕到上朝！）儀仗官聲聲大吼，我從穿越時空的夢中驚醒，趕忙按動相機快門，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用感光膠片，記錄下了「薩迦巴王朝」仍停留在中世紀的面貌。

西藏廣大農區，遍佈千餘谿卡（莊園）。谿卡即一座自然村，一般都建造有高大的領主宅邸，那是谿卡的主要標誌。谿卡是領主經營的領地，管轄農奴、奴隸從事生產的地方。那裡農奴與奴隸的生存狀況又是怎樣的呢？今日回想起來，其情其景猶在目前：

拉薩章熱谿卡附近，有個女奴揹了一捆麥稭，她瘦弱的身軀大概只有八十來斤，可那捆麥草少說也有二百多斤重。麥稭壓在其背，不堪重負，她搖晃著身軀，蹣跚移步……

金龍谿卡的老朗生央珍患有嚴重的風濕病，八十多歲了，若在現代社會中，按其年齡，早該退休，頤養天年，可是作為女奴，還須服勞役，否則就不配發口糧。

大領主索康．汪清格勒的家，家財萬貫，樓屋櫛比，卻容不下女奴澤仁卓瑪立足，竟令其棲身主人廁所下層……

和平解放後，西藏社會的進步使廣大農奴和奴隸強烈要求對封建農奴制度進行改革，但是，如同人類歷史上所有的進步變革一樣，這遇到了上層既得利益者的竭力阻擋。他們為了達到「永遠不改」的目的，不惜發動武裝叛亂，宣佈西藏「獨立」。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由西藏上層分裂集團控制和地方政府領導的武裝叛亂全面爆發。

這樣，我又經歷了西藏最為動盪的一系列歲月：封建農奴社會的自發變革、上層武裝叛亂、平息叛亂、民主改革。叛亂發生，拉薩非常混亂。外出拍照，報社還常派一個民兵班護衛我。叛亂分子築工事、挖戰壕，向機關、軍區駐地開槍打炮，破壞市區供電和通訊設施。平叛戰鬥進行了兩天，迅速平息，叛亂集團舉白旗投降，軍管會發銀元遣返放下武器的參叛者返回家鄉，拉薩市民熱烈擁護平息叛亂、上街遊行歡慶勝利，均被一一攝入鏡頭。

西藏民主改革，這是中國的「廢奴」運動。一九五九年八月去達孜縣採訪，我遇到了一幕難忘的場景：在塔傑莊園的倉庫裡，翻身農奴們發現了領主的許多賬本和文契──多為「人身依附」文書或高利貸債據。被激怒的農奴立刻將那些成堆的可惡的文契運到門外廣場，點火焚燒。大火越燒越旺，大家邊燒邊唱。我彷彿聽到了翻身農奴們的心聲：燒掉的不只是賬本、契約，同時燒去了那個舊制度、舊社會。

這段時期，我發表了《訪貧問苦》、《揚眉吐氣》、《得到土地證》、《喜分牲畜》、《翻身後的第一個豐收年》、《次仁拉姆和她的朗生互助組》、《牧場晨曦》、《牧女卓瑪》、《藏南春來早》、《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等等作品，入選全國影展、國際影展，或刊於報紙雜誌、畫冊。

在基層採訪，白天拍照，晚上就臨時佈置暗房沖洗膠卷，常用牛糞火那紅紅的光焰調節溫度、兼作暗房燈，把餐具碗盆用作沖洗器皿。因此，圖片品質顯然粗糙，多數留下了環境與條件不良的印記。那個時代，不僅是在底片、照片上，在我輩人等的青春華年裡也留下了各式烙印，甘酸鹹辣苦，五味雜陳。但自己醉心攝影，只要能拍到有價值的圖像，那就心滿意足，其他全不計較。

一九六一年，冥冥中注定的緣分終於來了，我結識了重慶姑娘門素先，彼此一見鍾情──她高中畢業後，志願援藏，來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工作。她美麗聰睿，賢慧善良，我與她相戀一年，喜結終身伴侶，建立了溫馨的家。然而，「十年文革」中，我被扣上「黑幫」、「走白專道路的典型」等帽子，停職發配機關農場勞改，繼因家庭成份問題在大學畢業分配時遭遇不公之後，人生復遭厄運。唯吾妻不棄不離、關愛備至。至一九七一年，我終於洗清一切莫須有的罪狀，平反、復職，回家。一九八○年我倆奉調離藏，攜帶兒女返北京工作、上學，生活安定美滿。

我在西藏生活了二十五個春秋，直到如今已退休多年，高原的太陽一直溫暖著我的心。我感激西藏在我青春困頓之時敞開胸懷，接納了我，給了我一片最高遠、最遼闊、最純淨的天地。在那裡，我留下了足跡，從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