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

緒論

二戰後結束日本統治迄今，已將近八十年，我們對於戰後臺灣歷史有多少了解？過去的歷史發展與臺灣現在的處境有何關係？美國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1942-）上任後已多次公開表示，如果中國武力侵臺，美軍會出兵保護臺灣。 但，美國與臺灣是何種關係？美國總統是以何種立場公開宣稱將出兵保護？今年（二〇二三年）七月，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臺灣國際團結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主張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的合法代表，並未涉及臺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也沒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的關係採取立場，或包含任何涉及臺灣主權的聲明。 那麼，過去中華民國宣稱「退出聯合國」，不等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嗎？臺灣現在又處於何種國際地位？

過去戒嚴時期統治當局掌握了歷史詮釋權，臺灣被定義為堅實的反共堡壘、三民主義建設復興基地，並對不利的國際新聞進行檢查控制，不使民眾知曉。民主化後學界研究高度關注威權體制特性、白色恐怖人權壓迫等議題，對於威權統治的外在條件則鮮少觸及。至目前為止，戰後歷史書寫所提供給我們對時代內外環境、行動者選擇的認識，乃至臺灣如何能從威權走到民主，都相當有限。

近年來中國侵臺野心日益明顯，美中關係日益緊張，臺灣應該如何應對？這與此一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我認識密切相關。例如戰後不久東亞冷戰局面形成，以美國為首的盟國如何處理臺灣問題，及此些處理方式所形成的國際地位狀態，即關係到我們對當前所處現況的判斷。又如極長一段時間內，臺灣被標榜為「自由中國」，是民主陣營的友好夥伴，但老大哥美國卻容許國民黨政府長期威權統治；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政府又轉而關切臺灣人權狀況，鼓勵走向民主化。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究竟為何變動、又有何不變的核心原則，對我們判讀對外關係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再者，高壓統治時期臺灣人曾經有過怎樣的政治訴求與積極行動，一九八〇年代政治情勢極度凜冽下連續發生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劉宜良命案後，蔣經國總統卻突然在一九八六年宣布將盡速解嚴。臺灣民主化如何得以達成？是統治者善心賜予還是集體犧牲奮鬥的成果？過程中有哪些助力與阻力？上述問題都牽繫著共同體的自我評價與價值追求。戰後政治史仍然充滿謎團，有待我們深入挖掘探索。

【反思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

解嚴以來，戰後臺灣史研究十分蓬勃，成績極為可觀，主要集中在兩個面向：首先是探問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特性的學術作品，包括黨國威權、一黨獨裁、社會滲透、特務統治、恩庇侍從體制、遷占者國家等各種詮釋方式。 其次是臺灣人民反抗威權、追求自由民主的歷史，包括大量的白色恐怖受害案件、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民主進步黨成立等等。 這些研究成果討論深入、見解卓越，但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一、這些成果將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視為不需挑戰的既定事實，戰後政治即是國民黨政府與臺灣人民互動的歷史。然而，戰後臺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嗎？臺灣與中華民國是何種關係？國民黨政府何以建立在臺之統治？二、臺灣人民的抵抗史可以等同於民主運動史嗎？國內有些學者致力於戰後臺灣獨立運動研究， 但似乎並未被視為民主運動史的一部分；甚至因為部分臺獨運動訴諸暴力手段，而成為尷尬的存在。臺灣獨立建國運動與民主運動關係如何？兩種運動之間是相容、相生，抑或相剋？

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另一個重要課題是民主化研究。臺灣民主化後流行一種「通說」，認為威權領導人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的發動者」。這種論述自蔣經國逝世後即鋪天蓋地而來，先是新聞媒體刊出以金耀基為首推崇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締造者的大量緬懷文章； 接著，國民黨相關機構陸續出版肯定蔣經國開創民主志業的紀念專書； 隨後一段時期並有許多蔣經國僚屬出書懷念他主動帶領民主改革的大情懷。曾追隨蔣經國十六年的文膽張祖詒就說，蔣自一九七二年擔任行政院長主理國政以來就矢志推動種種改革、為臺灣民主奠基。   

