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跨代的台灣研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

序言

跨世代的新旅程：一項嚴肅的籲求　

1982 年7 月24 日，在第一任立委首次訪美的最後一場公開演講（在洛杉磯），以「台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為主題，我向超過一千位以上的台灣鄉親這樣說道：

台灣，快則三到五年，慢則五到十年，不管我們是否高興，也不管我們是否歡迎，終將迎接一個關鍵性轉變的時代。

這是一個前瞻性的提醒。1988 年1 月，隨著強人蔣經國病逝，「關鍵性轉變的時代」正式到來；同年3 月，台研會便是在這個「關鍵性轉變」的時點背景下成立。
　
台研會成立之際，即與1980 年代的學運世代同行。從台研會成立第二年起，便支持以碩士生為主體，完全自主舉辦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NGC），且連續支持九屆（1989 年到1997年）。其中不少碩士研究生畢業以後，分別到美歐各國大學繼續攻讀博士，他（她）們從1995 年起，開始在美國舉辦「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NATSC）1，由於 NATSC 初期的推動者及參與者和NGC 的推動者及參與者，不論在成員上和脈絡上，都有著濃濃的連結關係，台研會很自然視 NATSC 為NGC 精神的延續和擴大。因此從第一屆起便全力支持，且連續支持十七屆（1995 年到2011 年）。台研會今年已跨入第二十八年，其中與NGC 和 NATSC「兩會」同行時間長達二十三年（九屆加十七屆共二十六年，但其中有三屆重疊，故為二十三年）。兩者關係可謂既深且久，難怪學運世代提到台研會，都會親切地稱「我們的台研會」，是溫暖的「窩」、安心的「家」。
　
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期間，台灣只是統治者的「工具」，長期失去「自我」，也忘掉「自我」；解嚴之後，在尋找「自我」及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過程上，台研會扮演著「拓荒者」的角色，而 NATSC 則「異軍突起」，在國際舞台上，以意料之外的新生力量之姿，承擔著「跨界」又「跨代」的重要角色。

在學業壓力、資源不足、人地生疏的異國環境， NATSC 首須確保年會得以生存，繼須確保年會具有品質。早期的會長及工作團隊，先則經由人際關係動員，促成年會的舉辦，繼則經由網際網路call for paper，其後網際網路徵求論文的比重逐漸大於人際關係的動員， NATSC 乃由「人際關係」走向「公共法人化」，並逐步發展成「公共論述的知識社群」。隨著稿源拓寬，參加的學生增多，也逐步走出美國的校園範疇，擴及到加拿大、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日本、澳洲、南非等國，大概到第六屆年會，參加的成員已廣及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在夏威夷的年會，與會者多達百人）。NATSC 已名不符實，而可改為「全球台灣研究年會」。
　
NATSC 從「人際關係」走向「公共法人化」，從「美國本土」走向「全球各地」，代表 NATSC 量的成長與質的提升，也代表NATSC 受到各界更多的肯定與認同， NATSC 也因而漸漸發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台灣研究年會之一。從NGC 的九屆到 NATSC 的十七屆，歷經約一個世代，參與者（包括發表人、主持人、評論人及與會者）總共約有兩千人次，其中至少已有兩百人拿到博士學位，分別在世界各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擔任教職或從事研究工作；而在台灣，從中央研究院到台大、政大、清大、交大、中正、中山、東華大學等，更有不少人分別擔任要職，在未來十到十五年間，他（她）們有可能擔任更大要職，並傳承下一代，這是 NATSC 一幅「跨代」又「跨界」的圖像。