在緬懷蔣經國 做為民主推動者的論述中，國際學者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出資聘請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撰寫蔣經國傳記，他在大量訪問黨政軍官員後也認為，一九七〇年初期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黨內改革派早就體認局勢變化，必須漸進改革、擴大參與，指揮黨祕書長張寶樹、組工會主任李煥提名本省人在黨部任職，培養在野勢力成長，推動全民的、民主的政治組織，即使最後政局會由臺灣人主導也在所不惜；雖然中間有美麗島事件鎮壓，但這是為了維持黨內團結一致，以免改革進程失控；一九八〇年代鄧小平宣示改革開放政策後，蔣經國更清楚體認必須加速民主化進程，目的是為了影響中國走向同樣方向，為兩岸統一鋪路。 周陽山與他的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則指出，一九八六年蔣經國發動改革來自三個長期動因：國民黨對憲政民主的意識形態承諾、政治經濟社會條件成熟，以及不斷上升的黨外選舉訴求。而蔣的健康惡化，劉宜良案、十信案、中共統戰外交、華航貨機事件等內外震盪都加速了他推動改革。 甚至，中國學者林震也認為蔣經國晚年「親手結束國民黨獨裁壟斷政治、向反對派開放權力競爭」，是為了「向國家負責、向歷史交代」。 新聞媒體、蔣經國僚屬與學界共同建構出的「蔣經國神話」，至今是臺灣社會間歷久不衰的主流論述。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是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兩部作品《台湾：分裂囯家と民主化》、《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對臺灣民主化過程提出不同於上述的詮釋。 這兩本書都對臺灣威權體制特性有所梳理，也都強調一九七〇年代蔣經國主政是改革開端，差別在於前書著眼於國民黨政府主導的「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後者則分析包括政治菁英、權力正統性、國民統合意識形態與國家體制四個面向的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歷程。若林教授的研究融合許多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者的成果，提供一個全觀式架構，指出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過程與現象，而無論「分期付款式民主」或「中華民國臺灣化」，都是為了回應來自臺灣的社會變遷與民主運動壓力。

學者吳乃德更強烈挑戰「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發動者」的說法，他指出蔣經國神話之所以可以流傳的主要原因是蔣執政時正值臺灣經濟成長階段，戒嚴時期所有不利獨裁者的負面訊息都禁止傳播，而解嚴後受他提攜的人物仍然活躍於政壇。但是，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的發動者」最大的矛盾在於，人們忘記他本人正是威權體制中權力至高無上的獨裁者，也忘記在他發動民主改革之前數年，還曾下令逮捕所有民主運動領導人並判以重刑。 在另外一篇論文中，吳乃德進一步指出過去社會科學研究民主化如何可能，過度強調社會經濟發展先決條件，以及政治菁英間的談判策略過程，而忽略為數眾多的公民願意為民主價值奮鬥，冒著個人風險代價，付出熱情追求。他認為，這一稱為「人的精神理念」面向是一九八〇年代推促臺灣走向民主化的關鍵因素，因為威權當局一九七九年強力鎮壓反對運動後，反而引起臺灣民眾對民主運動強烈的同情與支持，導致一九八六年反對黨組成時獨裁者必須考量繼續鎮壓可能無效的後果而決定鬆手。 吳乃德並且以專書深入刻劃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過程與臺灣社會大眾所受衝擊後的情感動員，彰顯這一他稱為「臺灣最好的時刻」的動人集體記憶。

若林正丈與吳乃德顯然都將臺灣民主化的動力歸功於臺灣社會。尤其，吳乃德凸顯了臺灣民眾集體展現的無私、正義、團結和勇氣的特性，並著力書寫這段記憶，期望凝聚成「民族的精神資產」，其所標舉的「意志論」相當觸動人心，並且有助鼓舞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榮耀感與使命感。但筆者不免忖思，香港民眾自二〇一四年的雨傘運動至二〇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令全世界屏息注視，其所表現出爭取自由民主的集體意志、勇氣與決心令人動容，絲毫不下於臺灣人的抵抗運動。但在臺灣乃至世界各地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局外人也都相當清楚，在中國獨裁政府的強大壓制下，香港人的拚搏無異以卵擊石。因此，一九八〇年代臺灣人的反對運動能夠成功，除了可貴的精神意志外，應該還有重要的結構條件。