在第三屆（1997 年） NATSC 開幕致詞時，我曾表示，「這個年會，在海外，以前沒有先例，……這個年會應以世界格局自期自勉」；「台灣研究必須在學術性、主體性之外，還要兼具有世界性。我們不僅要能『從台灣看天下』，更要『從天下看台灣』；因為『從天下看台灣』，將是我們未來生存之道」。
　
在第13 屆（2007 年） NATSC 開幕致詞時，我曾表示 NATSC是「一個提供園地，尊重知識，探索真理的平台。在這裡，工作的團隊與參加的成員，也都有『家』的感覺。十三年來，這個『家』不分黨派，不分色彩，不分族群，不分地域，我們一起走過威權，走向民主，當台灣更需要我們共同關懷與付出的時刻，請大家能共同珍惜 NATSC 已經建立的形象，已經累積的公信力。讓 NATSC 有如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形容他所創辦的慶應義塾一樣，成為一個不管是『官軍或賊軍』，都感到是『安全的地方，在這裡大家一律平等』」。
　
1996 年，我二度到莫斯科拜訪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在交談中，戈巴契夫對我說，台灣有了經濟發展，也建立了民主，今後「應當可以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2003 年， 在台研會十五週年感言上，我寫道：「今天的族群與兩岸，就有如十五年前的台灣非常體制，是值得台研會嚴肅面對的」。2008 年，台研會創立二十週年，在〈讓我們來共同築夢〉一文，我寫道：「放眼當前世局與歷史潮流，東風正日益飛揚。中國雖然快速崛起壯大，但由於政治體制所限，很難完全鬆綁創辦這樣一所政經學院（LSE）；台灣的政經環境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台研會與新生代有著特殊的『革命情感』，兩者更有著長期的共同追求，如果台研會能抓住這種機運，珍惜足以代表整個世代的人才資產，並將這些可貴的資產結合在一起，共同築夢，一如費邊社與LSE 模式，來籌辦台灣政經學院（The Taiw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TSE），這不正是一個豁然開朗、水到渠成的夢嗎？」「從一百萬基金開始，走過二十年風雨歲月的台研會，能否在完全沒有資金、沒有校園、沒有建築物的條件下，基於一種歷史使命感、一種民族尊嚴、以及一種永恆的真理追求，來創辦一所以躋身於宇宙學術殿堂為己任的台灣政經學院，將是今後最大的考驗。這並不僅是我個人的『夢』，應當是有心人共同的『夢』，這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共同築的『夢』」。2013 年，在台研會創立二十五週年的紀念影片，我更強調這是需要「跨世代」共同接續才能築成的「夢」。

成立於1884 年的費邊社，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老「智庫」，也是英國史上最老牌的社會主義團體。費邊社從未走向極端，幾乎就是漸進、溫和、穩健的社會民主理念的歷史代言人。在一百三十餘年的歷史上，費邊社留給人類豐富的遺產，其中在學術上，費邊社更創辦在二十世紀引領世界三大思潮的倫敦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LSE）。
　
LSE 創校於1895 年，2015 年適逢建校一百二十週年。初創時，僅有幾間教室，沒有校園，沒有宏偉建築，沒有巨額資金， 但經過一百多年的耕耘，LSE 已成為英國繼牛津、劍橋大學之後，一所享譽全球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為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政經思想的發展主軸，而領導這三大思潮的靈魂人物，包括Harold Laski、Lord Beveridge、Friedrich Hayek、Karl Popper、Michael Oakeshott、 Anthony Giddens 等，都曾經是LSE 的核心成員。
　
這種世界級大師的人才輩出及匯集，正是LSE 得以躋身世界大學前沿、吸引世界各國學生前往就讀的關鍵所在。

當費邊社開始嶄露頭角時，主要的草創成員只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二十多年來，參與過台研會所支持的「兩會」（NGC 和NATSC）成員都為新生代，他們的學術影響力正在蒸蒸日上。
　
相對於費邊社後來為人類留下LSE 的先例，台研會是否也能為人類留下屬於東方、亞洲和世界的台灣政經學院（TSE），能為台灣歷史創立與LSE 相提並論、東西相互輝映的TSE，將是台研會今後如果要展現存在意義所面臨的最嚴肅課題，也是台研會新旅程所要追求的「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目標。
　
NATSC 的工作成員，在草創之初，都是以志工的身分，懷著關愛台灣的熱誠，將台灣研究從國內帶到國際舞台，並建立開放平台，共同探索知識，追求真理，這是一段有意義的人生旅程。NATSC，一如台研會一樣，另一深遠的影響便是將整個一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提供一個「實其心」的交流與匯集的園地。如果有那麼一天，當費邊社與LSE 模式，變成台研會與TSE 模式，台研會與NATSC 的其中參與者將有機會，在新的旅程上攜手同行，一如既往的二十多年，「為著前進而前進」。
 
黃煌雄
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
前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2015 年12 月21 日

前言

自己的歷史自己寫
潘美玲、林繼文、張隆志、楊孟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