近年來蔣經國日記的開放，讓外界有機會接近獨裁強人的精神世界。林孝庭是第一位利用蔣經國日記檢視臺灣戰後政治發展的學者，他認為蔣經國缺乏民主DNA，無法接受反對黨打破一黨獨大，只想維持父權式、漸進式的開明專制，由國民黨繼續領導臺灣；但隨著來自美國的改革要求不斷上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形成的競爭壓力也與日俱增，為免臺灣陷入孤立，蔣經國晚年毅然推動全面政治革新與民主化進程，並且是真心推動民主，而非拖延時間緩和島內日趨緊張的政治態勢。 林孝庭以大量史料鋪陳蔣經國與戰後臺灣，並修正先前若干看法，是本書主要貢獻。但林孝庭筆下相當同情體恤蔣經國，例如以早年自由民主概念未普及為他開脫，對於白色恐怖、美麗島鎮壓、林宅血案等三大政治事件都輕輕帶過；但對開放黨禁、解除戒嚴、兩岸探親等德政則歸功於蔣的英明睿智，並高度肯定蔣作為臺灣民主發動者的功勞。因此學者黃庭康評論此書未能以史料批判態度分析蔣經國日記，對於蔣經國過於寬厚得有失公正。

戰後臺灣處境、臺灣人的訴求與行動、臺灣從威權轉向民主的過程，這些面向構成今日臺灣現狀，並與集體的共同未來方向密不可分，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中略）

【章節安排】

章節安排方面，本書除了緒論與結論外，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為「東亞冷戰下美國的臺灣方案」、第二部「蔣介石的反共王國」、第三部「民主化的進程」，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部聚焦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東亞冷戰確立初期，美國政府對臺灣問題的思考、策略與實踐。一九四九年因國共內戰情勢明朗、共產黨將勝出，美國政府不願臺灣落入共黨陣營手中，不再主張落實《開羅宣言》，嘗試以各種方案處理臺灣問題。美國政府曾提出幾個處理臺灣問題的方法，其一，要終止《開羅宣言》「將臺灣歸還中國」承諾，最佳理由是訴諸臺灣人民自決意願，即扶持臺灣獨立運動。其二，終止《開羅宣言》將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並衝擊美國政府形象，最好不要由美國單獨負責，應該將臺灣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其三，不得已的情況下必須扶持非共的中國人政權（Non-Communist Chinese Regime），但不再與蔣介石合作。第一章討論美國政府接觸、觀察與評估廖文毅為首的臺灣獨立運動，並說明臺灣社會對獨立運動的態度與國民黨政府的因應對策。第二章探討美國政府將臺灣問題送上聯合國大會議程的規畫與過程。此一做法嚴重衝擊國民黨政府在臺的合法性，本章也將關注國民黨政府如何強力動員，化危機為轉機。在第一、第二方案都不成功後，第三章則梳理《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對臺灣地位問題的安排，尤其是和約過程中美國與英國如何化解歧見、國民黨政府的核心關切與態度，以及《中日和約》如何處理臺澎居民國籍問題。此些處置結果與當前臺灣地位處境密切相關。

第二部討論國民黨政府如何一面因應美國政府要求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一面打造具有高度社會滲透力的威權獨裁體制，直至冷戰高峰期全面完成獨裁權力集中。第四章分析國民黨政府在不受臺灣社會歡迎與美國政府強力施壓情況下，巧妙推動與運用地方選舉與土地改革兩大政策，重新站穩腳步，並獲得美國政府肯定與支持。第五章梳理威權獨裁體制中如黨組織改造、軍隊整編、情治機關重整等核心工程建立過程，並檢視白色恐怖所體現的國共鬥爭殘酷特性。第六章討論威權獨裁體制下所形成的省籍問題，以及本省外省菁英如何嘗試跨越鴻溝共組反對黨。本章特別著重南韓政變對臺灣組黨運動的影響、美國政府對南韓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不同評價及其對臺灣自由化的態度。第七章梳理戒嚴時期另一種抵抗路線即島內臺獨運動的形成，其中包括武裝革命路線與體制內競爭兩種不同的策略與行動；其次討論國民黨政府處理方式與美國政府的態度。

第三部闡明國際外交環境變化與臺灣民主化契機的交互關係。第八章重新評價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蔣經國「有限的本土化政策」，並對比美國政府早已觀察到的由下而上「臺灣化」趨勢。第九章參考蔣經國日記與相關檔案史料，剖析自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至八〇年代多次政治暴力事件中，蔣經國對民主運動的應對態度。第十章探討甚少被論及的美國人權外交與民主促進政策對臺灣民主發展的衝擊，尤其是海外臺灣人如何利用此一人權與民主趨勢，透過國會遊說，靈活施加改革壓力於國民黨政府。第十一章則綜論在島內外民主運動合流及美國政府民主促進的壓力下，蔣經國晚年的處境、回應與身後布局，其次略述第一位臺灣人總統李登輝上臺之歷史機遇下所帶來的民主化變革。